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忘不了宁立本家那棵老枣树。
在他办公室里，我吃着枣子又想起它。插队那年头儿，我口袋里装个牛皮纸折叠的钱夹，塞些皱巴巴的零碎钱，够买冰糕或汽水儿，舍不得买水果。老枣树的果子刚发虚，皮儿微白，我和石光亮就摘着吃。次数多了，对它的枝枝杈杈都看得眼熟。它长在宁家前院的墙根儿处，朝院内弯弯地倾斜着，枝梢伸过大门内的影壁墙。像个驼背老头，俯视着院里都在发生什么。
三十多年过去，我对汇龙村仅记个大体印象：一条大壕沟，豁豁牙牙的沟岔，起起伏伏的土岩头。上面长着杂乱的枸树、荆条和荆棘，夹着些野生柏。下面一片窑洞、瓦房、土坯墙、曲曲弯弯的路。这些，都很模糊了。只有那棵老枣树的姿态，至今仍记得清晰。
宁立本的娘说，这树勤，从不偷懒，年年结出成串成串的枣。疙疙瘩瘩的，把树枝儿都压弯了。平时，对它并不怎么浇灌，都忘了这茬事。它就凭根扎得深，全靠地力，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接着又一个轮回，生生不息。它就像个宽厚的长者，浇不浇水都不争，只管尽心尽性地长果子。好像说，我是枣树就该结枣，不求别的。
老枣树扎在黄河流域的沃土，带着邙山的精气神。邙山不高不奇，平平淡淡，没有峭拔的峰，准确说是道光秃秃的土岗岭，刻着横七竖八的冲沟。远看，很像疙里疙瘩的老树根夹着曲里拐弯的缝儿，带着原始的古朴。
老枣树挺着铁黑色的树干，披着鱼鳞片似的老皮，颇像满身褶皱的老头儿。花呢，金黄色，小米粒般的细碎，散在茂密的叶子里，细碎得几乎分辨不出来；清香味儿，很淡，几乎闻不到花粉气。你初次见到枣花甚至疑惑，这也叫“花儿”么？它太不显眼，更不张扬，就那样儿，朴实得不能再朴实了。它就像黄河和黄土高原的风情凝缩。果子，似乎就是古朴风味的提纯。我深情地问宁立本：
“老枣树还在吗？”
“在，照长着呢。”
他告诉我，改革开放三十年，汇龙村早不似当年，已整体搬迁到洛河岸边。原来那条大壕沟，也全部平整为耕地了。当时，他特意给村干部交代，老枣树一定要留住。老家没了，总得有个标记啊。有它在，能记住老家在哪里。
2
老枣树年岁久了。宁立本说，是他爷的爷种的。有年冬天，刮着西北风，他爷跟着他爷的爷扛把小头，跑到邙山岭上挖了棵小酸枣树，才一指头粗，移栽到院里，后来嫁接成大枣。那时宁家还穷，从宁立本的曾祖辈才渐富起来。新中国成立前，他家已是村里的头号大地主，有几十顷地。村里的穷人们，大多都给他家打过工。
新中国成立后，宁家的主要房产充了公，变作村部和学校。还有些分给了穷人家，仅留下处小宅院：三间瓦房，两孔窑洞，还有那棵老枣树。
我在汇龙村插队时，他爷爷还在世，那时已八十多岁，很清瘦，留着长长的白胡子。他读过私塾，有些读书人的温文气质，看上去慈眉善眼儿，很平和宽厚的样子。并不像电影里的周扒皮或黄世仁，一脸凶相。不是的，真的不是。地主确有很坏的，但不全是恶棍，那叫一概而论，也不客观。
但“文革”那年头儿，把人统统按阶级分好坏。在村里，贫下中农是上等好人，最坏的是地主，还有“中等好”（中农）和中等坏”（富农）的。他爷是头号大地主，当然是头号大坏人。当时有规定，地主分子“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这样子，我为表现阶级觉悟高，每看见他爷跟避瘟神似的。他也不敢跟我多说话，仅是微笑着点点头，显得很“老实”。
可没想到，老爷子在外不敢“乱说乱动”，到家里却“不老实”。宁立本曾私下告诉我说，他爷在家里偷偷教他读朱熹的《四书集注》。那是他爷上私塾的课本，纸页已老旧成古铜色，发着霉味儿。当时正搞“批林批孔”运动呢，读这个犯禁。他很惊讶：“这是儒家的书呀，还读？”爷爷却说：“这是咱的文化血脉，咱的根呀！你把老祖宗丢啦，还是中国人吗？”也许，他正是受过老祖宗的训化，才不至于那么野蛮？所以新中国成立前并不凶恶，据说还做过不少善事呢。村里人都这么说。
