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窃见陕西四路各屯重兵，所入中粮草，又无定数，并支却京师钱帛，久而行之，府库须竭。又支移关辅二税，往边上送纳，道路险阻，百姓劳费，亦已凋敝。至于转运司经画财利，应副边上，每年亦无定额。纵使元昊纳款，未能顿解，边兵悠久，何以支济？自来朝廷已差逐路经略兼计置粮草，即未责事任。伏望圣慈指挥，更选差朝臣四人，充陕西四路经略计置判官，专管本路税赋课利，及图回营田等事。仍令三司将逐路军马并见在粮草数目，约度今后每年各计入中若干石，于京师支给见钱，比旧日十分中减下三分，各令陕西转运司约度逐路税赋课利数目外，每年各令支助钱帛若干。既粮草钱帛皆是定额，自然各务省节，须拣精锐养赡，及将蕃部弓箭手相间使用，不更占冗兵。既沿边入中有数，必自挪移军马入次边及近里州郡驻扎。其四路经略计置判官，便当知州差遣与本路经略使及知州军等。如能依次减省入中万数，及图回财用不致亏误，即加奖擢。此军国之大计，乞圣慈留意。
这里，对年轻读者来说，首先得搞清何为“入中”。所谓“入中”，就是古时招募商人向指定的沿边地点入纳粮草，政府给予钞引，凭钞引去京城或其他地方领取现钱，或者金银、盐、茶、香药等。有时，羽毛、筋角、胶漆、铁炭、瓦木之类军需物资，亦用入中法。沈括《梦溪笔谈·官政一》：“商人先入中粮草，乃诣京师算请慢便钱、慢杂钞及杂货。”
按说，入中是北宋长期实施的制度，对沿边地区储备军用粮草和充裕京师财政有重要作用。入中制度的不断变化，是政府与商人分割争夺茶盐之利的体现。戴裔煊《宋代钞盐制度研究》中说：“所谓入中，即商人以刍粟等物输纳於政府之义，所以亦称为‘中纳’或‘入纳’。不论入纳刍粟或实钱或其他物，又不论入纳於塞下或其他州军，不论入纳在京榷货务或折中仓，凡此种入纳之事，俱得谓之‘入中’。”这种买卖关系有两个特点：其一，商人入纳得到的酬偿，不同于市场上的现钱现货交易，而是期权交易，异地兑付，由入纳地政府发给有价凭证——钞引，到京师或其他州军兑付。其二，对商人入纳物货的支偿，并不完全按当地市价，而是根据入纳地的远近等因素，高其值进行折算。北宋时期，河北、河东、陕西三路长期屯驻重兵，军储不可或缺，本地租赋又“不足以供兵费，屯田、营田岁入无几”，使民运粮又扰民太甚，于是丰熟之际“市刍粟，广储蓄，以息编氓飞挽之役”，而收“贸易商赀以实边，农人不扰，而西鄙足用”之效。这里试举一例：河东十三州二税收入为三十九万二千余石，赋外“岁给和籴钱八万缗”，随税科籴八十二万四千余石。……诏罢支河东籴本，“以其钱付转运司市粮草”，其本钱主要来自河东永利监榷盐收入。“商人输钱於麟、府等州军，本州军乃给券，於东、西监请盐。”“其卖到盐钱系应副本路收粮草，别无盐钞。”永利监年产盐六百二十五万斤，合三万一千三百席，按中价每席五十五贯计，年收入约十七万二千贯。此外，赐河东“京钞见钱”十五万缗，“末盐钱”二十万缗“市籴粮草”，加上原来支拨的籴本八万贯，中央支付给河东的“年额”籴本为六十万二千贯，可籴买粮斛一百万石左右。河东籴本绝大部分由永利监盐、末盐（东南盐）、京钞构成，说明入中是筹措军粮的主要方式。正是出此考虑，范仲淹方才奏请朝廷，特为陕西四路入中粮草，以加强后勤保障体系。
开榷场。榷者，专利、专卖之意。榷场，特指宋、辽、西夏、金政权时期，各在边界地区设置的互市市场，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边贸市场”。榷场贸易是边民经济交流的需要，对各自政权的统治者来说，还有控制边境贸易、安边绥远的作用。所以榷场的设置，常因政治关系的变化而兴废无常。宋与西夏之间，最先于景德四年（1007），在保安军（今陕西志丹）置榷场互市，后来又在镇戎军（今宁夏固原）等地置榷场。榷场贸易受官方严格控制。官府有贸易优先权。榷场领辖于所在地区的监司及州军长吏，又另设专官，稽查货物，征收商税。交易货物，中原主要是农产品、手工业制品，以及海外香药之类。辽、金、西夏地区则主要是牲畜、皮货、药材、珠玉、青白盐等。双方的战马、铜铁、硫黄、焰硝、箭笥之类军用物资，一般都严禁出境。榷场商税是官府一笔不小的财政收入。
