司马光就是为说边事来的，神宗一句“此外人妄传”，想转移话题。
司马光问：“陛下知薛向之为人否？”薛向即支持种谔招降的陕西转运使。他是靠蒙祖父之荫而当的官，因此被科举出身的人看不起，但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干吏，尤善理财，为朝廷解决了许多难题。
神宗说：“固非端方之士也，徒以其知钱谷及边事耳。”神宗的评价是准确的，因他长期在缘边地区工作，对边事比朝廷诸公清楚得多。比如，陕西骑兵的马，过去靠自己养，养出来的马不胜战斗，而且年年亏损，他通过边境食盐贸易，用其所赚买西夏的马，一年就给部队补充了一万余匹优良战马。
司马光反驳说：“钱谷诚知之，边事则未也。”
神宗不想与他争论，再争下去，他秘密指挥招降的事就露馅了，便将话题转移到拟任参知政事的张方平身上。司马光上章反对提拔他，说他除了“文章之外，别无所长”，“奸邪、贪婪、鄙陋”，现在又当着神宗的面说他“奸邪贪猥”。神宗有点不耐烦地问：“有何实据？”
司马光说：“请言臣所目见者。”
不等司马光继续说下去，神宗勃然作色，说：“每有除拜，众言辄纷纷，非朝廷美事也。”
司马光见神宗发了火，也来了脾气，针锋相对地说：“此乃朝廷美事也。知人，帝尧难之，况陛下新即位，万一用一奸邪，若台谏循默不言，陛下从何知之？”
沉默半晌，神宗大概在猜想司马光“所目见者”为何事，琢磨他为什么要给张方平戴“奸邪贪猥”的帽子。在神宗眼里，张方平是个难得的人才，曾在他的奏章上批了这样一段十分罕见的话：“卿文章典雅，焕然有三代风，又善以丰为约，意博而辞寡，虽《书》之训诰，殆无加也。”[8]神宗想来想去，觉得司马光大概是说他迎合人主，怀有私心。因国库空虚，英宗的陵寝已无钱讲排场，神宗想降低标准，节省开支，召张方平问：“奉先（帝）可损乎？”张方平回答：“遗制故云，以先志行之，可谓孝矣。”先帝遗言讲要节省，按先帝的遗志办，就是孝。在以孝治天下的宋朝，别的方面可以省，先帝的陵寝是不敢省的，否则就是不孝，而新帝不孝就会危及统治地位。满朝文武，谁都知道没有钱建豪华陵墓，谁也不敢说这事儿。神宗自己说了，张方平为他找了理论根据，这当然也是一种迎合，但对朝廷对黎民都有益处。
想到这里，神宗冷不丁地问：“吴奎附宰相否？”司马光回答：“不知也。”神宗这一问明显是指在王陶弹劾韩琦时，吴奎跳出来维护韩琦，反过来弹劾王陶的事（见上章）。他接着问：“结宰相与结人主孰贤？”这个选择题是个陷阱，司马光没有上当，回答说：“结宰相为奸邪，然希意迎合，观人主趋向而顺之者，亦奸邪也。”
神宗没话了。谈话不欢而散。大概在这次对话后，神宗对司马光的认识又深了一层：这是一个天生的反对派。
御赐《资治通鉴》书名和御制序
在第二天宣布的大臣任免名单中，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升参知政事，司马光由权御史中丞改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
被司马光弹劾的张方平照当副相，而自己却从御史中丞改任翰林学士，虽是平职调动，但隐约透出贬意。干脆，翰林学士俺也不干了！他上《乞罢翰林学士劄子》[9]抗议说，我昨天弹劾张方平，今天就被换职，既然意见不被采纳，新的任命我不敢接受。他的好友吕公著时任翰林学士兼知通进银台司（职能类似今之办公厅），将他的任职命令上缴以示声援。神宗于是给司马光写了一道手诏：“朕以卿经术行义，为世所推，今将开迩英之席（迩英殿开经筵），欲得卿朝夕讨论，敷陈治道，以箴遗阙，故换卿禁林（翰林），复兼劝讲，非为前日论奏张方平也。吕公著封还，盖不知此意也。”
神宗玩的是帝王术，但说的也是实话，你不是凡事以经术来对照吗？那就让你专治经术好了。他越过通进银台司，让门将任职命令直接交给司马光，要他接受。这违背了办事程序。吕公著以辞职表示抗议：任命书不经过本司，等于封驳之权因我而废。神宗安慰他说，等迩英殿开讲，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然而，神宗的安慰并没有使事态平息，司马光又上《除兼侍读学士乞先次上殿劄子》[10]，说：“臣虽木石，亦将开悟，况含气血，得为人类！”他开悟了什么呢？皇上不就是要我讲经术，而不要掺和时政吗？那好，翰林学士我也不当，就专职当侍读学士好了。他还有一个私人请求，希望面见神宗，当面陈述。
他这个私人要求，就是摆脱翰林学士的公务，专心修《资治通鉴》。
此前，神宗已经告诉他，拟将他主编的《通志》命名为《资治通鉴》，并将亲自为之作序。老实说，他这个私人请求正中神宗下怀，但作为皇帝，却不能答应他，否则将会造成很不好的政治影响。因为在官场看来，一个高官没有其他职务而专遣编书，会被视为是贬谪。
司马光、吕公著等越与神宗闹别扭，神宗越是盼着王安石早日到京。韩琦罢相离京判相州（今河南安阳），神宗与之挥泪告别，问：“卿去，谁可属国者？王安石何如？”韩琦当即表示：“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为什么不可？他没有说，神宗也没有再问，大概在想，这两句话用在司马光头上挺合适的。
