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日，吕诲家仆人突然来向司马光报告：“吕谏议快不行了！想见留台最后一面。”司马光“啊”了一声，赶紧坐上马车赶往吕诲住处。吕诲以“鲠直”名，宦海三起三落，皆因“直言”，最后一次是弹劾王安石（见第二十一章）。他先是被贬知邓州，后改知河南府，命令还没宣布，就因病改为以右谏议大夫提举西京崇福宫。提举宫、观，是宋真宗伪造天书，大修宫、观之后而出现的官名，开始只是兼任的荣誉职务，后来成为安置老弱和贬官之职。吕诲笃信佛，来洛后凡有高僧开堂说法，必往听之。但佛法没能使他病体康复，病情日甚一日。他上疏请求退休，临死不忘反对变法，以己身之病来暗讽王安石祸害朝廷：“臣本无宿疾，医者用术乖方，妄投汤剂，率性情意，差之指下，祸延四支（肢）。一身之微，固无足恤，奈九族之托何？”弥留之际，他立下遗嘱，请司马光为他作墓志，且希望能见最后一面。司马光赶到时，他已闭上双眼，但司马光的痛哭声又让他最后一次睁开了眼睛，说：“天下事尚可为，君实勉之！”司马光问：“还有别的嘱咐吗？”“无有。”吕诲说罢，断气了，享年五十八岁。
在给吕诲写的墓志铭[3]中，司马光借叙述墓主生平，不点名地笔伐王安石：
今上即位……素闻其（吕诲）强直，擢为天章阁待制，复知谏院，迁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是时，有侍臣弃官家居者（指王安石），朝野称其材，以为古今少伦。天子引参大政，众皆喜于得人，献可（吕诲字）独以为不然，众莫不怪之。居无何，新为政者，恃其材，弃众任己，厌常为奇，多变更祖宗法，专汲汲敛民财，所爱信引拔，时或非其人，天下大失望。献可屡争不能得，乃抗章悉条其过失，且曰：“误天下苍生必此人。如久居庙堂，必无安静之理。”又曰：“天下本无事，但庸人扰之”……
河南府牧监刘航是司马光的“同年”，也是因反变法被贬到洛阳来的，是位书法家，擅长魏碑，主动要求书碑。可一看碑文如此尖锐，缩了。众人劝司马光修改，他说，墓志句句是实，岂可易一字！于是一时没人敢书。此时，刘航之子刘安世拜见司马光，说，后生魏碑不在家父之下，如不嫌弃，愿书之。司马光好不感动，在征得吕诲家人意见后，交给他书写。刘航担心不已，要求司马光不将墓志外传，并请吕家不让他人拓片。谁知蔡天申花五十两银子买通了刻字匠，将墓志拓下，送到东京，交给王安石以邀功。他没有想到的是，王安石看到拓片后一点没生气，还将其装裱后挂在书房的墙上。
吕诲之子吕由庚将其奏章编为一集，请司马光作序。司马光序[4]曰：
呜呼！献可以直道自立，始终无缺，而官止于谏议大夫（四品），年止五十八。彼不得以其道得者，或位极将相，寿及胡耇。从愚者视之，则可谓愤邑。从贤者视之，以此况彼，所得所失，孰为多少邪？后之人得是书者，宜宝蓄之，当官事君，而能效其一二，斯为伟人矣！
这个评价，显然感情超越客观了。司马光身隐于西京，而心还在东京，隐，何其难也！
“为问市朝客，红尘深几何？”
送别吕诲后，司马光决定回老家看看。回乡祭祖仿佛是他一个医治心理创伤的灵丹妙方，治平二年（1065）三月，他与韩琦怄气时请假回乡过，这一次连假也不用请了。等他回到洛阳时，发现留台住处有了变化。仆役在房子旁边的空地上开出了一片菜园，更让司马光高兴不已的是搭起了一个藤萝架，种上了一些野花。司马光参与进来，又种上荼、牵牛、丝瓜、葫芦。渐渐地，这些植物成活了，长大了，爬上了藤萝架，开出了鲜艳的花朵。司马光将之命名为花庵。花庵成为他的怡神之所和吟咏对象，其《花庵二首》[5]云：
谁谓花庵小？才容三两人。君看宾席上，经月有凝尘。
谁谓花庵漏？徒为见者嗤。此中胜广厦，人自不能知。
看来他经常是一个人独坐花庵，因为宾席上“经月有凝尘”。虽口说“此中胜广厦”，其实仍然难脱红尘。其《花庵独坐》[6]云：
荒园才一亩，意足以为多。虽不居丘壑，常如隐薜萝。忘机[7]林鸟下，极目塞鸿过。为问市朝客，红尘深几何？
在写给邵雍的诗中，他感叹说：“犹恨簪绅未离俗，荷衣蕙带始相宜。”[8]初到洛阳时，他好像还只有邵雍这一个朋友。邵雍字尧夫，著名的易学家，长司马光八岁，隐于洛水之滨。司马光的意思是要像邵雍那样“荷衣蕙带”才是真隐。
