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塞以来，队员们听到太多让人惊心的消息。
因感染埃博拉，经常来送样本的救护车司机死了；负责与我们联络的塞卫生部官员死了；曾到塞中友好医院参观的甘比亚医院院长也死了……现在，我们朝夕相处的战友也不明原因地倒下了。
死亡已经不是悬在头顶的剑，而是一枚扎进胸口的针。
食堂里听不到队员们聊天、说笑的声音了。都明白彼此的心思，又都不忍捅破这层窗户纸！
但是，队员们并不是独军奋战。
刘文森的病情惊动了国家领导人，刘延东副总理亲自打来电话慰问，国内先后19次组织知名专家对刘文森的病情进行视频会诊，并派人专程赴塞准备接刘文森回国。
李克强总理、刘延东副总理，以及国家卫计委、外交部、商务部等国家联防联控机制组成机构，相继发来慰问电。这是来自祖国的鼓舞和问候，这是来自家乡的期盼和牵挂。郝杨力跑遍弗里敦几家超市也没找到大红纸，最后把慰问电打在16张红色八4纸上拼成了一幅海报张贴在食堂门口。
刘文森的恢复速度令人惊奇，连远程会诊的专家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当他行走自如地出现在食堂门口，队员们都兴奋得两眼放光。
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苦和累还算得了什么？
自打中国移动实验室检测队正式接收样品，塞政府和国际组织牵头的各种疫情防控会议上，就有了朱迪〔中国实验室所在地）实验室的固定席位。
但最初我们的专家参加这类会议，都是抱着学习和借鉴的心态，只听不说。毕竟我们才刚刚迈过埃博拉病毒检测的技术门槛，检测数量有限，积累的经验不足。更何况中国人一贯奉行多做少说的行事准则，只要我们竭尽全力多检测样本，就能为疫情防控做出更多的贡献。
但随着时间推移，中国专家越来越感到，一些重要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已经严重影响了塞疫情防控的进展。而中国实验室的贡献一再被低估，也让专家们觉得，为了国家荣誉，有必要发出来自中国的声音。
在一次实验室检测技术协调会上，当某国实验室专家再次错误地引用检测数据时，代表中国实验室参加会议的江佳富直接站起身来打断了他：
“先生，您引用的数据早已经过时了。目前中国实验室单日检测量最高已达到69例，并已多次位于4国实验室之首。您低估了中国实验室的工作能力。”
一席话让刚才发言的外国专家哑口无言。
一不做二不休。轮流发言阶段，江佳富索性直接走上讲台，把几天来一直反复思考的问题和盘托出：
“作为来自中国的公共卫生专家，我们有两条建议：第一，目前的流行病学调查表还存在欠缺，只注重调查病例是怎样感染的，而忽视了疑似病例近期接触的健康人群，而后者才是监控的重点，只有把这些人尽快隔离管理，才能有效阻止疫情扩散。
“第二，样本采集信息表填写非常不规范，字迹潦草、要素不全，大大影响了检测效率，我们检测队每天至少在核对样品信息上花费两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我们建议，每一个采样单位填写一份汇总表，以方便各实验室核对样品信息。”
深知塞方样本采集和运送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江佳富在黑板上详细绘制了一张表格，该设置什么统计项目，该在哪里打勾画叉，一一示范讲解。一同参加会议的鲁会军则补充了检测流程中的细节。
中国专家的发言一结束，全场立刻响起热烈的掌声。