为此，村里开批斗会时曾闹出过笑话。有个贫农老头叫王大壮，我们都称他“大壮爷”。当年，他曾给宁家扛过长工。有次开批斗会，让他到台上控诉“血泪仇”。这老头耳聋，也有点糊涂。上去后竟一直说宁家待他厚道，惹得哄堂大笑。主持人几次提示：“别讲这个！只讲，他咋剥削你啦？”大壮爷木愣着脸，好像没听懂，仍顺着自己的话头往下说。主持人急了，索性直白地提示：
“你只说，他骂你没？打你没？”
“骂？没有。打？也没有。”
“那，他亏待过你没？”
“你说啥？亏待？”大壮爷没听清。
“就是说，他坑害过你没？”
“哦！得说这个呀？让我想想、想想。”他挠着光秃的脑袋想了会儿，竟发愁了，“哎呀，想不起来。说实在的，东家待我真不赖。他吃啥我吃啥，没两样。我有时回家，还让我捎白蒸馍或烙油馍。掏良心说，待我真……”
“打住打住，你你你……下去吧，真是的！”
大壮爷稀里糊涂站起来，拄着拐杖一趔一趔走下台子，坐回自己的板凳上。周围人直发笑。他呢，仍不知哪点儿说错了，坚持说：“真的呀，东家待我真不赖！我是有啥说啥呀，人得讲良心不是？”周围人更笑得东倒西歪。
从这个故事里，我感觉他爷是不算很坏，至少有人性。因而实际上，他在村里没啥民愤，即使在“文革”年代，乡亲们对他也不恶搞。有次，他戴着一米多高的纸帽子游街。七十多岁的老人，拄根弯棍儿前面走，后面跟群呼口号的，敲着锣，耍猴儿似的在村里转。他走得慢，造反派头头王铁柱大声呵斥：“磨蹭啥？不老实！快走！”说着猛推一把。他没防备，咚地跌倒在地，磕得鼻子喷血，顺着胡子梢往下滴。有个中年汉子平时说话结巴，我们都称他“结巴叔”。他当时看不下去了，一急起来，说话更是结结巴巴：
“他恁大大大岁……你咋咋咋能……”
他结巴着，猛拽住王铁柱的胳膊甩到一边，赶紧把老爷子搀扶起来。周围的人都愣住了。这个突然举动仿佛惊醒了人们的恻隐心，竟忘了他是地主。都觉得，一把瘦骨头的老人跌得满脸是血，挺可怜的。于是顺着结巴叔的话头，朝王铁柱嚷嚷起来：
“是呀，他恁大岁数啦，你咋能这样呢？”
“你看你！七八十的人啦，能经住这一拳吗？”
“这孩子！咋能这样哪？”
打这之后，地主老头仍不断挨批斗，却没人再对他动手动脚。山沟人厚道，在那疯狂的年代还固守着良心。也许是偏僻闭塞，阻弱了外界冲击，才幸存些古朴的人情？就像在深山白云处，更可能寻见最自然本真的东西？
3
那时，宁立本正在上小学。他背着“地主羔子”的臭名，不气壮。每次去上学，母亲都要叮嘱千万别惹事。他就像背着“千万”条戒律，哪儿敢惹事呢？可他不惹事，别的孩子还老找事。这没法子，他只有当受气囊儿。
班里有个学生叫二孬，个头高大，打架谁都怕他，自然有号召力。他一喊“打倒地主羔子”，大伙儿便跟着上。他被摁倒在地，糊里糊涂挨顿揍。他势单力薄不敢反抗，也没能力反抗，只有挨揍的份儿。有好多次，都这样。
也怪他聪明。比如识字，他几乎看一眼就会写，而有些孩子手把手教多遍，愣是学不会。老师有时不耐烦了，朝那学生发火：“笨，你看人家立本，一教就会，你真笨死啦！”这话是有毛病，极易招惹笨学生嫉恨。而他，居然被夸得很是得意，竟忘了自己是“地主羔子”。这样，他的倒霉出身和聪明天赋共同构筑了遭人仇视的世界，经常面对冷漠或敌意的目光，动辄便挨揍。
在学校挨了揍，回家还得补顿揍。父亲脾气暴躁，每见他惹了事，不容分说便抡起破鞋底子朝他屁股上猛抽。爷爷疼孙子，忙过来拦挡，把父亲训斥一通。
“你不问孩子对错，只管打，有这样当爹的？”
“不是不问，咱这家，惹不起事呀！”
“孩子生到这家够可怜啦，你还打！”
父亲只得扔下鞋子作罢；再遇到这类事，仍照打不误。他十岁那年，父亲患病没钱医治，走时才三十多岁。实际上，他不是脾气暴躁，而是家里靠他出力干活、养活老小，在外见人还得低声下气，委屈啊！窝囊气没处发泄，便拿儿子当出气筒。
升到小学四年级后，他的处境才有了改变。不是说“地主羔子”可以不挨揍了，而是算术题有了难度。
二孬越学越糊涂，开始抄他的作业。自然得给他撑腰，否则不能抄作业。这样，才没人敢再找他的岔子。后来又有新发展，他渐渐硬气起来，竟开始挟持二孬了。有时，他捂紧作业本不让看，二孬抄不成。没法子，只好商量出个妥协的办法：每抄一次作业，给他半个麦子面馒头作为交换，他才放宽政策，允许一直抄下去。等于说，他是用智力换人权，进而还能换馒头。
