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虽没能阻止变法的车轮向前，但在舆论阵地上，他反变法的旗帜仍在高高飘扬。
自变法开始以来，朝廷每办一事，每任一人，无不满朝汹汹，对此，神宗也开始不满意了。熙宁三年（1070）三月十八日，他单独会见王安石，两人有以下对话：
王安石问：“陛下知今日所以纷纷否？”
神宗说：“此由朕置台谏非其人。”
王安石说：“陛下遇群臣无术，数失事机，别置台谏官，但恐如今措置，亦不能免其纷纷也。”
那为什么即使换人也不能“免其纷纷”呢？神宗在条例司多用变法派，而台谏官多用保守派，就是要故意让下面对立，最后由他来平衡。现在看来，如果台谏官一起反对变法，变法将难以继续。大概从这时开始，神宗和王安石开始对台谏动手术了。
两个“大胡子”之贬
手术首先动在了两个“大胡子”头上。
第一个是“孙大胡子”孙觉。神宗初即位，他为右正言，机密之事也与之商量。枢密副使邵亢无所作为，神宗欲以陈升之取而代之，孙觉上疏如神宗所言。神宗以此误认为他是希意迎合，令降其两级，但北宋谏官历来只有外放之贬，而无降级之罚，孙觉反复请求外放，遂外放为越州（绍兴）通判，不久改知通州（南通）。王安石执政后，于熙宁二年（1069）将其调回，任知谏院，想让他控制谏院，从舆论上支持变法。谁知他一回京，就与王安石唱开了反调。王安石说青苗法是复《周官》泉府赊贷之法，他却说《周官》对此语焉不详，后人注释多为“疑文虚说”，不可为据。保守派反变法的一张“王牌”，就是强迫摊派青苗钱。陈留县令姜潜张榜三日，无一人请贷，被作为典型事例（见第二十四章）。情况到底如何？王安石派孙觉去调查，他还没去，就上疏说此事假不了，用不着调查，应赶紧废除青苗法。其实，姜潜这时因害怕调查，已挂冠而去了。一看实在没法合作，王安石将孙觉贬知广德军（安徽广德县）。
“孙大胡子”被贬走了，他留下的一句狠话却连累了“吕大胡子”吕公著。说起来，王安石能参大政，与吕公著的推荐不无关系，而吕公著能当上御史中丞，又多亏王安石举荐。他反对提拔吕惠卿，反对青苗法，但贬他的理由却是神宗的一个误记忆。韩琦上疏反对青苗法被条例司批驳，“孙大胡子”说：“今藩镇大臣如此论列而遭挫折，若当唐末、五代之际，必有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者矣。”因孙觉与吕公著都是大胡子，神宗搞混了，安到了吕公著头上。“兴晋阳之甲”、“清君侧”都是指藩镇兴兵问罪中央，碰到了赵氏皇帝最敏感的神经。王安石正愁找不到理由贬吕公著，于是靠坡骑驴，将他贬知颍州。他传达圣旨，要求在贬敕中明书其罪，但宰相曾公亮、陈升之怕因此引起地方长官的不安，只同意写“敷陈失实，援据失当”，一直争到日落，最后王安石妥协，便以此八字为贬辞。已辞河北安抚使、改知相州（安阳）的韩琦听说朝廷有人传他要兴晋阳之甲，未免吓出一身冷汗，赶紧打报告，请从相州改知徐州。因相州屯有重兵，而徐州兵力很小。
得知吕公著因言“藩镇欲兴晋阳之甲”被贬，司马光霍地站起来，大声说，这不可能！他相信一向稳重的吕公著不会讲如此鲁莽的话。冷静一想，记起来了：孙觉在议青苗法时，曾说“韩琦欲兴晋阳之甲以讨新执政”。他要还吕公著一个公道，但又不能把孙觉卖了，陷入两难。
吕公著被贬走不几天，一个小人物来到京城，引起满朝哗然。
此人乃秀州（今浙江嘉兴）军事推官李定，是王安石的学生，因孙觉此前极力推荐而被召。李定来京，首先去拜访他景仰的右正言、知谏院李常。李常问：“你从南方来，百姓对青苗法如何看？”李定说：“皆便之，无不善者。”李常关心地说：“今朝廷方争此，君见人切勿为此言也。”他接着又去拜访王安石，说：“我就知据实而言，不知京师不得言青苗之便也。”王安石听罢大喜，密荐于神宗，请神宗召见。神宗听了李定的“据实而言”，龙心大悦，批示中书，要提拔他知谏院（自从八品至四品）。宰相曾公亮、陈升之认为没有这么越级的，坚决抵制，最后达成妥协，准备改任监察御史里行。就这还是越了级（自从八品到从七品）。右谏议大夫、知制诰宋敏求拒绝起草敕告，上奏说，按规矩，当御史必须太常博士经历两任通判，后因合乎规定者少，便许选通判未满任者。李定现在不过是个幕职官，直接当御史，破坏了朝廷官制。他封还词头，并请求辞职。神宗在他的辞呈上批示：敏求“文字荒疏，旷其职业，不能者止，其义可从”。知制诰李大临、苏颂前赴后继，也被罢免。这就是“熙宁三舍人”事件。
