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静下心来编《资治通鉴》了。
自离开京师知永兴军，再到判西京留台，大半年时间过去了，司马光还没有真正坐下来编那本大书。他忙着反变法，忙着搬家，忙着选地建园。而他在忙这些的时候，《资治通鉴》书局险些夭折了。
修书不胜于当伶官吗？
熙宁三年（1070）刘攽离开书局后，刘恕也因要奉养双亲回到江西南康，书局中就剩下范祖禹一位同修官了。他是来接替刘攽的。他六月来，司马光九月离京，留在京城的书局临时由他主持。范祖禹级别低，小小九品，初来乍到，情况还不熟悉，奉派为书局服务的宦官立马变了脸，胥吏们过去跟着司马光享受御厨供应的酒食，现在处处受气，人心思散。
范祖禹毕竟年轻，一时乱了方寸，在苦撑一年多后，他写信向司马光请示：干脆！解散书局，该干啥的干啥去。
范祖禹的信，对司马光无异于晴天霹雳。
自被赋闲之后，编修《资治通鉴》是司马光生命的全部，是他政治理想的唯一寄托，是他发表政见的唯一平台，解散书局，无异于要他的命。回想书局在开封开张以来，他尽管政务繁忙，又处于变法与反变法的漩涡之中，但因为汉代以前史料不多，所以编修较为顺利，治平四年（1067）进呈《汉纪》前三十卷，熙宁三年（1070）九月他离开开封知永兴军前，《汉纪》后三十卷和《魏纪》十卷已经编成。加上书局成立前他编成的《通志》（即《资治通鉴》之《周纪》五卷、《秦纪》三卷），五年之内，合计完成五十八卷（据王曾瑜《关于编写〈资治通鉴〉的几个问题》）。然而，他离开开封前后，书局的命运真是一波三折。他得心应手的两个助手，刘攽被贬走了，彻底离开了书局；刘恕虽然还是书局的人，但回南康军奉养双亲去了。范祖禹替代刘攽为同编修，专治唐史，但他毕竟年轻，缺少经验，司马光虽不在开封，但没少给他指点、批评。眼看他渐渐上路了，他却想逃离了。
“示谕求罢局事，殊未晓所谓。”司马光回信用这句话开头，可以看出他有点生气了。我们已无法看到范祖禹给司马光的这封信，不敢臆断其“求罢局事”的具体原因，但有一点是可以想见的，即司马光离京后，书局支离破碎，局不成局，三个编修、同编修，一个在洛阳，一个在南康，一个在开封；三人商讨问题和编务沟通全靠书信往来，诸多不便；书局留在开封，编修（书局首长）却在洛阳。书局不跟首长走，的确有诸多不便。所以，司马光建议把书局迁到洛阳，希望范祖禹能跟随他到洛阳修书：
“光若得梦得（范祖禹字之一）来此中修书，其为幸固多矣。”
“若依所谓废局，（司马）光自修，梦得还铨（铨选，即脱离书局当官），胥吏各归诸司，将若之何？光平生欲修此书而不能者，只为私家无书籍、笔吏，所以须烦县官（宋人非正式场合对皇帝的称呼）耳，今若付光自修，必终生不能就也。”
“吾曹既未免禄仕（官员俸禄），古之人不遇者，或仕于伶官（演员），执皇（笙）秉翟（野鸡尾羽制作的道具），修书不犹愈乎？”
（金晦明轩刊《赠节入注附音司马温公资治通鉴》，转引自李金山《重说司马光》第319页）
修史书固然辛苦，无权，但与古之不遇之人当伶官相比，不是强多了吗？这里自然有对演员的歧视，但把修史书与当演员相比，也反映了当时史学地位的低下。因为科举只考诗赋和儒家经典，所以社会重经轻史，认为史书“于科举非所急”。因此，修史书是个坐冷板凳的差事，不仅要有学识，更需要有牺牲精神。
范祖禹被司马光说服了。随后，司马光向神宗打了把书局迁到洛阳的报告，诏准，令将崇福寺作为书局办公地点。熙宁五年（1072）正月，范祖禹押着十几辆马车，带着书局到达洛阳。一老一少两位史学家相见，欣喜之情难以言表。但范祖禹似乎并没有留下，而是回到开封继续修书。次年，即熙宁六年（1073），他当点检试卷官，进士李士雍“对义犯仁宗藩邸名”，而他没有发现，因此被降“远小处差遣”[1]。于是他离开开封，到了洛阳的书局，陪了司马光十三年，直到《通鉴》最后修成。
创编年史撰写程序之圭臬
书局到洛阳后，按照司马光的分工：刘恕负责晋至隋的长编后再负责五代史长编，范祖禹负责唐史长编。长编是一种史学专用名词和史书体裁，大概就如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南宋李焘所编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时，设计了科学的编写程序。李焘说：“臣窃闻司马光之作《资治通鉴》也，先使其寮采摭异闻，以年月日为丛目；丛目既成，乃修长编。唐三百年，范祖禹实掌之，光谓祖禹：‘长编宁失于繁，无失于略。’今《唐纪》取祖禹之六百卷，删为八十卷是也。”[2]可见，编写分三道工序：第一道编丛目，第二道编长编，第三道定稿。我们千万不可小瞧了司马光设计的这个编写程序，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使史学真正成为科学的程序。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史学地位所以能与司马迁的《史记》比肩，被并称“两司马”，固然在于其作品的史学价值，同时也因为他们开创或完善了治史的科学方法，司马迁开纪传体史书之先河，而司马光设计的撰写《资治通鉴》的科学程序和体例，成为治编年史之圭臬。