南非实验室代表会后走到江佳富面前，向他竖起大拇指：“我们同样长期被调查表录入的问题困扰，而你们，中国人，拿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中国专家的建议很快被采纳，塞卫生部为此专门增加了两张表格。
在又一次联合实验室技术协调会上，当江佳富想利用荼歇间隙，与世界卫生组织实验室技术总负责人乌瑞医生再次沟通样本采集问题时，没想到乌瑞医生刚听清他的来意，就在会场高声宣布：“肃静，请大家肃静！中国专家有话要说……”
参加会议的有世界卫生组织代表、塞卫生部官员、各实验室技术负责人，也有主要疫情区域样品采集、运送负责人。刚刚起身的又在原处落座，已经向外走的就地站定。整个会场鸦雀无声，大家的目光都落在这位戴着眼镜、斯文清瘦又面带疲惫的年轻中国学者身上。
“好吧，”江佳富清了清喉咙，“由于信息录人的问题，凌晨4点我的工作才刚刚结束。赶来参加这个会议，就是希望上次提到的采集表填写规范能够得到落实。我们从中闰带来一些有10号码的采样管，也许对解决这个问题有所帮助，如果需要，我们愿意无偿提供。”
又是经久不息的掌声。
中国专家的建议越来越多地得到重视和采纳，各国实验室都必须遵守的埃博拉病毒检测标准操作规程，上留下了越来越清晰的中国烙印。
10月27日，中国驻塞大使馆召开中国援塞医疗检测队新闻发布会，塞拉利昂国家广播电视台、《阿沃克报》《协和时报》《环球时报》、星空电台、环宇电台及中国中央电视台等20多家媒体的记者早早来到现场等候。
会上，鲁会军作为中国检测实验室代表，用沉稳的口气宣布：中国实验室日检测能力已达到40至60例样本，与美国等援塞实验室持平！
鲁会军不仅向与会的媒体记者介绍了中国实验室检测队为塞埃博拉疫情防控做出的重要贡献，还就未来疫情发展的判断、疫情防控的建议等提供了中国专家的意见。从最初国际规则的学习者、执行者逐步演变为建言者、参与者，中国公共卫生专家前所未有地站在了国际疫病防控舞台的聚光灯下。
首日检测样本24例，隔日27例，1周后33例，10天后48例，25天后69例……中国移动实验室检测队稳化稳打，步步为营，在不断摸索、改进、调整的过程中，经受住国际舆论、重大疫情、艰苦环境的磨砺，闯过试剂方法关、检测技术关、装备性能关、安全管理关、后勤保障关、对外交往关、身心素质关……完成了“鲤鱼跳龙门”式的成长。
这是一组令人难以置信的数据：
自埃博拉病毒1976年被发现以来，西方国家对其进行了将近40年的研究，而我们34天前才第一次与它短兵相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10月31日，中国实验室检测样本106例，累计检测样本1094例，单日破百、总量过千。美国、加拿大、南非3国花费69天才冲击千例大关，而我们只用了不到一半的时间。
9月28日至11月11日，中国实验室共检测样本1635例，检出阳性样本847例。运行45天来，塞拉利昂全国四分之一的样本，三分之一的阳性样本和首都地区二分之一的阳性样本，是由中国实验室检测完成的。
中国移动实验室检测队以闪电式的成长，成为塞拉利昂抗击埃博拉疫情的中坚力量。
中国驻塞大使馆赵彦博大使拿着这份沉甸甸的成绩单对联合国应对埃博拉特别代表团团长安托尼，邦伯瑞说：请看看这些数据，中国的作用就摆在那里！
塞拉利昂科罗马总统在接见联合国开发计划机构负责人时说：支援非洲要向中国学习，中国给全世界树立了榜样！
欧盟驻塞大使在接受当地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在援助非洲抗击埃博拉病毒的行动中，展示了负责任大国的积极作为，走在了世界前列！
11月11日，中国移动实验室检测队第一批队员最后一次执行实毒检测任务。第二批检测队先遣组已经到达，抗击疫魔的接力棒就要交接到他们手上。
