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这段话，今天的读者也许会义愤填膺，但在宋代的苟安文化氛围中，士大夫多是战略盲人。司马光继续按自己的逻辑说，这些地方对我无用，对西夏却为要害，所以必欲出兵夺回。怎么办？返其侵疆。他举真宗“割灵、夏等数州”给西夏，“由是边境安宁者四十年”（其实只二十五年）的先例说，“此乃前世及祖宗之成法，非无所依据也”。从第三章我们知道，真宗对契丹（辽）有澶渊盟誓之耻，对西夏有弃地赔款之辱，镇戎军（今宁夏固原）、定州（今宁夏平罗姚伏镇）、怀远镇（今银川）、保静（今永宁）、永州（今银川市东）、灵州（宁武）都是在他手上丢失的，其中银川让人家做了首都。丢了那么多土地，每年赔银、帛、茶近三十万，仅换来二十五年的苟安。司马光估计会有“此乃中国之耻”的议论，辩白说：“此乃帝王之大度，仁人之用心，如天地之覆焘，父母之慈爱，盛德之事，何耻之有？”须知，耻就是耻，披上仁德外衣也是耻。他之所以非要如此，是因为他担心：“国家方制万里，今此寻丈之地（数十万平方公里），惜而不与，万一西人积怨愤之气，逞凶悖之心，悉举犬羊之众，投间伺隙，长驱深入，覆军杀将，兵连祸结……当是之时，虽有米脂等千寨，能有益乎？不唯待其攻围自取，固可深耻，借使虏有一言不逊而还之，伤威毁重，固已多矣，故不若今日与之之为美也。”与其在他出兵后再给，不如不等他出兵就给为美。美耶？耻耶？在上疏的同时，他在《与三省密院论西事简》中督促执政大臣加紧办理。
十二天过去了，见朝廷仍没照办，司马光急了，又上疏说，向西夏归还侵疆，“伏望圣意独断行之，勿复有疑”，“若俟执政议论佥同，恐失机会”。他威胁说：“若有执政立异议，乞令其人自入文字，若依从其议，他日因此致引惹边事，当专执其咎。”[16]
这事太大了，有关领土主权。高太后没敢按他说的“独断”，执政大臣也没有被他“当专执其咎”的威胁所吓倒，除知军国重事（宰相）文彦博外，其他人或多或少都持异议。副相吕大防说，“西夏自继迁以来事事谲诈”，如驭失其方，“则骄而益肆”，提醒朝廷不可忘记历史教训。
宋、夏就像一对猫鼠。宋是穿着仁德的华丽外衣、贪图苟安又好虚荣的猫，而夏是把对手摸透了的鼠。乘你苟安，他就侵疆犯边，攻城略地，你被迫反击，他就躲进沙漠，藏于沟壑，待你筋疲力尽，群起而攻，往往胜多败少。但鼠终究力不如猫，一次大战后便无力再战，于是表面称臣以满足猫的虚荣心，猫本怯战，便花钱买平安。鼠得厚赂，元气恢复，又故伎重演，如此反复，屡试不爽，使之从一个仅有四州八县的节度使割据政权，变成了拥有今宁夏、青海和陕、甘、内蒙古部分地区，雄踞西北的国家。
司马光是大历史学家，不可能淡忘这段现代史！他害怕不弃新得之地，会“兵连祸结”。敌人的反扑就那么可怕吗？吕大防举兰州等寨为例，敌多次反扑，最多一次号称八十万人马，全都被我击退。说明啥？他已经没有力量夺回失地，且梁太后死后其国内问题成堆。因此，他提出按现状严守疆界，以利日后和谈。
然而，司马光的性格特征就是“一”，坚持一己之见，“一”到底。他又连续上了四五道劄子，说：“灵、夏之役，本由我起，新开数寨，皆是彼田。”他打了一个比方：“譬如甲夺乙田，未请而与之，胜于请而后与，若更请而不与，则彼必兴斗讼矣。”[17]
听到这话，同知枢密院事安焘忍不住拍案而起，斥责说：“自灵武以东，皆中国故地，先帝（神宗）兴问罪之师而复之，何乃借谕如是！”[18]安焘被保守派攻击为王安石余党，是老执政班子中留下来两个人之一。司马光的比喻确实太离谱了，一贯金口难开的右相吕公著也站出来说：“先朝所取，皆中国旧境，而兰州乃西蕃地，非先属夏人。今天子嗣守先帝境土，岂宜轻以予人？况夏戎无厌，与之适足以启其侵侮之心。且中国严守备以待之，彼亦安能遂为吾患？”[19]