其实，邵雍也算不上纯粹的隐士。他科举落第后无意仕途，嘉祐年间从伊川迁居洛阳，时任西京留守的王拱辰曾举荐他为将作监主簿，吕诲也曾举荐他为颍州团练推官，均被谢绝。他不接受朝廷的官职，却不拒绝官员的馈赠。他的住所就是王拱辰“送”给他的一座园林。王拱辰为官自奉奢侈，营私敛财，干吗对他如此大方？他想死后葬在北邙，而邵雍给他在龙门山南相中一块风水宝地，据说是尧之故宅（现伊川城关镇尧地村）。王拱辰大喜，重金相酬被谢绝，见邵雍住处卑小，便想着送他一座宅邸。原五代节度使安审琦的府邸建筑已毁，但位置极佳，园林尚存，而另一节度使郭崇韬的府邸建材犹在，于是用郭府的建材在安府的地基上建起三十多间房子，“租”给邵雍却不收租金，且有官物特供。这座园林中最有名的景观是丛春亭，站在此亭上，可见洛水自西汹涌而至，叠石而成的天津桥直立蓄其怒而泄洪，下有大石与水相激，喷薄而霜雪，声闻数十里。邵雍搬进来，命名为“安乐窝”，自诩“安乐主人”。另外，洛阳的达官贵人家里差不多都有一处专供他休息的房子，也叫“安乐窝”。春秋时节，他坐着一辆由黄牛拉着的小车，来往于王侯之家。将至某家，无论老少妇女良贱都到门口迎接，待若上宾。他能用《易》搞预测却从不给人算命，主要用《易》研究历史。他把中国历代王朝分为皇、帝、王、霸四类：推行无为而治谓之皇，推行恩信政治谓之帝，推行公平政治谓之王，推行智力政治谓之霸。如此分类本已无据，他又以此导出一个结论：“三皇之世如春，五帝之世如夏，三王之时如秋，五伯之世如冬。”[9]。那么，宋之前的五代如啥呢？如冬，是霸道政治，正当末运，乃“日未出之星”[10]。不用说，宋就如春，是喷薄而出的朝阳，正当盛世了。又说：“五代如传舍，天下徒扰攘。不有真主出，何由奠中央。”[11]“五胡十姓，天纪几焚。非唐不济，非宋不存。千世万世，中原有人。”[12]显然，他的学说特别是社会历史观是为赵宋皇帝服务的。
司马光不赞成邵雍的社会历史观，认为“王霸无异道”，皆“本仁祖义，任贤使能，赏善罚恶，禁暴诛乱”，差别在于“名位有尊卑，德泽有深浅，功业有钜细，政令有广狭耳，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也”[13]。但是，“礼乐可以安固万世，所用者大，刑名可以输劫一时，所用者小。其自然之道则同。”[14]
邵雍虽非官员，也是变法的“受害者”，王拱辰给他的“安乐窝”是公房，新法要清理公产，房子要清退，特供也被取消了，以致他喝酒成了问题。其《无酒诗》云：“自从新法行，常苦樽无酒。每有宾朋至，尽日闲相守。必欲丐于人，交亲自无有。必欲典衣买，焉能得长久？”司马光与邵雍此前未曾谋面，他到洛阳不久，邵雍曾登门拜访。初次见面，司马光问他，先生看我是何等人？邵雍说：“君实乃脚踏实地之人。”两人相谈甚欢，司马光从夏县回来，便去回访他。
“程秀才求见！”哪里冒出个程秀才来？邵雍一看是司马光，煞是纳闷。互相之间掉书袋子，是文人雅兴。司马光见一下难住了这位易学先生，忙说，《史记》载，司马出自程伯休父。哦！邵雍恍然大悟，司马氏是程姓分出来的。司马光刻一私印曰“程伯休父后”。说起要腾退房子，邵雍告诉他，有司正在“拍卖”，一旦出售，就得搬走，但现在还无买主。说起司马光送给他的诗，邵雍说：“荷衣蕙带，乃不得已也。在我看来，以进为进，安石也；以退为进，君实也。”邵雍一眼就看穿了司马光，司马光回应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说罢，两人大笑……
[1]《传家集·卷六》。
[2]《传家集·卷九》。
[3]《传家集·卷七十六》。
[4]《传家集·卷六十九》。
[5]《传家集·卷九》。
[6]同上。
[7]机：捕鸟的网。
[8]《传家集·卷四·花庵诗寄邵尧夫》。
[9]《皇极经世书·卷一二·观物篇之五九》。
[10]《皇极经世书·卷一二·观物篇之六〇》。
[11]《皇极经世后》诗。
[12]《经世吟》诗。
[13]《资治通鉴·卷二七·汉宣帝甘露元年》。
[14]《扬子法言·卷三·问道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