紧接着，知谏院李常，监察御史里行程颢、张戬、王子韶，侍御史知杂事陈襄，接二连三，纷纷被贬。司马光感到舆论阵地就要丢失了，而一旦台谏为王安石所掌握，变法就会像脱缰的野马四处狂奔。他要奋起保卫舆论阵地了。
经筵——最后的舆论阵地
四月二十六日，是开经筵的日子，由司马光进读《通鉴》。这次要读的是贾山上疏。贾山是汉文帝的御史，其名言“为人臣者，以直谏王，不避死亡之诛”被历代谏臣奉为圭臬。读罢贾山上疏，他借题发挥说：“秦皇帝居灭绝之中而不自知”，接着便大讲帝王从谏之美，拒谏之祸，给神宗来了一段含沙射影的谆谆教导：
晏子曰：“和与同异（和与同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水火、醯（醋）醢（酱）、盐梅，皆相反之物，宰夫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厨师调味，补其不足之味而使过重之味减轻），若羹已咸，复济以盐；已酸，复济以梅，何可食也？”伊尹（商代名相）戒太甲（第五位商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人之情，谁不欲顺己而恶其逆，惟圣贤知顺之损，知逆之益。譬如酒醴虽适口而醉人，药物虽苦口而除病。是以臣之于君，刚则和之，柔则掖之，明则晦之，晦则明之。非故相反，欲裁其有余，补其不足，以就皇极（帝王统治的准则）耳。若逆己者即黜降，顺己者即不次拔擢，则谄谀日进，忠正日疏，非庙社之福也。
（《长编·卷二百十·熙宁三年四月甲申》）
这段话司马光没有写在《通鉴》中，似乎是对晏子观点的即兴发挥，其实不然，这是他对自己为臣之道的集中表述，即君臣相反相成，以成就皇极；同时也是他的哲学思想——中和论的必然反映。为什么他总是像一个天生的反对派？我们可以从这里找到答案。当然，他今天不是为了表白自己，而是在批评神宗贬谪台谏官。神宗不傻，一听就明白，插话说：“舜‘墍（疾）谗说殄行’（即挑拨离间的言论和残暴的行为。语出《书·尧典》）。若台谏欺罔为谗，安得不黜！”司马光不想在经筵上与神宗争论，说：“臣因进读及之耳，时事臣不敢尽论也。”越是否认越说明还有话说，所以在经筵结束后，神宗把司马光留下来，君臣有一段坦诚但不欢而散的对话。
神宗说：“吕公著言藩镇欲兴晋阳之甲，岂非谗说殄行？”司马光一直想要找机会为吕公著正名，神宗主动说起了吕公著，司马光却不便说出真相，只好说：“公著平居与侪辈言，犹三思而发，何故上前轻发乃尔？外人多疑其不然。”[1]
你怀疑搞错了，我不这么认为。神宗说：“此所谓‘静言庸违’者也。”静言庸违的意思是嘉言戾行，言是行非，语出《尚书·尧典》，是尧评价共工的话。司马光看神宗对“欲兴晋阳之甲”这句话耿耿于怀，便将话题转移到变法上来，说：“公著诚有罪，不在今日。向者（过去）朝廷委公著专举台官（御史和谏官），公著乃尽举条例司之人，与条例司互相表里，使炽张如此。逼于公议，始言其非，所谓有罪也。公著与韩琦亲（姻亲），何故以险语谗之？”这一反问有道理，神宗说：“非谗（韩）琦也，志在君侧之人耳。”
不错。司马光马上接过话题说，吕公著的罪状，贬敕上说是挑拨韩琦与朝廷的关系，但外人都说真正的罪状是请求撤销条例司，是斥责吕惠卿为奸邪。神宗说，王安石不好官职，奉养甚严，可谓贤者。的确，在廉洁自律上，反对他的人也找不出任何毛病。司马光只好接话说：“安石诚贤，但性不晓事而愎，此其短也。又不当信任吕惠卿，惠卿奸邪，而为安石谋主，安石为之力行，故天下并指安石为奸邪也。”
这段话让神宗笑起来。是赞赏的笑，还是讥讽的笑？司马光顾不上去考虑，一心想着要借这个机会说服神宗，把王安石新调来的台谏官搞下去，而把被贬谪的自己人保回来，便开始主动出击，问神宗：李定有什么特殊才能，为什么越级提拔？神宗回答说，孙觉推荐，邵亢也说他有文学，澹泊名利，我与他谈话，发现他确有经术，所以放在言路试用。司马光又问，宋敏求封还词头，为什么撤职？神宗说，撤宋敏求不是因为封还词头，而是他在起草贬谪吕公著的告敕时对抗圣旨。司马光在极力为宋敏求辩护后，又谈到李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