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国作协的情缘
中国作家协会从它的前身全国文协成立之日算起，到现在已走过一个甲子风风雨雨的路程。60个春秋，中国作协一共开过7次代表大会。除1949年举行成立大会时，我还是个青年学子，没有跨进文学门槛外，后来几次代表大会，我作为大会工作人员或大会代表，都是积极参与者和见证人。别的我不敢言“老”，要说“老作协”，也许我还可以勉强算上一个吧。
从我在几次“作代会”上扮演的角色，也可从一个侧面了解我在文学界“打杂”、跑龙套的经历和在人生路上留下的几个脚印。
第一次“作代会”即全国文协成立大会，是在中国革命取得基本胜利、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时刻，与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同时举行的。那时，我刚从高中毕业，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初学写作者，密切关注那次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学家、艺术家大团结、大会师的盛会。从报纸、广播中获悉毛主席亲临文代大会会场，对代表们说：“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毛主席的这番话，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不仅当时成了激励我投身文学工作的动力，而且后来成了治疗我的“打杂烦恼症”的灵丹妙药。每当我在文学界“打杂”遇到麻烦或不称心如意的事情，我的耳边就响起“人民需要你们”这一亲切动人的声音。它一次又一次成功地说服我在“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这个岗位上坚持下去。
第二次“作代会”是在我国进入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新时期举行的。那时我是一个从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刚满一年的年轻干部。1952年冬，我的第一个上级严文井带领两个秘书，即一个丁玲的秘书陈淼，一个原定给周扬当秘书的我，跨进作协大门，最早投入二次作代会的筹备工作，为改组全国文协为中国作协做准备。我作为创作委员会秘书，有幸在冯雪峰、邵荃麟、沙汀麾下，参与组织部分在京作家、批评家、文学界领导骨干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具体工作。两个多月，围绕4个专题，召开了14次学习讨论会，我自始至终担任讨论会的记录。学习结束后，我写了一篇八九千字的《学习情况报道》，登在《作家通讯》上，为这次作为第二次作代会思想准备的学习，留下了一份备忘录。对我个人来说，则好像上了一期文艺理论学习班，为我后来从事文学评论打了一点基础。
第二次“作代会”是和二次文代大会一起举行的。我和时任创委会秘书室主任的陈淼一起，担任文代大会主席团秘书。我凭着那个写明职务的胸卡，不仅可以到各小组了解讨论情况，会后综合整理出一篇《历史估价问题和创造人物形象问题的讨论》，为文坛留下一帧史影；而且得天独厚，有机会参加大会主席团会、临时党组会，频频接触文艺界领导同志。尤其令人难忘的是1953年10月4日那一天，毛主席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怀仁堂后面的草坪上接见出席文代大会的全体代表。合影之后，毛主席面带笑容，同代表们挥手告别，大家报以长时间的、暴风雨般的鼓掌和欢呼。我尾随郭沫若、茅盾、周扬等大会主席团成员，送毛主席等到怀仁堂后门入口处。当毛主席走上台阶，回过头来，再次挥手同代表们告别时，我就站在台阶下面，距离毛主席真是近在咫尺。可我竟没有勇气伸过手去，同毛主席握一握手。那时，我老实拘谨、循规蹈矩到了何等程度！至今想来，不禁扑哧一笑。
第三次“作代会”是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与四次文代大会一起举行的。这是粉碎林彪、“四人帮”后，各路文艺大军胜利会师的盛会。那时我归队已有一年。会前那一年，从春到冬，我参加大会筹备组文件起草组的工作，参与起草《作协工作报告》、修改《作协章程》，在大会前夜还赶写了一篇《开幕词》。脱离文学队伍十多年的我，经过这一段补课，认真学习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特别是亲耳聆听了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感到心明眼亮了。