自主持朝廷大政以来，司马光从未有像今天这样陷入孤立。放弃新取土地，是国家民族之争，无论对新法的态度如何，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敢含糊的。读者也许怎么也想不到，司马光连篇累牍、振振有词地讲要弃地，竟然连地图也没有看过，连兰州究竟在哪也不知道！这时才想起要听听熟悉边防情况的官员的意见。穆衍与孙路曾奉命去熙州经度财用，对兰州方面的情况很熟悉。孙路被叫来，他打开地图指给司马光看，说：“自通远（今甘肃环县）至熙州（今临洮），才通一径，熙之北已接夏境；今自北关（临洮北）濒大河（黄河），城兰州，然后可以捍蔽。若捐以予敌，一道危矣。”[20]穆衍也向朝廷汇报说：“兰州弃则熙州危，熙、河弃则关中摇动。唐自失河湟，吐蕃、回鹘一有不顺，则警及国门，逮今二百余年，非先帝英武，其孰能克复？今一旦委之，无厌之欲，恐不足以止寇，徒滋后患尔。”[21]在这种情况下，司马光上台以来第一次被迫让步，不再坚持弃熙、河、兰三州，但仍坚持归还鄜延、环庆两路新取之地。
因执政大臣实在无法统一意见，最后按范纯仁以土地换俘虏的提议给西夏一份诏书，大意为：对你们归地的请求，不但“前例甚明，理难顿改”，且朝臣一致认为不可答应。但朕念永乐之役，军民陷没很多，内心恻然，如能将他们交还，恭顺朝廷，朕岂恋尺寸之地。待被俘人员交还，将令边臣与你们谈判归地问题。
至此，司马光要除的“四害”原则上除完了，至少是都有了诏令。他颇有一种完成了使命的舒畅之感，然而苏轼一份言青苗法的奏章却给他敲了一声警钟。青苗法早在二月就废了，可现在州县仍在贷青苗钱。这与范纯仁等人有关。他们认为，青苗法之害在抑配（强制摊派），严禁抑配，就能除害利民。对此，司马光曾一度表示赞成，故朝廷两次下诏禁抑配。苏轼说，过去王安石也曾下令禁抑配，现在禁抑配等于是保留青苗法。司马光于是觉得上当了！写下《乞罢散青苗钱白劄子》[22]，要求各州县不得再贷青苗钱。八月八日，他抱病参见高太后，隔帘宣读后，高声说：“不知哪个奸邪劝陛下复行此事？”范纯仁在场，闻之色变，后退一步。
连范纯仁都被他斥为“奸邪”，说明他已完全失去了讨论问题的耐心和度量，高太后的言听计从，台谏官的精神贿赂，使他的自信变成了唯我独尊的武断。此时的司马光出现油干灯灭前的回光返照，精神头特好，上疏说可以正常上朝，只要有儿子司马康搀扶，四拜（高太后特准其二拜）也不成问题。可四天后，即八月十二日，在西府议事的他突然昏厥，被抬回家去。这一去，他再也没回来……
[1]《长编·卷三百六十四·元祐元年正月丁巳》。
[2]《传家集·卷四十七》。
[3]《传家集·卷四十九》。
[4]《长编·卷三百六十七·元祐元年二月丁亥》。
[5]《长编·卷三百六十六·元祐元年二月丙子》。
[6]《长编·卷三百六十七·元祐元年二月丁亥》。
[7]《传家集·卷五十一》。
[8]《长编·卷三百六十七·元祐元年二月丁亥》。
[9]同上。
[10]《传家集·卷四八·乞裁断政事劄子》。
[11]《续资治通鉴·卷十一》。
[12]《长编·卷三百七十八·元祐元年五月壬午》。
[13]《长编·卷三百八十二·元祐元年七月丁巳》。
[14]《朱子语类·卷一三〇·本朝四》。
[15]《传家集·卷五十》。
[16]《长编·卷三百六十五·元祐元年二月辛未》。
[17]《传家集·卷五十三·乞不拒西人请地劄子》。
[18]《长编·卷三百八十二·元祐元年七月癸亥》。
[19]同上。
[20]《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九》。
[21]《长编·卷三百八十二》，第二十一条注引张舜民《穆衍墓志》。
[22]《传家集·卷五十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