对司马光的科学治史方法，当代著名宋史专家王曾瑜先生在《关于编写〈资治通鉴〉的几个问题》[3]一文中，根据司马光《答范梦得》[4]一信，将编写过程介绍得相当清楚：
（一）丛目：丛目是以年月日为顺序的史料索引。范祖禹负责《唐纪》的丛目，司马光教他“将实录事目标出，其实录中事应移在前后者，必已注于逐事下讫（假如实录贞观二十三年，李靖薨，其下始有靖传。传中自锁告变事，须注在隋义宁元年唐公起兵时。破萧铣事，须注在武德四年灭铣时……他皆仿此）”。当时，他们能看到唐朝的编年史实录，故用实录作为丛目的底稿。“事目”是提纲索引，流传至今的司马光《通鉴稿》当是事目一类。
把实录处理好后，在“将《新、旧唐书》纪、志、传及《（唐）统纪》《（唐年）补录》并诸家传记、小说，以至诸人文集稍干时事者，皆须依年月注所出篇卷于逐事之下”。总之，要将所有史料都依年月日作索引，在“事目”之下标明“篇卷”出处。司马光强调，如“实录所无者，亦须依年月日添附。无日者，附于其月之下，称是月；无月者，附于其年之下，称是岁；无年者，附于其事之首尾；有无事可附者，则约其时之早晚，附于一年之下；但稍与其事相涉者，即注之过多不害”。他要求索引应尽可能详尽完备，没有疏漏。
经过丛目这道工序，使所有史料都按年月日顺序得到了整理，下一步就可写长编了。
（二）长编：长编是最详尽的编年史。现存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就是仿照《通鉴》长编而写的。长编的写作原则是“宁失于繁，无失于略”。
司马光向范祖禹交代编写方法说：“其修长编时，请据事目下所该《新、旧（唐书）》纪、志、传及杂史、小说、文集尽捡出一阅”，即按索引翻阅全部有关史料，然后编写。“其中事同文异者，则请择一明白详备者录之。彼此互有详略，则请左右采获，错综铨次，自用文辞修正之”。“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违戾不同者，则请选择一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者，修入正文，馀者注于其下，仍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附注的格式是：“先注所舍者，云‘某书云云，某书云云，今案某书证验云云。或无证验，则以事理推之云云。今从某书为定’。若无以考其虚实是非者，则云：‘今两存之。’”
长编的正文“并作大字写”，要写得详细，遇到不同记载须作附注，说明取舍的理由。长编的附注就是现存《通鉴考异》的底稿，《通鉴考异》也全部是按附注的格式写的。
此外，还有两条规则：“凡年号皆以后来者为定。假如武德元年，则从正月便为唐高祖武德元年，更不称隋义宁二年”；第二，“凡有人初入长编者，并告于其下注云：‘某处人。’或父祖已见于前者，则注云：‘某人之子或某人之孙。’”《通鉴》定稿也是依这两条规则编写的，所不同者，后一条已不作附注，而纳入正文。
丛目和长编两部分工作由司马光的助手刘恕、刘攽和范祖禹承担，而他本人则承担定稿。
（三）定稿：在编丛目和写长编时，充分发挥三个助手的专长，然而他们的专长只能发挥到写完长编为止。最后定稿，由司马光一人包揽，不容助手置喙。助手们对史实的考订也是只供参考，定稿的审是非、定取舍由他一人独断。刘恕的儿子刘羲仲曾说：“道原（刘恕号）在书局，只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司马光号）笔削。”
司马光在长编的基础上删繁去冗，修辞润色，《唐纪》长编六百卷最后删成八十一卷，唐以前各纪的长编篇幅当短些，不会删得那么多。《通鉴》记载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历史，共达五六百万字，在如此长的历史时期内，各种史籍的文风和语言有相当大的差别；但因他一人精心写作，统一修辞，读起来就毫无杂糅之感。这是《通鉴》的一大优点，也是一人定稿的好处。如此语言优美、考核精审的长编史学巨著，在世界古代是罕有匹俦的。
三道工序，每一道都是对编撰者学识和定力的大考。对司马光规定的这一编撰程序，年轻的范祖禹刚进书局时明显不甚理解。在《答范梦得》这封信中，司马光在详细给他介绍编撰方法的同时，责备他不可违背程序急于求成：“梦得今来所作丛目，方式将实录事目标出……自《旧唐书》以下，俱未曾附注，如何遽可作长编也。”连《旧唐书》等史料的索引都没有编出来，就急于写长编，那怎么可以呢？范祖禹老老实实按照司马光所教的方法编《唐纪》丛目，从熙宁三年（1070）编到熙宁九年（1076），花了六年时间才编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