如今我的眼前还清晰地浮现出第三次“作代会”上，那些从牢房、牛棚、“五七干校”走出来的、阔别多年的作家相拥在一起的动人情景。挣脱了精神枷锁的代表们在“作代会”上充满激情、精彩纷呈的发言，不仅博得到会代表热烈的、持久不息的掌声，而且吸引了众多的出席剧协、音协、美协等代表大会的代表来旁听，一时传为佳话。我当时担任“作代会”简报组组长，和组里的几位同事，情绪亢奋，夜以继日地赶写简报，反映作家们很久以来埋在心底的声音。我还清晰地记得，“作代会”闭幕的那天，周扬同志到会就民主问题、团结问题讲了话。周扬同志真诚地向在自己主管文艺期间受过错误批判、打击的丁玲、陈企霞、冯雪峰、艾青、罗烽、白朗、陈涌、秦兆阳、刘绍棠等同志公开道歉。他的讲话引起了强烈反响。我当即根据自己的笔记整理成《周扬同志讲话摘要》，刊登在大会《简报》上，为当代文坛留下又一帧真切的史影。
第四次“作代会”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的新形势下举行的，是一次以“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为目标的会议。那时，我进入作协领导班子——党组已有两年多。我满怀热情、全力以赴地投入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分工负责修改《作协章程》、选举产生大会代表、提出新一届理事会组成方案等工作。大会期间，我名副其实、独当一面地挑起了副秘书长的担子，大会小会，频频亮相，台前幕后，马不停蹄，一时成了一个大忙人。
这次代表大会的热门话题是：坚持“双百”方针，保证创作自由。我记得，这次大会后，包括我在内的10位作家一起会见中外记者。当外国记者提出中国作家有无创作自由、创作自由是否有各种框框这样咄咄逼人的问题时，王蒙从容而轻松地回答：“任何创作只要不违犯法律，都将是自由的，”“如果一位作家写了歌颂江青的作品，那就会受到公众的嘲笑，他走在大街上，人们会朝他吐口水的。”他的敏锐、机智，赢得一片笑声和掌声。代表大会通过的新的《作协章程》和我在大会上就修改《章程》所做的说明，也引起新华社、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纽约时报社等中外媒体的关注。外国报刊、通讯社都突出宣扬：“中国答应给作家创作自由”、《章程》规定“有自由可以描写生活的一切方面，而不是像过去提倡的那样只写工农兵”、“敦促作家们大胆地开辟新天地”。有的朋友、同事见到“大会秘书长束沛德先生”的名字接连两天出现在《参考消息》上，给我开玩笑：“你成了新闻人物了！”
第五次“作代会”是在全面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背景下，与第六次文代大会同时举行的，是文艺界继往开来、迎接新世纪的盛会。这时我年届65岁，早该“到站下车”了，只因等待班子换届，拖延下来。我是当时作协班子里唯一参与过上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的人，出于一种责任心，我不得不充当承前启后、拾遗补缺的角色。大会期间，我又一次勉为其难地担任副秘书长，并在大会上做关于修改《作协章程》的说明，以至一位领导同志也戏称我为“章程专家”了。
第五次“作代会”期间，中央组织部一位负责人来会上传达中央有关作协领导班子换届的精神。他在讲话中谈到，我和另外两位作协书记处书记，由于年龄偏大，不再进入下届班子。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我平静而宽慰地面对这个期盼已久的决定。随后，在选举作协新一届全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时，我出乎意料地以高票当选。这对搞了大半辈子文学组织工作的我，也算是一种肯定和鼓励吧。我从中得到一丝慰藉。
第六次、第七次“作代会”召开之际，尽管我已从作协一线退下来，但一直还挑着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负责人的担子，因此仍为大会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并在会上被推举为全委会名誉委员。当然，我心里明白，主席团委员也罢，名誉委员也罢，都是一种安排，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真正重要的变化，是我顺利地交了班，作为一名文学组织工作者，算是画上句号了。从此我可以按一种新的节奏、新的方式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了。
2000年6月写，2009年7月改
我当秘书的遭遇
46年前大学毕业后的一次谈话，可说是“一言定终生”，决定了我大半辈子当秘书的命运。
