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回到家里，经常为屁大个事发生争吵。因为她总习惯于放大思维，或者叫偏激，老把很小的差错想得很严重、很严重，使他常常感到莫名其妙，就这点儿事，值得发火吗？可她的情绪不能自控，很任性。有时恼怒起来，居然也会操起菜刀或擀面杖威逼，摆出跟他决斗的架势。这点，她跟母亲有惊人的相似。遗传基因？还是潜移默化的模仿？得承认，童年经历对人格形成确实有影响。
也有心平气和的时候，他劝导她：“哎呀，你老这样发火，谁忍受得了？”她冷静时也承认：“是，我是脾气不好，可控制不住呀。”但接着又为自己辩解：“女人嘛，都有小脾气。你大男人计较这个，真小气！”得，又怪罪到他头上了。过分的自尊，使她从不肯认错。
她总想把他紧紧攥在手里，对他有种强烈的控制欲。这状态下，她很难正确判断他会产生什么反应。她老给他打电话，而他也许是厌烦或正为别的事恼火，有时忍不住对呛几句。对此，她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她自以为并没苛求什么，不就想给你打个电话么？于是更引发猜疑：真是嫌弃我啦。这不，打个电话都烦！
她总想使劲控制他，这使他有种压抑感，总觉自己是处于被监视、被审查的地位。他不经意会露出逆反情绪，比如厌倦、反感、恼火。而这又加剧了她的疑虑和不安，就像紧绷的绳子，越绷”得紧反倒产生逆向的力。本来，她刻意控制他的深层心理是焦虑，而当她老想着对他控制、控制，反倒更加深着焦虑。
也许，她能稍松弛下会好些？可她松弛不下来。自小父母离了婚，母亲带着她过得很艰难。她的潜意识中，总怕重蹈母亲的覆辙，怕老公也被别的女人勾走。这种恐惧和焦虑深植在她的心灵里，使她有种神经质的敏感。
有天深夜，她不知是真的想他了还是无端生疑心，突然给他打电话，说现在就想去郐县找他睡觉。他以为开玩笑，便说“好啊，你来吧”。不料，她果真开着车跑去了。他大吃一惊：“深更半夜呀，跑几十公里，演哪门子戏呢？”而她反倒更起疑，觉得他在糊弄她：“你答应让我来的，为啥来了又反感？”她由此认定，实际是不爱她才不愿让她来。他哭笑不得，却又苦于解释不清。不不，是怎么解释都不能让她释怀。结果，为这场荒唐又闹场别扭。他为此感到痛苦，更感到后怕：是怕她这样不理性，是否精神有毛病？会不会干出更冲动的事呢？
“她常常有些偏激行为，让你无法理解。”郭于敏对我说，“后来，我才慢慢觉察出来，那是病态。真的，那是病。”他曾建议过，让她去找心理医生看看。会不会是精神症？也许是更年期？对此，她大为恼火：“你才是精神症、更年期哪！”
我无法确认，她是否有精神症。但精神病理学的临床观察发现，凡精神病患者，都拒绝承认自己有病。治疗的麻烦也在这儿。如果患者能意识到是病态，自觉控制情绪调适心理，才有好转的可能。于是说，她拒不承认有病，也许真的没病，也许恰恰证明有病。不过话说回来，即使按有病解释，对她公平么？
精神症是个结果，病因呢？
我渐渐走近她的墓地。郭于敏的侄子跟我边走边聊，他也认定苏琪是精神症导致自杀。“但，她为什么会患这病呢？”我质疑。而他说得很肯定：“我也说不清，她为啥患这病。反正，她是有病。”
我无意再争论这个，因为已走近墓地。我怕这说法对苏琪不公，伤害了坟里那个亡灵。她死得够惨了，难道，还让她为悲剧埋单吗？
5
我不否认她的死与精神症有关，但却无法原谅郭于敏对她的伤害。
当初，他爱上她是有政治图谋的。这是事实，朋友们都看得明白。而苏琪对他的爱是真诚的，她没嫌弃他贫贱，还不惜跟老爸闹翻脸，为他争个有利的发展平台。就是说，她的爱是被他利用了。这对她不公平呀，真的不公平。后来，他的仕途一路顺利，以至混到正厅级。他的大学同学多被分到乡下去了，就像程守义那样，至今仍是农业技术员。若不是苏琪，他能有这一切吗？
可他给了她什么？
她在聊天记录里如是说：他刚参加工作时，得靠她老爸呢，所以对她百依百顺。老爸退休后，不久病故了。而他的翅膀也长硬了，脾气便大起来。有时给他要电话都烦，甚至摔电话……这就扯不清了，各执一端理。同是打电话这门子事，他说她是有疑心病，她说他是翅膀长硬了。夫妻间的“理”是本糊涂账，说不清。
