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可怕了！这番对话传到司马光耳里时，他半天没有说话。小皇帝十一岁就言利，亲政后还能不想起王安石？
但是，所谓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谁当政谁都会言利。司马光当了首相还能不言利，一是因为时间短，二是变法派留下了雄厚的财力。他选李常为户部尚书（元丰改制后撤销了三司，户部掌财政），人说他不懂财政，司马光却说，我就是要找一个不懂的人来管，让天下知道，如今朝廷不言利，以刹聚敛之风。宋人李心传说：“国朝混一之初，天下岁入缗钱千六百余万，太宗皇帝以为极盛，两倍唐室矣。”“熙宁间”（行新法时期）“合苗役易税等钱，所入乃至六千余万”[5]。李常上任后查账，发现新党留下的财政余额五千余万贯，谷、帛二千八百余万石、匹，这是自太宗后期以来从未有过的。这些约三分之一入了国库，三分之二存在下面。废新法废得全国乱哄哄的，夏秋二税收不上来。他要求把存在下面的钱全部收上来，并下诏加紧催收二税，严惩慢吏。他是攻击王安石敛财的急先锋（见第二十六章），现在也言利了。难怪小皇帝要问：将来我咋办？
这可不行！必须要让小皇帝消除“患不足”之“情”。咋办？保守派只能靠儒家的教条。哲宗的专职老师是司马光推荐的道学先生程颐。在课堂上，程颐总是正襟危坐，授之以礼，让小皇帝惧怕。讲到《论语》中有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时，小皇帝斗胆问：“太皇太后是君还是臣？”程颐迟疑半天后回答：“天下只有一位君，即陛下，太皇太后也是臣。”不料小皇帝“呜呜”哭起来，边哭边说：“太皇太后也是臣，为什么教训我？”听了程颐的汇报，司马光一下凉到脊梁骨。高太后百年后，世事难料啊！他要求程颐对小皇帝严加管教。有天讲完课，到小轩喝茶，小皇帝起身折了一条柳枝玩儿，程颐板起面孔就是一通教训，小皇帝气鼓鼓地掷柳枝于地。司马光闻报，对程颐颇为不爽，说：“遂使人主不欲亲近儒生，正为此辈。”[6]可如果撤掉程颐，换谁呢？哲宗的侍读、侍讲有好几位，每人因此每月多领三十千的津贴，但都是挂名的重臣，再找一个专职老师，难！
最大的隐忧：谁来扛保守派的大旗
毕仲游来信中的第二层意思为：
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弊，而左右侍从，职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虽起二三旧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数十，乌在其势之可为也！势未可为而欲为之，则青苗虽废将复散，况未废乎？市易虽罢且复置，况未罢乎？役钱、盐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弊，如人久病而少间，其父子兄弟喜见颜色而未敢贺者，以其病之犹在也。
因官员队伍大多是王安石的人，司马光虽然靠高太后的支持强行废了新法，但没废彻底，就像一个病人被强行灌了一剂猛药，看似有了起色，其实病根还在。由于干部队伍后继无人，将来说翻船就翻船。这又是司马光的一条软肋，简直令他伤透了脑筋。他离开朝廷十五年，“朝中士大夫百人中，所识不过三四”，又把是否反变法作为划分君子、小人的标准，加上又有对南方人的偏见，他的君子圈子小得可怜，且基本都是白胡子，年轻人极少。他在洛阳真率会的会友楚建中七十七岁了，早已退休，他推荐做户部侍郎，被苏轼封还词头。他在郓州做通判时认识的州学生李大临有气节有学问，却考不上进士，被他推荐为太学录，可任命书下达时，其人早已作古。此事成为笑谈。
