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太后完全同意司马光的意见，但没有当即修改诏书。神宗的丧事未完，而负责此事的山陵使、首相王珪突然病故，按例得由新首相接替，一时又不便大动执政班子，于是提升尚书右仆射（次相）蔡确为左仆射（首相），充山陵使，提升门下侍郎（副相）韩绛为尚书右仆射，令司马光为门下侍郎。他当晚接到告敕，次日上《辞门下侍郎劄子》，同时上《请更张新法劄子》。见高太后没反应，隔天又上《辞门下侍郎第二劄子》，向高太后摊牌：“未审圣意以臣前后所言，果为何如？若稍有可采，乞特出神断，力赐施行，则臣可以策励疲驽，少佐万一。若皆无可采，则是臣狂愚无识，不知为政，岂可以污高位，尸重任，使朝廷获旷官之讥，微臣受窃位之责？”[4]听我的我就上任，否则我就不干。他渴望废除新法的心情太迫切了，真有点“不知为政”了，新法施行了十五六年，就凭你的几个奏疏，说废就能废了？舆论准备，组织准备，是需要时间的。提升你当副相，不就是准备工作之一吗？这一点，刚刚被任命为宗正寺丞的程颢比他清楚，反问他：太皇太后正要更张新法，是你请辞的时候吗？其实他也知道，高太后正苦于无人可用，不可能准其辞职。果然，高太后当夜就派宦官梁惟简给他送来手诏：“赐卿手诏，深体予怀，更不多免。嗣君年德未高，吾将同处万务，所赖方正之士，赞佐邦国，想宜知悉，再宣谕……除卿门下侍郎，切要与卿商量军国政事。早来所奏，备悉卿意，再降诏开言路，俟卿供职施行。”司马光不再请辞，高太后履行诺言，于六月二十五日重颁求谏诏书，内容几乎是司马光《乞开言路劄子》的复写。
这件事再次典型地体现了司马光的性格：听我的就干，不听我的就“拜”。作为学者这不算啥毛病，但作为执政大臣，这却是致命的弱点。从当副相开始，他政治上的高峰期到来了，而作为政治家的悲剧也开演了。他的好友、道学先生程颢一直盼望被起用，可刚任宗正寺丞不久就病故了。他临终前说：“新法之行，乃吾党激成之……吾党与安石等分其罪也。”[5]可惜，这话司马光一点没听进去。与王安石斗，过去是你活我死，现在要你死我活，彻底翻天。
六月，高太后先后召韩维、吕公著进京入对，令韩维留经筵兼侍读，吕公著为尚书左丞。当年的“嘉祐四友”，除王安石外，又聚到了京城。吕公著向高太后推荐了六名人才：孙觉、范纯仁、李常、刘挚、苏辙、王岩叟。司马光一下推荐二十名，其中刘挚、范纯仁、范祖禹等六人，他自称为熟人，是“内举不避亲”；另吕大防、李常、苏轼、苏辙、王岩叟、朱光庭等十四人，他自称不熟，因“众所推伏”故“不敢隐蔽”。他俩都再三强调，台谏须用此等正人。他们都是因反变法而被贬出朝廷的，现在该请他们“复辟”了。
最先被起用的是孙觉，被任命为谏议大夫，接着刘挚、王岩叟分别被任命为侍御史和监察御史。但接下来的任命遇到了麻烦。有一天，高太后拿出一份台谏官拟任名单，内有范纯仁、范祖禹、苏辙、朱光庭、唐淑问五人，召三省和枢密院共议。高太后问：“此五人如何？”司马光答：“协众议。”而知枢密院事章惇说：“按照惯例，谏官须经两制（翰林学士、知制诰）以上推举，然后由执政大臣进拟，现在名单从宫中出来，臣不知陛下从何知之，莫非是身边人推荐的？此门不可随便开启。”高太后说：“他们都是大臣推荐的，非我左右人所荐。”章惇说：“大臣当明举，何以密荐？”于是吕公著讲范祖禹是自己的女婿，韩缜、司马光讲与范纯仁是亲戚。章惇说：“台谏是纠察执政的。按规定，执政大臣接受任命后，他的亲戚以及他所举荐的台谏官都要改任其他官职。现在皇帝幼冲，太皇太后同听万机，应当遵循故事，不可违背祖宗法度。”章惇固然是成心找茬，但司马光等人也确实违反了任免规定。