然而，有些事是没法糊涂的。比如他跟傅回雪那档子事，曾被她盯梢捉了奸，在房间里按住的。这能糊涂过去吗？俩人为此大闹一场，她气得差乎寻死上吊。幸亏宁立本从中解劝才算捂住了，没耽搁他升迁提拔。在这件事上，无疑伤害了女人最原始的自然情感，对任何女人都是难以承受的耻辱。而她顾全大局，为维护他的体面没往外闹腾。她那种泼性子能忍这个，承受着多大的痛苦和委屈呢？
他被“双规”前是跟傅回雪在一起，直到被“带走”前都没回家。这么大的事，满街人都在议论，作为妻子，却还蒙在鼓里不知晓。很难想象，当她知道这一切时，又是怎样的刺伤呢？
在他被“双规”的那些日子里，她的精神临近崩溃，沮丧、绝望、烦躁不安、严重失眠，不时发生些怪异行为。有时，她会强迫自己暴饮暴食，独个儿在家里喝闷酒。有时，看电视也会突发恐惧———看到抢劫绑架的镜头，她会忽然担心儿子被劫持，以至产生幻觉，仿佛已看到绑架的场景。她立即给国外拨打电话，惶恐地呼叫儿子。
儿子发现不对头，连问家里是否出了什么事？她不敢明说，怕儿子得知父亲的遭遇，精神承受不住。她都快被逼疯了，还顾及着儿子的感受。瞒着，极力瞒着。她把家庭不幸带来的压力独自扛着，面对外人，她努力装出坚强，实际已虚弱到极点。
她极力维持这个家。尽管，她恼恨老公对自己不忠，仍想牢牢抓住他。从小，独身母亲拉扯着她过日子，太艰难、太辛酸。她害怕重演母亲的悲剧，害怕孤单。对这个家，她的心凉透了，仍尽力维持，宁愿忍受委屈。在她看来，不管怎地总算有个栖身的小窝儿。似乎，可以从那点儿可怜的余温里，获得一丝生存的慰藉。
她煎熬了一年多，终于等到了他正式判决、入狱服刑。可以见面了，她慌张地去探望，可连去两次，每趟来回三百多公里的路啊，都遭到他无情的拒绝。她在会见大厅冷坐半天，他固执着不肯见面。每次，她都一路哭着返回省城：“你真狠呀，夫妻一场，我就这样讨你恨吗？”她走进家门浑身瘫软，身心都被摧垮了。她一直睡、睡，搞不清白天黑夜，一整天不吃饭都不知饥渴……后来，儿子已知道发生了什么（迟早瞒不住）。她是实在难受得憋不住了，才跟儿子在网上聊天倾诉。这样写道：
我把整个心都掏给你爸，掏给这个家了。为了这个家，我宁愿忍辱吞恨，咬碎牙咽进肚里。可我得到了什么？
这话我信。否则，她不会在那种心境下去监狱探望。第一次被拒绝，再去第二次……她对他已不是生活依赖。他都进监狱了还能指靠什么？更多是精神寄托，感觉仍有个家，有个心灵归宿处。即使透风漏水的破船，总还有个共渡的伴儿，不孤单。或许，她还想感化他？企望他回心转意？“让你看看，都到这一步了，我不计前嫌，仍念着夫妻情，你总该良心发现了吧？”或许会这样想，才尽力去做。
可这一切努力都失败了。
她在这种失败中感到了自卑，觉得自己没本事，连成了阶下囚的男人都拉不住，以至怀疑自己没有爱的能力。要不，把心都掏给他了，怎得不到他的爱呢？她为自己的无能而沮丧、而愤怒、而自暴自弃。
她几乎完全丧失了自信。以至于很多在别人看来稀松平常的事，她做起来都觉很难、很麻烦。比如，她去医院看个小病，都得托朋友帮忙找医生，怕医生不尽心。甚至，给儿子寄个包裹也得让朋友陪着办，万一弄出差错邮不到呢？实质是，她已陷入深度的自卑状态。她对一切事情都感无能为力，无法独自解决，由此形成习惯性的焦虑。她的心境糟透了，几乎全是负面情绪。好像事事都磕磕绊绊，都很难、很不顺。她为此常常很沮丧：“我咋活得这么难呢？”这种心理后果很可怕，恶性发展会导致彻底的自我否定，以致萌发轻生念头。自杀，便是自我否定的极端形式。
不不，她不想死，还要努力挣扎。
那些天，她羞于见人，整天闷在家里头。疯狂地喝酒，借此麻醉自己；她在网上跟儿子狂聊，发泄郁闷；或刻意贪睡，试图在沉睡中逃避现实。有时，她会去逛商场，疯狂购物，连买几套衣服，有些买过就忘了，从没穿过，其实并不需要，仅是寻求一种精神替代———从物欲的满足中填充空虚。有时，她的心理和生理感受会错位，似乎不是情感饥渴而是肚子空饿。她不停地吃水果、点心，嗑瓜子儿或喝饮料，好像肚子总填不饱。