范仲淹广开榷场，并不是单单为了活跃市场，增加税收，而是有着更为深切的政治、思想追求。前面写到过范仲淹的战争观，最终还是要争取和平，让双方的老百姓都能安居乐业，和睦相处，过上一种幸福而又富裕的生活。那么，如今宋、夏边境地区交战多年，老百姓逃亡在外，流离失所，怎么办？边境安宁些了，逃亡户口返家就业，可一片战争废墟何以安家？所以，关键是发展生产，活跃经济，济民富民。范仲淹正是为此而广开榷场。他下令在许多城寨都设置榷场，当地政府都参与商贸活动，边境贸易一时红火起来。范仲淹了解到，西夏地区生产青盐，是从盐湖中直接采出的盐，或以盐湖卤水为原料晒制而成的盐，可食用，可防腐，也是制碱等物事的原料，很是宝贵。就鼓励以布帛等物换取青盐，运至庆州、环州一带销售，利润翻倍，军民既可两用，还筹措了丰厚军费。
综上所述，范仲淹通过屯田、入中和开榷场等得力举措，很快建立起一个永久性后勤保障体系，成为他整个积极防御系统的坚实的物质基础。
然而，对于这一范式积极防御战略体系，一开始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予以理解，予以支持的，事实甚至是，包括他的许多亲密战友、朋友在内，大多数人都看不上它，认为是范仲淹“保守”“怯战”的证明。
30.伟大的坚守
开篇请读韩愈《伯夷颂》第一自然段：
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国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于举世非之，而不惑者，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昭乎日月不足为明，崒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也。
伯夷是否够得上“适于义”的“特立独行”之士，后世大有争议，笔者在此略不涉及，只谈士君子勇于坚守的道德风骨。何谓“大丈夫能屈能伸”？世有误读，主要在这个“屈”字，以为道义受阻时，即可屈节苟活，以图保全。非也！恰恰相反，中国古来真正的士君子大丈夫，伸则进取，剑胆布道，济世救民，建功立业，留万世英名；屈则坚守，不移道义，即如韩昌黎所言，虽“一家非之”“一国一州非之”“举世非之”，亦琴心护剑胆，守道如命，绝不出卖原则、改易立场。此乃“穷天地、亘万世”而“千百年”方能出现一个的“特立独行”之士。
笔者如此小引，是想说范仲淹者，正是这样一位能屈能伸的“特立独行”之士，而本节只说他“伟大的坚守”。坚守什么？就是他认定唯一正确的“积极防御战略”。为什么要坚守？因为它遇到了空前强大的质疑与挑战。出乎意外，首先提出否定意见的，竟是同道边帅韩琦将军，他力主积极进攻，主动深入西夏境内，集中优势兵力与元昊主力决战，以便快速、彻底地解除西北边患。他在给皇上的奏议中说：
臣以贼昊倾国入寇，不过四五万，老弱妇女，举族而行。吾逐路重兵自守，势分力弱，故遇敌不支。若大军并出，鼓行而前，乘贼骄惰，破之必矣！今中外不究于此，实乃视贼太过之故。屯二十万重兵，只守界壕，中夏之弱，自古未有！臣恐边障日虚，士气日丧，经费益蹙，师老思归，贼乘此有吞陕右之心。
他不光说，还与范仲淹的另一位好友尹洙（时任经略判官）一起，制订出了具体作战方案上报朝廷。这是怎么回事？范、韩二人不是联名上奏近二十道奏议，共同提出积极防守之大计方针吗？莫非韩琦原本就有异议，只是出于尊重范仲淹才附议的吗？或者后来战局变化而韩琦别生谋划？内情嘛，笔者已无能考悉。但韩琦成为速战速决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韩琦造成的压力，在以几何倍数快速膨胀，因为他的进攻方略，不仅许多前方将帅参差认同，而且深得朝廷欣赏，具体说，就是仁宗皇帝如获至宝，认为这才是解决西夏问题的上等良策。当然，帝王有帝王的考量，从他们的角度看，也是大有道理的。宋仁宗就是这样看的：西北前线“今三十万之兵食于西者二岁矣，又有十四五万之乡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万之众连年仰食，而国力不困者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二十九）并且早就下诏给夏竦等交代说：“以老师费财，虑生他变，令早为经画，以期平定。”（《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三十一）在皇帝心目中，“费财”并非最怕，“虑生他变”才是皇家要命心病。他家老祖宋太宗就道破厉害：“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话说得够明白了，内患重于外忧，赶紧把西夏灭了回来吧，保卫朕才是最最要紧的事！你说皇家操着这份心事，能不欢迎速战速决吗？