司马光的回答再次显示了他的行事风格，说：“纯仁、祖禹做谏官，诚协众望，不可因我而妨碍贤人提升，我愿辞职。”他大概忘了，熙宁三年（1070）王安石让谢景温当侍御史，因为他与王安石之弟王安国是姻亲，保守派可没少弹劾。现在，御前会议一下冷了场。章惇阴阳怪气地说：“我相信你们不会有私心，但万一哪天奸臣执政，援引为例，引亲戚和所举荐者当谏官，闭塞聪明，恐非国家之福。纯仁、祖禹应任他官，仍令两制以上推举。”高太后不好办，最后其他三人得以任命，范纯仁和范祖禹改任他职。
这是司马光任执政后第一次碰钉子。虽然没有完全如他所愿，但他已经完全控制了台谏。刘挚、王岩叟、朱光庭、苏辙等人都是他的“炮手”，从元丰八年（1085）十月到元祐元年（1086）底的宋史，几乎成了他们的奏疏集。这些奏疏可谓舆论一律，一律要废新法。
“四害不除，吾死不瞑目”
高太后重新颁布求谏诏书，但诏书颁布了一个多月，却未见高太后批出一件。老太婆太忙了，看不过来。司马光想起神宗登基之初，也曾让臣民上封章，委托他与张方平先详定，然后择要用黄纸签出，报告皇上。择什么？报什么？太重要了。于是，他请求按神宗故事，委详定官先看。好！这事就交给你了。八月底，司马光挑选了农民诉苦状一百五十件，择要用黄纸呈上，相当于“舆情摘要”。随之上了一份“按语”式的奏疏，说：“聚敛之臣，于租税之外，巧取百端，以邀功赏。青苗则强散重敛，给陈纳新，免役则刻剥穷民，收养浮食，保甲则劳于非业之作，保马则困于无益之费，可不念哉！”十分明显，他是要借舆情来废新法。
司马光造足了舆论，可朝廷在废除新法上仍然犹犹豫豫。自元丰八年（1085）六月司马光任副相至当年底，名义上废除了保甲法、保马法、方田法，其实真正废了的只有方田法。据北宋《治平录》（即《会计录》），全国“不出税赋的田亩有十分之七”，方田法仿井田制丈量土地，以防瞒产逃税，遭到官僚地主的一致反对，所以方田法说废就废了，而保马法废出了麻烦，保甲法说废未废。
保马法的马是指军马，乃一项无奈之举。宋在神宗前是监牧养马，全国有监牧十四处，但从熙宁二年至五年（1069—1072），每年出马一千六百四十匹，可供骑兵者不到三百匹。王安石于是实行保马法，改监牧养马为“养马于民”。富民愿意养马者听便（户马）；三等户以上十户为一保，养一马（保马）；三等以下户十户为一社（社马），官供马驹并补贴部分养马费用，到时按价收购。马死，保马由保主赔偿，社马由养马人和社各赔一半。司马光废保马法，复监牧养马，可全国仅剩沙苑（陕西大荔县西南）一监，其他养马场已变成耕地，保马一下收回，往哪儿放？马驹在长途转移中死了一半。
保甲法简单点说，就是乡村之主户，每十户编为一保，五保（五十户）编为一大保，十大保（五百户）编为一都保，保长由有财力有威望者担任。主、客户二丁出一为保丁，官给兵器，并配教官，每五日集中训练一次。保甲法是与将兵法配套的，将兵法精干军队，保甲法寓兵于民，平时维护地方治安，战时配合官军作战。据熙宁九年（1076）的统计，全国有保甲民兵六百九十三万，加上边疆区的义勇民兵，共七百一十八万。保甲、保马两法确实有毛病，应当改。司马光则认为有百害而无一利：耽误农事，骚扰百姓，盘剥农民，“犒设赏赉，靡费金帛，以巨万计”。他最担心的是“保甲中往往有自为盗者，亦有乘保马行劫者”，若遇大灾之年，“武艺成就之人，所在蜂起以应之，其为国家之患，可胜言哉！”