那是1952年秋天，我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调到中宣部干训班进修。学习不满一个月，干训班丙班主任找我谈话，说是“周扬同志需要一个助手，组织上考虑调你去很合适，你的意见怎样？”我当即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组织调动。那时我确实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因为在中学时代就爱耍笔杆子，常给一些报纸“学府风光”栏投稿，写些学校生活散记之类的文章，一心想当个新闻记者。读大学时，又对文艺理论发生兴趣，试着写一点文学评论文章。在毕业生调查表上，我填写的志愿是：文艺理论研究、文学编辑或党的宣传工作。当时负责党的宣传、文艺工作的胡乔木、周扬都是我心目中的旗帜。如今恰好要调我到自己所敬重的周扬同志身边工作，可说是正中下怀。我记得，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我兴冲冲地沿着中南海的红墙走向当时中宣部机关所在地报到。同我谈话的是时任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的严文井同志。他对我说，文艺整风后，要加强全国文协（中国作家协会的前身）的工作。原本决定调你给周扬同志当秘书，现与周扬同志商妥，让你先随我去全国文协工作，熟悉熟悉文学界的情况，去周扬同志处工作的事以后再说。从此，在全国文协代理秘书长严文井麾下，开始了我长达40多个春秋的秘书生涯。
刚跨进文学门槛那两年，我担任作协创作委员会秘书，并兼任作协党组记录。由于所处工作岗位，会上会下经常有机会见到周扬、丁玲、冯雪峰、邵荃麟、萧三等文学界头面人物。全国文协改组为中国作协后，周扬兼任作协党组书记，当面聆听他教诲的机会就更多了。我记得，1954年秋、冬之交，周扬即将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行前除了要准备一篇在代表大会上的正式发言稿外，还要准备一篇在群众场合介绍中国文学现状的演讲稿。协助草拟这篇演讲稿的任务落到我的头上。我随创委会副主任沙汀到东四头条周扬的寓所。周扬拿出两页洁白的、写得密密麻麻的稿笺，这是他亲自动笔、刚开了个头的演讲稿，题目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新中国文学》。他胸有成竹、条理清晰地讲述了拟写的这篇演讲稿的框架、要点，让我帮助搜集资料，在一周内写出初稿来。我不敢稍有懈怠，立即全身心地投入紧张的工作。好在那时我作为创委会秘书，不仅平时分工阅读新发表出版的作品，而且参与起草每个季度向作协主席团的创作情况汇报，对创作现状还是心中有数的。加上年轻（那年我23岁）好学，平素抓紧一切时间，如饥似渴地学习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和苏联文艺理论，这也为起草讲话、报告这类文稿做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我夜以继日地奋战一周，如期拿出了一篇七八千字的演讲稿，经沙汀过目后送到周扬处。周扬略做文字上的修改，就打印出来随身带往苏联备用了。事后沙汀告诉我：周扬对你起草的这篇稿子比较满意，觉得眉目清楚，材料也还丰富。这也许可算是我起草的一篇讲话、报告“处女作”，曾引起作协领导和一些文学前辈的注意。
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胡风的斗争相继展开之后，周扬同志再次提出需要一个助手，帮助做些资料、研究工作。也许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组织上认定我是块当秘书的材料，搁浅了两年的周扬助手这个角色就仍然落到我的身上。1955年4月5日我去周扬住处谈工作。周扬仔细了解了我的经历、爱好及外文程度等情况后对我说：调你来，主要是帮助做些资料整理、初步研究、起草稿子的工作，业务秘书、研究助手的性质；电话、文件收发等事务用不着你管。你屁股还可以坐在作协，在作协办公，隔一段时间，给你布置一些任务。接着他谈起即将召开的作协理事会，议程之一是总结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他将在会上做报告，让我为他准备两个资料：一个是把胡风的观点按问题分门别类摘录出来；一个是针对胡风的观点，找出马恩列斯毛的有关论述。他扼要地讲述了拟在理事会上所做报告的思路、梗概，说是要对胡风集团的活动做一个历史的回顾和评价，指出它是一个反党反人民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派别。他还谈到，除了胡适、胡风这两条战线外，还要开辟第三条战线，即展开对庸俗社会学的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