出校门后就不行了。没有二孬护驾，小伙伴依然欺负“地主羔子”。放罢学，都要去放羊。遇见片茂盛的青草，他们就把他挤到一边。他腼腆怕事，不敢反抗，只得把羊牵到啃剩下的草地上。那羊不憨，扭着脖子舍不得离开，可主人太软蛋，硬把它拽到一边去啃剩草，活该跟着受委屈了。
有次，他不经意往草地上撒了泡尿，那羊忽然吃得欢快起来。这是个发现。他脑瓜聪明，很快琢磨出其中的奥秘———八成是尿里有盐分，羊才吃得欢。后来又试了几次，果然很灵验。他看出门道了，每次去放羊之前，先喝一肚子水，能多撒尿。那羊每次都吃得肚圆，久之，竟比别家的羊都明显长膘。小伙伴们惊奇地问咋回事？他偏不说，还窃喜着，别家的羊吃好草却长不胖。这样，他在垄断“发明专利”的同时，也替他的羊讨个公道：咱吃不着好草偏长胖，让别家的羊“瘦”去吧。
他是生得聪明，却长得不是地方。背着沉重的政治负担还挨打，吓得没了胆儿。就这样，聪明并怯懦着———这成了他的性格。
那时老吃不饱，肚里经常饿得咕咕叫。枣没长熟，他就爬上去摘。有次，母亲发现了。不是怪他偷枣，是怕摔下来，怕吃青疙瘩枣拉肚子。便操起扫帚，想教训他一下。他吓得赶紧躲闪，母亲撵着打。直把他撵得钻到床底下，蜷缩在墙角里瑟瑟发抖。母亲心软了，说：“你出来吧，妈不打你了。”可他仍不敢出来，哆嗦着说：“我怕，我怕。”
母亲突然难受起来。她知道，孩子是在外受人欺，回到家还老挨揍，才懦弱成这样子。她扔下扫帚，一屁股坐在床沿上，心疼地哭了。
“孩子啊，你生到这家，憋屈呀！”
4
他后来能去县城上高中，是个很偶然的例外。当时是推荐制，按政治标准，“地主羔子”绝对不行。但有个特殊政策，对极个别表现好的“可教子女”给予照顾。这概率极小，他居然摊上了。就是说，他是个没有坏到底，还可以教育改造的坯子，为体现那个政策才上的高中。就这身份，在全是“根红苗正”的同学中，矮人一头的。
那时是靠挣工分吃饭。父亲死了，母亲体弱。爷爷已八十来岁，干不成重活儿。这样一年下来捞不着多少工分，当然也分不到多少粮食。他每次去县城上学，老是背一袋子红薯，拎一瓶咸菜丝。他本来身份卑下又这样穷气，在城里的学生面前，想不自卑都难。
在汇龙村插队那会儿，我印象中，他夏天总是穿件天蓝背心，都洗发白了，下身是件皱巴巴的黑裤子———那是把尿素袋子拆开，染黑后缝成的裤子，跟纸灯笼似的。他看见钟梅韵便发窘，不是脸皮儿薄，实质是自卑。因此，他绝不会像石光亮那样，对她死皮赖脸地穷追。不敢，也没可能。
严格说，他跟田家也不是门当户对。起初，田俊凤她爹就反对这门亲事。嫌宁家太穷，还是地主成分。她是看中他有文化（高中生在村里很稀少），长得英俊聪明，也很实在，硬是认定了。老爹气得咬牙跺脚，骂女儿死心眼儿，她说：“我就是死心眼儿，非吊死到这棵树上不可！”
在乡下定个媳妇不容易。据宁立本说，为这事，他家几年没吃过白面馍。就靠那点儿工分挣来的粮食，从牙缝里省出两缸麦子。母亲好强，知道亲家嫌穷，饿着肚子也要撑骨气。她把积攒的麦子全卖掉，买了块“上海牌”手表；剩下的钱已不多，借了些凑够一百元，跟手表合一起作为订婚礼。这在当时够重的，也很体面。
乡下管订婚叫“换手巾”，就是，男女双方互换个包有礼品的手帕，便算是定了。男方的礼品贵重些，女方包个笔记本或钢笔就成。一般是这样子。那天，田俊凤和她爹来到家里。说了会儿话，宁家母子去窑里做饭。屋里只剩下父女俩。宁立本去前院地窖里拿萝卜，隐隐听见里面在嘟哝：
“你看这家，破成这样儿！”田俊凤她爹说。
“破又咋的？有吃有喝就成！”
“吃喝？哼哼，你看这粮缸里，都见底儿啦！”
他听见掀粮缸盖儿的声音，便知露馅儿了，赶紧走开。回到窑里，母亲仍高兴得合不拢嘴，直夸俊凤长得俊俏。还说包的礼不丢人，准让亲家喜滋滋地走。他听着这话一阵酸楚。眼看母亲勒紧腰带省吃俭用，身子都快瘦成干柴火，就为撑个面子，却露了底儿，仍被亲家小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