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姚琴给杨志国写了那张条子后，杨志国像疯了似的，整天魂不守舍，食不香睡不甜，人也渐渐地消瘦了。他的同伴们都劝他，有的说：“人是有缘分的，既然无缘就算了。你家庭条件又好，自己长得这么帅，还愁找不到一个称心如意的老婆？！”有的说：“算了，她不同意，我还不赞成她同意哩！地主成分，父亲是‘右派分子’，‘五类分子’中她家占了两个，双料货，有什么资格翘尾巴？”他的好朋友施得贵劝了他两个晚上：“志国，姚琴是美，人品也好，也有素养，但人家不同意，总不能单相思吧？你说呢。”
人啊，是个怪物，得到了的东西反而不珍惜，看中了想得到而不能得到的东西，越想越美丽，越想越可惜，抓心抓肝地想得到。细想想，这话是很有道理的。为什么有人说“结婚是失误，离婚是觉悟，再婚是执迷不悟”呢，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结论：因为当初没得到。那时的女朋友是他的心，是他的肝，是他生命的四分之三。心情不一样。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觉得她非常喜欢我，从内心里爱我。她经常偷偷地帮我洗衣服，补衣服。我爱吃辣椒，她把她家的辣椒摘了塞在我的口袋里。”杨志国坚持说。
“我不这样认为，是你经常给她磨镰刀，给她家挑水，人家不好意思还你的情。”施得贵开导他。
“据村里的社员说，她原来很活跃，经常参加大队文工团唱歌，演出什么的，现在经常愁眉不展，躲着流泪，她家成分不好，她非常悲观，她需要人安慰，我不忍心看着这朵还没完全开放的鲜花就马上凋谢。”杨志国说。
“即使是这样，你有什么办法呢，你有回天之力？现在在这抓阶级斗争的年代，出身决定一切，如果你和她结婚了，不但不能帮她解决问题，恐怕连你也牵连进去了。你没听说大队有个男孩就是因为找了一个地主出身的女孩当了老婆，连民兵连长都没当上？”
“这个我想过了，只要她同意和我结婚，我什么都不要，什么当干部、入党、回城当国营工厂正式职工，我都不要。”杨志国坚定地说。
施得贵见他犟得像头牛，拼命地拉也拉不回头，便改口劝他：“即使你同意，人家姚琴也愿意，你爸爸妈妈会同意吗？”
“那不关他们的事，我自己的事自己做主。”
“你看了‘四郎探母’没有？杨四郎和敌人的女儿结婚了，佘太君不让他进门，还要将他推出去斩首。”
“他不让我进门，我就一辈子在姚塘，农民不是人？全国好几亿人都是农民。”杨志国横下一条心。
美女啊，美女，美女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历史上有多少英雄要美女不要江山，有的甚至不要命的！俄国伟大诗人普希金就是一个典型，他为了争夺一个美女，30多岁就英年早逝了，他的死不仅对他个人、他的家庭是一大损失，而且对国家、对世界文坛也是一大损失啊！太可惜了。难怪匈牙利诗人裴多菲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那天他在姚琴门口的草垛边睡了一夜，着实让姚书记捏了一把冷汗。这城里的娃们，太调皮了。姚琴是他的侄女儿。志国和姚琴好，他也知道，事后他找姚琴，可姚琴只是哭，什么都不肯说。这让姚书记心里也难受。姚琴的爸爸和他是叔伯弟兄，他们是一个曾祖父。姚琴的爷爷很勤快，又克勤克俭，就像小说中的高老头，整天一个破棉袄，扣子掉完了就用一根草绳系在腰里。他白天种地，晚上在家磨蚕豆下粉，日积月累赚了几个钱，多买了几亩地，地多了自己做不来。有时请几个短工。就这样，土改时被划了个地主。姚琴的爸爸姚海涛，小时候是个聪明孩子，他父亲为培养他，让他多读了几年书，毕业后分在县城教书，解放以后转为国家公办教师。他没在家种过田。1957年大鸣大放时，他对统购统销提了一些意见，被划为“极右派”，开除公职。“统购统销”是什么意思？现在的娃们不知道。全国解放后不久，国家为了打击投机倒把，抑制粮价上涨，动机是好的。规定农民收的粮食全部卖给国家，农民要吃粮，再由国家发粮票，凭粮票到国营粮店去买。实践结果是增加了农民负担。农民自己的口粮，留在家里自吃，该多好哇，但政府要你先挑去卖，然后再买了挑回来，而且卖的便宜，买的贵。姚海涛平时语言不多，他受了那个挫折后，像雷打哑了似的，平时很少听见他说话了。所以，社员们认为他比较老实，队里开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会时，他挨斗的时间最少。当然，也有人说他的叔伯弟弟是大队党支部书记，包庇他的，但说是说，没有依据。
姚记财家是雇农，由于他父亲得的病不好，是痰火病。痰火病就是现在的肺结核。解放前，肺结核等于现在的癌症，谁得了这个病，必死无疑。所以家里没有劳动力，又要钱看病，几亩地卖光了。所以土改时被划了一个雇农。所谓雇农就是自己家没田地，长期帮别人打长工，比贫农还穷。因此是革命的中坚和主要依靠对象。姚记财的父亲想儿子长大了发财，便给他起了个名字叫“记财”。
姚记财当上大队党支部书记后，工作积极，立场也坚定，但就是有一点，叔伯的哥哥是地主加“右派”，担心别人说他包庇阶级敌人。姚记财为了避嫌，有时开“五类分子”会时，特意在会上将姚海涛训斥几句。
现在麻烦又来了。这个杨志国，哪个女孩你不可以找，非要找姚琴好，怎么劝他们呢？劝他们不要好吧，这是两个青年的私事，人家相好又没犯法，你干涉别人是何道理？不劝吧，又怕别人说自己立场不坚定，搞得他左右为难。