司马光确实太书生气了。他在那里用儒家经典对照皇上，对照大臣，却看不清政治大势。神宗锐意改革，他首先必须搭起改革的新班底，把有碍改革的老臣换下来。司马光的耿直和书生气，有时却在无意中帮神宗的忙。比如，前面神宗让他当封事详定官，很明显，神宗是想打民意牌为改革造舆论，司马光不明就里，对神宗说：“陛下询刍荛以广聪明，斯乃社稷之福，而非大臣之利也。”当时御史正在猛攻韩琦，司马光的这番话不也是在攻韩琦吗？倒是被他弹劾的张方平比他清醒，已经意识到朝廷所有一切人事变动，都是为了给王安石上台铺路。他任副相不几天，父亲死了，要回去丁忧，临走时还不忘坚决反对起用王安石。
十月初四，迩英殿开经筵，下课后，神宗专门留下吕公著，对他说：“朕以司马光道德学问，欲常在左右，非以其言不当也。”但几天后，他就透露了变动司马光职务的真正原因。他问吕公著：“（司马）光方直，如迂阔何？”吕公著回答说：“孔子上圣，子路犹谓之迂；孟轲大贤，时人亦谓之迂。况（司马）光者，岂免此名！大抵虑事深远，则近于迂矣，愿陛下更察之！”到底是虑事深远近乎迂？还是泥古不变谓之迂？两人说不到一块，吕公著仍然坚决要求辞去知通进银台司的职务，神宗答应了。既然你吕公著把司马光比之孔孟，那我让他干孔孟的事——编书讲学。
十月初九，司马光在迩英殿进读开讲。神宗宣布，赐书名为《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并将自己亲自写作、书写的序言面授司马光，令书成后写入，还将颍邸（颍王府，神宗做太子时为颍王）藏书四千四百零二卷捐给司马光的书局。御制序曰：
朕惟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能刚健笃实，辉光日新。《书》亦曰：“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诗》《书》《春秋》，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于后世者也。
汉司马迁 （缀辑）石室金匮（皇家所藏）之书，据左氏《国语》，推《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采经摭传，罔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驰骋上下数千载间，首记轩辕，至于麟止，作为纪、表、世家、书、传，后之述者不能易此体也。惟其是非不谬于圣人，褒贬出于至当，则良史之材矣。
若稽古英考（英宗），留神载籍，万机之下，未尝废卷。尚命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论次历代君臣事迹，俾就秘阁翻阅，给吏史笔札，起周威烈王，讫于五代。（司马）光之志以为周积衰，王室徵，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平王东迁，齐、楚、秦、晋始大，（齐）桓、（晋）文更霸，犹托尊王为辞以服天下。威烈王自陪臣命韩、赵、魏为诸侯，周虽未灭，王制尽矣！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繇（本）也。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六卷（实为二百九十四卷），列于户牖之间而尽古今之统，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总会，策牍之渊林矣。
荀卿有言：“欲观圣人之迹，则于其灿然者矣，后王是也。”若夫汉之文（帝）、宣（帝），唐之太宗，孔子所谓“吾无间焉”者，自余（其余）治世盛王，有惨怛（忧伤）之爱，有忠利之教，或知人善任，恭俭勤畏，亦各得圣贤之一体，孟轲所谓“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至于荒坠颠危，可见前车之失，乱贼奸宄（坏人），厥有履霜之渐。《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
这里，神宗把司马光与司马迁相提并论，说《通鉴》“尽古今之统，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渊林”，评价之高，高到了无以复加。司马光在《涑水记闻·附录二》中明确记载，这篇序是“（皇）上自制自书”的，在他进读三家分晋后，神宗“顾禹玉（王珪字）等，称美久之”。
神宗在经筵上给了司马光崇高的礼遇，这让他暂时忘却了官场上的不快。他重新满怀信心，要通过讲《通鉴》，把年轻的皇帝培养成一代明君。
[1]《王安石诗文编年选释》。
[2]《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治平四年四月》。
[3]《传家集·卷二十·陈三德上殿劄子》。
[4]《传家集·卷三十九》。
[5]《传家集·卷四十一》。
[6]《传家集·卷四十一》。
[7]同上。
[8]《宋史·卷三百一十八·张方平传》。
[9]《传家集·卷四十一》。
[10]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