此时，假如有个“志于道”的好宰相，可以进进直言、良言，给头脑发烧的仁宗皇帝敷条冷毛巾，比较比较攻守利弊，庶几或可有补。你猜如今宰相是谁？又是那个“于天下事，屈伸舒卷，动有操术”的吕夷简。这天，宋仁宗病愈临朝，命速召两府大臣。吕夷简闻命，却不急着应召，过了数刻才动身。他是押班宰相，缓步而行，辅臣们谁也不敢走在他前头。有人请吕夷简快走几步，他却“愈缓步”。宋仁宗问：“朕久疾方平，喜与公等相见，何故迟迟才来？”吕夷简慢语道：“陛下不豫，中外颇忧，陛下忽召臣等入觐，臣等若奔驰以进，恐旁人将有妄议，使国人惊虑。”宋仁宗闻听后，极赞吕夷简曰：“得辅臣之体。”再举一例。一次，曹皇后对见访的吕夫人说：“皇上喜吃糟淮白鱼，祖宗却立过禁令，不许宫人于四方取食材，吕相世居寿州，当有此物。”吕夫人归府后，就让人装了十箩筐淮白鱼进献。吕夷简却说：“两筐即可。”夫人讶问吕相公：“此为陛下下箸之物，有何可惜？”吕夷简徐徐言道：“皇宫所无之物，人臣之家何能有十筐！”大家瞧瞧这位吕宰相，就是这样“动有操术”“平生朝会，出入进止，皆有常处，不差尺寸”。但吕夷简倒不是个没有度量的人，此次西北有事，韩琦荐帅，仁宗有意起用范仲淹，怕吕相反对，要做二人的和事佬，不料吕夷简却主动表态，“即请皇帝擢用范仲淹”。范仲淹心胸远大，与吕相原无私仇，何较锱铢，自然会以国事为重，有著名的《上吕相公书》为证。上吕相公书一连三封，绝非泛泛通款，都很长，所言皆恳恳然军国大计，颇见对攻守之略的深思熟虑，非常精彩。限于篇幅，只可略示一二。
某启：仲秋渐凉，伏惟相公台候万福。某奉命此行，至重至忧。……今延安兵马二万六千，患训练未精，将帅无谋。问以数路贼来之势，何策以待，皆不知所为，但言出兵而已。此不可不为忧也。或得其人，精练士卒，山川险恶，据以待寇，俟有斩获，乘胜深入。贼势一破，鸟散穷沙，复旧当疆，宜有日矣。如未克胜，贼势不衰，纵入讨除，岂肯逃散？或天有风雨之变，人在山川之险，粮尽路穷，进退有患，此宜慎重之秋也！自延州至金明四十里，一河屈曲，涉者十三度，此言山川之恶也。或遇风雨，不敌自困。
十一月四日，具官范某，谨东望再拜上书于昭文仆射相公阁下：窃以文武之道一，而文武之用异。然则经天下，定祸乱，同归于治者也。传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斯则将相之设，文武之殊久矣。后世多故，中外不恬，二道相高，二权相轧，至有大将军而居三司之上，盖时不得已也。五代衰乱，专尚武力，诸侯握兵，外重内轻，血肉生灵，王室如缀，此武之弊也。皇朝罢节侯，署文吏，以大救其弊，立太平之基。既而四夷咸宾，忘战日久，内外武帅，无复以方略为言。惟文法钱谷之吏，驰骋于郡国，以克民进身为事业，不复有四方之志。一旦戎狄叛常，爰及征讨，朝廷渴用将帅，大患乏人，此文之弊也。前则刘平陷没，范资政去官，次则韩琦与某贰于元帅，不能成绩，以罪失职。复以夏、陈分处二道，期于平定。近以师老罢去，而更张之。三委文帅，一无武功，得不为和门之笑且议耶？今归之四路，复皆用儒，彼谓相辅大臣朋奖文吏，他日四路之中一不任事，则岂止于笑？当尤而怒之。用儒无功，势必移于武帅。彼或专而失谋，又败国事。况急而用之，必骄且怨，重权厚赏，不足厌其心。外寇未平，而萌内患，此前代之可鉴。……某不避近名之嫌，有表陈让，愿相公与两府大臣因而图之。如鄜延、环庆二帅，一路以文，一路以武。……既文武参用，二路兼资，均其事任，同其休戚，足以息今日之谤议，平他时之骄怨，使文武之道，协和为一，何忧乎边患矣！……某谓朝廷用儒之要，莫若异其品流，隆其委注，众皆望风禀畏，以济边事。……某胸中甚白，无愧于日月，无隐于廊庙，惟相公神明其照，某岂得而昧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