保甲法“夺其衣食，使无以为生，是驱民为盗也；使比屋习战，劝以官赏，是教民为盗也；又撤去捕盗之人，是纵民为盗也”。[6]盗、寇，是封建统治者对农民起义的称呼。应该说，他的批评有合理因素，但更多的是对农民习武的恐惧。保甲、保马归枢密院主管，而知枢密院事是章惇，他自然不愿彻底否定，只令开封府界和三路保甲由五日一训改为每月训练三日。司马光没有达到目的，又上《乞罢保甲劄子》，要求彻底废除。对此，保守派中的许多人也不赞成。吕公著说：“保甲之法，止令就冬月农隙教习，仍只委本路监司提按，既不至妨农害民，则众庶稍得安业，无转为盗贼之患。”[7]韩维、范纯仁也持此论。于是，章惇抢先一步，颁布了保甲于农隙教练一月的诏令。这让司马光大为不满（保甲法元祐五年（1090）才真正废除，司马光已逝世四年），他更加迫切地感到，要彻底废除新法，必须将执政中的新党人物清除出去，换上自己人。
说起自己人，与他关系最密切的是范镇。他给范镇写信说：“闲居十五年，本欲更求一散官，守候七十，再如礼致事（仕）。”“况数年以来，昏忘特甚，……故事多所遗忘，新法固皆面墙，朝中士大夫百人中，所识不过三四，如一黄叶在烈风中，几何其不危坠也？”[8]他发出了“黄叶烈风”之叹，请范镇出山，范镇却谢绝了他的召唤，说：“六十三岁求去，盖以引年；七十九岁复来，岂云中礼？”宋朝官员七十岁退休，七十九岁复出，怎么能说符合规定？在神宗下葬时，蔡京见到范镇，说：“上将起公矣。”他说：“某以论新法得罪先帝，一旦先帝弃天下，其可因以为利乎？”[9]范镇不来帮他，在洛阳与他为伍的文彦博也指望不上。在朝廷给他加官晋爵时，他以辞两镇节度使为交换条件，给三个儿子升了官，且要求增加食邑。人各有志啊！
司马光的确已是一片“黄叶”，六十七岁，瘦骨嶙峋，齿牙全无，记忆衰退，说话结巴，大约还有糖尿病，因其诱发的脚病已使他举步维艰。他应该颐养天年了，应该心平气和了。然而，愈是感到时日无多，他对新法的仇恨烈火却愈烧愈旺，他要毕其功于一役，痛痛快快地“翻烧饼”。可惜“黄叶”有意，而“烈风”无情。新年到，改年号，曰“元祐”。“元”代表推行新法的神宗之元丰年，“祐”代表奉行旧法的仁宗之嘉祐年，一看就是两党角力的折中。司马光只要嘉祐而不要元丰，指挥台谏向新党人物蔡确、章惇、韩缜发起了猛烈进攻。在这个节骨眼上，他病情加重了。元祐元年（1086）正月十四日，高太后下诏：司马光、吕公著于朝会时与朝臣异班，两拜即可（应四拜），不必“舞蹈”。司马光上《谢起居减拜表》[10]说，从去年开始他就经常生病，入冬后饮食减少，今春顿感精力衰退，拜起极为艰难，几乎不能朝见。见减拜诏书，“欲辞则实所不支，欲受则自知非分，踧踖心悸，战兢汗流”。但他没说辞职，而表示“期于竭忠，不敢爱死”。可他朝见时一拜也做不到了，二十一日正式请病假。想到青苗、免役、将官三法还未动，对西夏战和之议未定，叹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
[1]《传家集·卷十七》。
[2]《传家集·卷四十六》。
[3]《传家集·卷四十七》。
[4]《传家集·卷四十七》。
[5]《长编·卷三百五十七·元丰八年六月丁丑》。
[6]《传家集·卷四六·乞罢保甲状》。
[7]《长编·卷三百五十七·元丰八年六月戊子》。
[8]《传家集·卷六十·与范尧夫经略龙图第二书》。
[9]《邵氏闻见录》。
[10]《传家集·卷十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