为培养保守派接班人，司马光两次上疏要求废了王安石以策论取士的科举法，提出了他的科考方案：合进士和明经为一科，考试先《论语》《孝经》，次《尚书》，次《诗》，次《周礼》，次《礼仪》，次《礼记》，次《春秋》，次《周易》，共九经。至于《孟子》，那是王安石推崇的，必须摈弃。可即使是保守派，也不认可他这个方案，范纯仁、苏轼、程颐等人都坚决反对将《孟子》排除在外。不能按他的方案开科取士，那就请大家公开举士。他提出按“行义纯正”、“节操方正”等“十科”举士，侍从以上每年于“十科”中举三人，如发现被荐者不称职，推荐者连坐。可推荐一开始，朝堂就闹翻了天，你说我徇私，我说你舞弊，弄得高太后也烦了。就在他昏厥于西府之前，高太后召执政御前训话，说：“台谏官言，近日除授多有不当。”他辩白说：“朝廷既下诏让臣僚举任，所举就当试用，待其不称职再罢免，追究举主责任。”吕公著说：“虽让人推荐，但中书不可不考查就任命。”他以“过去从来如此”来辩护。韩维说：“司马光讲得不对，朝廷设执政，就是要审查选择官员，哪有推荐谁就用谁的？待其不称职再罢免，甚无义理。”李清臣说：“到那时，损失就大了。”吕公著又说：“任人不当与过分强调资格有关。”韩维直截了当地批评司马光“当用年高资深之人”的观点，说：“司马光持资格太严，倘不称职，光有资格有什么用？”他反驳说：“不讲资格怎么行？”韩维说：“资格只能用于叙选，岂能用于选拔人才？”[7]自反对他的割地之议后，这是执政大臣又一次一致批评司马光，而且是当着高太后和小皇帝的面。
“十科”举士，司马光举荐了张舜民、孙准、刘安世。此三人又如何呢？对刘安世，他知根知底。司马光虽与其父刘航是“同年”，但他是通过文彦博认识刘安世的。在第二十八章，我们已经看到了他的勇气，他在父亲刘航退缩后主动站出来为司马光给吕诲起草的墓志铭书石，表现了对王安石的无惧。他考中进士后不去当官，却在洛阳追随正落魄的司马光。问“尽心行己之要”，司马光送他一个字：“诚”。又问从何开始，司马光说“从不妄语始”。就是从不说假话开始。后来他任洺州司法参军，同僚司户参军贪污，转运使吴守礼来调查，刘安世说没有此事，司户因而幸免过关。事后，刘安世反躬自问：“司户实贪而吾以不诚对，吾其违司马公教乎！”一直是块心病，后来读扬子《法言》“君子避碍则通诸理”（在不方便的时候不说实话，合乎情理，不算不诚实），释然了[8]。司马光对他寄予厚望，推荐他是有把握的。而另外二人，张舜民和孙准，他都不认识，是听别人介绍的。孙准入选是沾了先人的光，其祖父孙爽被仁宗称为大儒，父亲孙瑜“齐家严”。上述三人已被召进京，只等学士院考试后就入馆阁任职。可恰在这时，有人揭发孙准为争夺一女侍，与妻兄赵元裕开打，一直闹到官府，被判罚铜六斤。司马光是二十六日听到这个消息的，这天是他生命倒计时的第“五”天。已被病魔折磨得骨瘦如柴的他，硬是要儿子司马康把他抱起来，坐到书桌前，用颤抖的手写下了《所举孙准有罪自劾劄子》[9]。劄子说：“臣昧于知人，所举有罪，理当连坐，请赐责降。”
劄子上去，御批：“（孙）准因私家小事罚金，安有连坐。”但他不想因此而原谅自己，接着又上自劾第二劄子（同上）说，臣以“行义无缺”推荐孙准，结果其行义有缺，“臣备位宰相，身自立法，首先犯之，此而不行，何以齐众？”但朝廷下诏“不允”，只是取消了孙准召试馆阁的资格。他还想上第三劄子，但实在没有力气再写了……
孙准被罚铜事小，可对他的打击是巨大的。不仅说明他推荐错了，而且说明靠官员“举士”来培养接班人的办法行不通。直至临终，他仍然还想着宁可受处分，也要为朝臣留下一个严于律己的道德典范，这点要求，高太后没有成全他，这让他遗憾，但他最大的隐忧是在他走后，谁来扛这面保守派的大旗？在第一次请病假的时候，他已将国事付吕公著，但吕公著比他年龄还大，吕公著走后，又有谁能担此大任？就这样，他带着一连串的问号进入弥留状态，口中喃喃，如同梦呓，据说讲的都是国家大事。
九月初一日，他恋恋不舍地走了，享年六十八岁。床头留下了八张奏疏草稿，还有一本没写完的《役书》。他强行废了免役法，但对究竟该实行何等役法，临死还没谱。
司马光执政，总共十七个月（副相九个月，首相八个月），且病居其半，转瞬之间，他几近废了全部新法，可惜大都煮成了“夹生饭”。他曾说“‘四害’不除，死不瞑目”，他走时瞑目了吗？
[1]《宋史·司马光传》。
[2]《传家集·卷五十三》。
[3]《曲洧旧闻·卷六》。
[4]《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九》。
[5]《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四》。
[6]《邵氏闻见录》。
[7]《长编·卷三百八十四·元祐元年八月辛卯》。
[8]《宋史·刘安世传》。
[9]《传家集·卷五十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