果然如此，今天县委书记、革委会主任范向东来了，他话说得轻，可落得重啊！他脑子里反复回响着范书记的指示：“现在阶级斗争非常复杂，阶级敌人往往用美人计腐蚀我们的革命后代，这不是个小问题，要提到纲上来认识。”他越想越后怕。
姚记财没有文化，是夜校扫盲时认的几个字，他想起了毛主席教导：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我们革命同志要牢记阶级斗争。他背不下原句，反正是这个意思。他不理解，难道两个小青年谈个恋爱，也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即使姚琴不是我的侄姑娘，是另一个地主的女儿，他也不会这么认为。地主的女儿找谁结婚呢？难道地主的女儿只能找地主的儿子结婚才不是阶级斗争？姚记财横竖想不通。
杨志国听到广播后，气喘吁吁地跑回大队部，他一边用草帽扇着风，一边拉自己的衣服擦汗。
张石头见杨志国回来了，便离开会场，将他拉到旁边小声说：“县里范书记来了，他和姚书记在隔壁屋里等你。”
姚书记看见杨志国在外面，走到门口说：“志国，你看谁来了，快，快进来。”
志国赶紧向屋里跑去，见范书记正在歪着嘴喝茶，便喊了一声：“范叔叔，您怎么有空到我们大队来？”
范书记忙放下手中的茶杯，站起身来拍着志国的肩膀，父亲般慈祥地说：“志国，辛苦了，哟，晒黑了，你看膀子都晒脱了皮！快，快坐下。”
姚书记用大碗在土把壶（用泥巴烧制的陶瓷壶，有黑色的，红色的，夏天用来装水，易凉，农民叫它土冰箱，开水放进壶里，几天不坏，喝起来冰凉，甘甜）里倒了一碗凉开水递给志国，志国一饮而尽。姚书记见他满头满脸都是汗，便将自己的芭扇给他：“先扇扇，先扇扇，坐一下，心静自然凉。”
“姚书记，你先去开会，我找志国聊聊，聊完了我再喊你。”范书记想叫姚记财离开，先跟他个别谈谈。他认为个别谈可能效果好些。
姚书记离开后，范将自己的板凳移到志国身边，以长辈的口吻问：“志国啊，我昨晚接到你妈的电话，说你在大队里谈了一个朋友啊？怎么样，说给叔叔听听，我给你参谋参谋。”
“没那回事，我妈妈老是听见风就是雨，爸爸这次当走资派斗就是她惹的祸。”志国当即予以否认。
“瞎说，你妈妈是个好人。你爸爸是市委书记，是当权派，文化大革命不斗当权派斗谁呀，嗯！再说这不叫‘斗’，是接受红卫兵小将再教育，你小孩子不要跟着别人瞎说。”范叔叔纠正志国的错误观点。
“我爸爸原来好好的，他在市里任‘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副主任，红卫兵刚开始没注意他，就是她说‘文化大革命都把老干部斗垮了，都去抓革命去了，今后生产谁搞啊，今后吃什么’这些抵触话，害得造反派又把我爸爸打下了水。”志国振振有词地说。
“傻孩子，你妈说的是对的，你看现在你爸爸不是又解放了吗，听说又增补为市革委会副主任了。”
“算了，他们老一辈的我管不着，任他们去，我只管我当好一个知识青年就行了。”志国说。
范向东因势利导：“志国呀，当一个好知识青年不容易呀！”他不想打消他的热情，又转口说：“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像一个市领导干部的后代，有志气，有出息！”
“范叔叔，不要领导干部的后代什么的，我最不想听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之类的话，人家农村的人，人家地主富农的子女就没有志气，没有出息？”这个小志国，话没讲几句就开始正面交锋了，搞得范书记啼笑皆非。他觉得志国已被阶级敌人腐蚀了，再不加强教育，后果十分严重。他当人武部长特别是当了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后，没有一个人敢在他面前这样顶撞的。但他毕竟是个小孩，特别是老上级的小孩。他把已经冒到头顶上的火强压下去了，耐心劝导说：“志国呀，你们年轻啊，我和你爸妈革命一生，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为的啥？不说为全中国人民，起码是为了你们吧？嗯！你们刚踏上社会，‘社会’是什么？‘社会’是分阶级的，有阶级，就有阶级斗争，你懂吗？”
杨志国自从他爸爸挨斗之后，最反感什么“阶级斗争”。他爸爸从小就跟共产党、毛主席闹革命，毛主席指向哪里他就打向哪里，怎么会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呢！他什么时候执行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啊？可造反派硬是抓住不放，说他是刘邓路线的忠诚执行者，非斗垮斗臭不可。他确实“不懂”。但凭直觉，他感到不妥，但又想不出理由反驳范叔叔。作为下辈，他认为还是让着一点，便问：“范叔叔，你到我们大队吃饭吧，我叫阿姨多加点米，今天和我们共进午餐怎么样？”
范向东认为再和志国争下去，不会有结果。“他连谈女朋友都不承认，怎么谈得下去呢！”范向东这么想，便说：“今天主要是来看你一下，以后抽机会和你们吃饭。”他讲到这里，仿佛想起了什么，便对司机说：“小陈，你把车上的荔枝拿下来给小杨。”又对志国说：“志国，这是叔叔专门从外地买的新鲜荔枝给你的，抓紧吃，这种水果不好保存，容易坏。”
范书记将杨志国打发后，又找大队党支部书记姚记财交代了几句便上车回县城去了。
姚记财呆呆地看着范书记的吉普车飞速远去，久久站在那里没有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