由于要进行检测流程的“传、帮、带”，为了确保安全，实验室与塞方沟通，希望将样本检测量控制在20例左右。但实际送来的样本却多达80例。
一份样本就是一个生命。检测队没有推辞。
检测工作耗时整整一天，直到下午5点，杨帆和苏浩翔才最后走出p3车。最危险的实毒操作已经顺利完成，只需再等待1个小时？(检测一结束，队员们就可以安全返回了。
就是在这个时候，指挥组长兼随队翻译王壮接到塞中友好医院玛莎护士长的电话。玛莎12岁的侄女因发热被隔离在留观中心，她和其他几位疑似患者的血样刚刚抽好。玛莎在电话里恳求检测队能接收这几例样本。
王壮尝试着建议玛莎把标本送到其他实验室去，可玛莎痛苦地说，在这个时候，中国实验室是她唯一的希望。
王壮打电话向先期返回驻地的钱军请示。电话那头，钱军沉思良久：
在塞拉利昂的两个月里，玛莎护士长是中国检测队最可靠的朋友，给予我们很多帮助。入塞初期，为解决大量物资亟待转运、实验室改造人手不够的难题，热情豪爽的玛莎帮助检测队招募了当地黑人雇工，甚至扯着嗓子跟雇工们讨价还价，当检测队的施工器械不知去向，玛莎一个晚上就一件不少地找了回来。玛莎曾在中国接受过短期的业务培训，她喜欢中国的文化，也敬佩中国人的办事效率。检测队托付的事情，玛莎总是能不折不扣地及时完成。如今玛莎的侄女在留观中心，如果并非埃博拉感染，多待一分钟就多一份风险，我们怎能拒绝她的请求？
可是此时，第一组检测队员已完成任务返回驻地。第二组检测队员刚刚结束5个多小时的病毒灭活和核酸提取工作。按照操作规程，绝不允许队员一天中连续两次进p3车，在极度疲劳的情况下，这就是在玩儿命。两个月的艰苦鏖战胜利在望，“零感染、零疫病、零事故”的目标唾手可得，万一在最后一刻因疲劳出现失误，不仅靠牺牲奉献取得的工作成绩将化为乌有，甚至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边是国际友人的请求、期盼，一边是近在咫尺的胜利果实，反复思考后，钱军同意了玛莎的请求，但要求王壮一定要征求检测组队员的意见。
得知情况，杨帆擦了擦两鬓不住向下流淌的汗水，轻声说：“把样本送过来吧。”
杨帆与苏浩翔这对师徒搭档，在检测组8名队员中，一个年龄最大，一个年龄最小。两个月前，杨帆是跟家里交代完后事，揣着高血压诊断书登上飞往塞拉利昂的包机的。
再次穿好3层防护服，重回p3，重启机器，直到深夜11点，才完成最后一批8例样本的检测。在回程的班车上，大家紧张地核对结果，当确认玛莎侄女的血液样本为阴性时，在场的队员们都深感庆幸。
王壮立即拨通了玛莎护士长的电话。得知检测结果的玛莎泣不成声：“王，我的孩子得救了。”
班车返回驻地已到了第二天凌晨。先期返回的前方工作组组长刘柳、检测队队长钱军，留守在驻地的其他检测队员全都聚集在宾馆楼前，焦急地期盼着战友们凯旋。鼓掌、拥抱，欢笑、泪水，两个月来一直悬着的心终于可以落地了。
11月15日12点10分，执行两批队员交接任务的包机降落在弗里敦隆吉国际机场，中国移动实验室第二批检测队员一个个意气风发地走下舷梯，在停机坪列队集合，远远地向分隔在候机厅玻璃幕墙后的战友们挥手致意。
两个月的酸甜苦辣，两个月的咬牙坚持，两个月的生死考验，在见到祖国亲人的这一刻一起涌上心头。候机大厅里，队员们一边挥手，一边欢呼，眼泪在一张张憔悴的脸上肆意横流。
11月16日，从出发之日算起，整整两个月后，同一架东航空客330包机，载着逐鹿西非大获全胜的英雄们，稳稳降落在首都国际机场。
在沸腾的机舱内，钱军拿出手机编发了回到祖国后的第一条短信：
“一个都不少，我们回家了！”
2015年3月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