当然还得上班。她是省农学院图书馆的副馆长，分管着一摊子事呢。也好，投入工作可转换下心境，老闷着会憋出事的。这时，工作对她是种拯救，至少能暂时让她摆脱孤独、空虚感，分散精神压力。她需要这个，太需要了。
6
她娇气惯了，工作一直懒懒散散。习惯贪睡过头，上班经常迟到。可这会儿，她突然一反常态，格外地勤奋起来，近乎成了工作狂。时常，她还会睡过头，保证不了准点上班，这是老毛病，不好改；但下班却经常加班加点，有时周末也去加班。别以为，她是事业心突然加强了，不是的，她是怕待在家里孤独、寂寞，因此以工作的狂热逃避家庭困境。她几乎成了“工作狂”———不是常态的积极，而是病态的发泄。
她是副馆长。下属遇到“工作狂”式的领导，指定跟着倒霉。因为她给人的表象是忙工作，好像很敬业的样子。你不高兴却没法说。“难道，我让大伙多干工作、积极奉献错了吗？”而实质上，她是不能独立对付某种困境，总想让别人陪着瞎折腾。她通过权力控制别人，获得一种权力欲的满足，从而转嫁、减缓或对抗焦虑。
图书馆本来没多少活，安排了一群“关系户”的老婆和子女，大量超员。上班时间都闲得无聊，在那儿嚼舌头说东道西。她呢，还没事找事让大伙瞎忙活。这就招来一堆怨言。她意识不到自己变态，反以为下属瞧不起自己。这使她很恼火，值不值得就发脾气。有位女职工上厕所时间长了点，她以为是故意怠慢，竟暴跳一通。
可忙着忙着，忽然有一天，馆长把她叫进了办公室，告知说，她任职年龄到了，校党委昨天开会研究干部，已免去她的副馆长职务。
本来，学校中层副职是五十五岁到站。可这年头儿，人心越来越浮躁。大学老师也都挤钻着想当官儿，有的变着法子讨要，有的跑上层往下压。学校领导扛不住，可位子太少打发不过来。没法子，只得把干部任职年龄来个“一刀切”。咔嗒，往下“切”了三岁，这就多腾出些位子。组织部盯着干部档案，见谁到龄立即“切”掉，怕误了天大的事似的。她呢，刚过罢五十二岁生日，该“切”下去了。
馆长是个实在人，心也善。知道她家里出了事（老公下狱），精神打击太大。这当儿，急着把她撵下台会更受刺激。但校党委决定的，挡不住。可眼看她见天加班加点地干，突然被“切”了，他说着都觉碍嘴。
“呵呵，这个，你知道的，都这规矩。”馆长见她惊骇地大瞪眼，像挨了当头一棒，受到莫大委屈似的，忙鼓励几句并表示同情，“你工作很努力，很辛苦，也很有成绩，很……可是，唉！我很同情你的处境。可这，咋说呢？”她木愣着脸没反应，像是受到刺激。馆长忙又赔着笑脸，把茶杯朝她眼前挪了一下。
“呵呵，喝茶喝茶。咱有话慢慢说，啊？慢慢说。”
她半天没说一句话，直盯着馆长的脸，两眼呆滞。她始终没动弹一下，木偶似的呆坐着，嘴角痉挛地哆嗦抽动，才显出不是木偶。
其实是预料中的事，对她却很突然。她是受过刺伤的脑子，越发神经质敏感，只觉得馆长那笑很虚伪。哼！撵我下台还假惺惺地装善人，耍老娘呢！
极度的脆弱和敏感，使她对所有人都心怀狐疑。她疑惑是馆长把她报上去的，或组织部有人跟她作对，把她的档案年龄盯得紧。当然也恼恨校党委下手狠，好像这群人勾结着把她“切”了。事实上，馆长对这事根本插不上手。组织部虽然把档案盯得紧，但人家就是干这活的。而校党委也有难处呀，不是急着让她下，而是太多人急着上。压着头呢，不“一刀切”，咋整？况且不光是对她来的。比如，杨副馆长是北大图书馆系毕业，图书馆的台柱子，这次也“切”了。
按说，这样的台柱子都“切”了，她也理应想得通。但，她不会这样想。她只觉得太突然了，实在无法接受：“娘的！辛辛苦苦这么多年，正干得带劲儿哪。连个招呼都不打，咋说切就切了呢？”她憋气、委屈，怎么想都扭不过劲儿来。
其实，她也知道自己该下了。但事到临头，她仍觉太突然。她当副馆长多年，习惯了在台上，以至有种固化的“身份意识”。好像自己这辈子就是吃这碗饭的，离开这个，便找不着感觉。她的脑子轰地一片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