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名”的“总统”严家淦
对大陆民众来说，历任台湾“总统”的名字都很熟悉，从蒋介石、蒋经国、李登辉、陈水扁到马英九。可是，在蒋介石与蒋经国之间，还有一位“总统”叫严家淦，很多大陆民众几乎没有听说过此人的名字。不少人以为，在蒋介石去世之后，长子蒋经国直接继位，出任“总统”。
其实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在台北病逝时，“副总统”是严家淦。当天，严家淦就由副转正，成为“总统”。直至1978年5月20日，严家淦卸任“总统”，由蒋经国担任。此外，严家淦从1966年5月20日起就成为蒋介石的副手，当了9年的“副总统”。在台湾，严家淦享有很高的知名度，而在大陆则是“不知名”的台湾“总统”。
我在2011年秋日去寻访严家淦台北故居。应当说，寻找严家淦故居很方便。我乘捷运到小南门，在出口处的牌子上就看到标明“严家淦故居”字样。出了门，一拐弯，来到重庆南路二段与爱国西路交叉口，一个很大的院子，四周用高墙紧紧围住，这里就是严家淦故居。严家淦虽然已经在1993年去世，他的亲属也早就搬离了这里，但迄今仍有警卫看守这幢空宅。
院子大门似乎是用不锈钢板做的，反射着明亮的银白色金属光泽。
大门两侧是方形石柱。在左右石柱旁又各有一扇不锈钢板小门。门前，两棵巨树一左一右如同撑开的巨伞，把门前上百平方米的空地都纳入浓荫之中。左侧门柱上，钉着门牌：“重庆南路二段4号”。
严家淦于1946年迁入此院，直至1993年去世，在这里住了47年——严家淦活了88岁，他的后半辈子都是在这幢官邸里度过的。
严家淦故居的前身，是日本株式会社台湾银行“头取”的官邸。所谓“头取”，在日语中也就是董事长。日本大正四年，亦即1915年，日本株式会社台湾银行为他们的“头取”建造这幢别墅式住宅。在当时，日本人在台湾通常是盖日式木质别墅，后来于右任、张学良、何应钦、白崇禧、梁实秋来台湾后所住的都是日本人遗留下来的那样日式木质别墅，阎锡山来台湾之初住的也是日式木质别墅。可是日本株式会社台湾银行所建造的，却是白色的三层英国维多利亚式楼房。
英国在维多利亚女王执政时期（1837年至1901年），是强大的“日不落王国”。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人生活富裕，房屋精雕细刻，格外华丽，有着尖尖的屋顶、窗户伸出了房屋的墙壁、屋外有栏杆围绕的走廊和阳台，而且有屋顶覆盖，屋顶还建有一座尖塔。那一时期的房屋样式被称为“维多利亚式”。我不仅在英国看到很多维多利亚式房屋，而且由于当时英国具有世界影响，所以我在美国旧金山、在加拿大温哥华、在澳大利亚悉尼以及在我所居住的上海，都见到许多维多利亚式房屋。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努力向西方学习，在日本也建起维多利亚式房屋，所以在台北也为株式会社台湾银行的“头取”建造这样的“洋楼”。
在1920年，日本人又在那幢维多利亚式三层楼房东侧，加盖了一幢日式木造房舍，供佣人、杂役、警卫们居住。在这两幢房屋四周，则修建了日式庭院，安置日式石灯。另外还建了一个网球场。由此可见当时株式会社台湾银行“头取”的官邸是相当豪华的。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后，这座院子就被国民党当局的台湾银行所接收，成为台湾银行的房产。
严家淦是怎么住进这个豪宅的呢？
严家淦，号兰芬，字静波，1905年10月23日出生于江苏苏州木渎。严家是木渎的四大望族之一，清光绪年间严家淦的祖父严国馨（严选）买下了木渎一幢占地约5000平方米、三进的大院，严家淦在这大宅院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如今严家淦的苏州故居，称“严家花园”，成为当地的旅游景点。
1926年，21岁的严家淦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理学院化学系，原本想做一个实业家，阴差阳错却成为经济专家、财政官员。1931年任京沪杭甬铁路管理局材料处长。1939年调任福建省政府建设厅长、财政厅长。
1942年，正值抗日战争进入艰难时期，作为福建省财政厅厅长的严家淦，在福建废除苛捐杂税630种。他发现当地驻军由于粮价飞涨，军费买粮不够半月食用，闹着要增发军费，与此同时当地农民缴纳田赋，要用现金。于是，严家淦制订了《田赋征实办法》，对农民改征米谷，而把米谷直接拨交军队，取消一切临时附加费，军民两利。“田赋征实”政策在福建实行之后，获得良好效果。重庆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政务处处长蒋廷黻和财政部长孔祥熙立即指示在全国实行“田赋征实”政策。严家淦因此第一次引起蒋介石的注意。
1944年12月，严家淦被调往重庆，任战时生产局采办处处长。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严家淦又代表经济部和战时生产局，首先飞往南京，协助何应钦办理受降接收事宜。
1945年10月24日，严家淦奉命飞赴台湾，任交通部特派员兼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交通处处长。严家淦来到台湾工作，跟1949年下半年国民党在大陆战败时大批官兵退往台湾相比，算是先走一步。也正因为严家淦先走一步，在台湾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1946年，严家淦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财政处长兼台湾银行董事长，主管台湾财政。也就在这个时候，他作为台湾银行董事长，迁入原日本株式会社台湾银行“头取”的官邸，成为这一豪宅的新主人。当时严家淦的许多亲戚也随他来台北，住在一起，吃饭时在官邸里往往席开4桌之多。
1947年又任台湾省财政厅长。
严家淦主管台湾财政，一上手就遇到棘手的问题：在日本统治台湾时期，日本株式会社台湾银行在台湾发行台币。在结束日本统治之后，这种“日治台币”当然应该废止。可是台湾人一下子又无法接受国民党政府当时在中国大陆发行的法币、金圆券。严家淦先以台湾银行发行一种台币，跟“日治台币”以一比一兑换。这样一来，很容易被台湾民众接受。台湾银行在1946年5月22日开始发行这种台币（人称旧台币），只在台湾流通。
然而随着国共内战开始，国民党连连败北，大陆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法币、金圆券严重贬值，造成台币也大幅度贬值。另外国民党在大陆吃紧，从台湾调运大批米、糖到大陆，造成台湾粮荒，物资短缺，物价飞涨。
严家淦为台湾省政府制订“台湾省币制改革方案”、“新台币发行办法”，在1949年6月15日以新台币取代旧台币，即以40000元旧台币兑换1元新台币。另外采取种种措施稳定台湾物价。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台湾的物价倒是日趋稳定，新台币也抑制了贬值倾向，一直沿用至今。
严家淦治理台湾经济有方。1950年初，45岁的严家淦升任“经济部长”。1950年3月，改任“财政部长”，成为国民党政府迁台之后的首任“财政部长”。他同时兼任台湾银行董事长。严家淦这位化学系的毕业生，成为台湾首席“理财专家”，受到蒋介石的重用，前后两度担任“财政部长”达10年之久。
1954年蒋介石给予严家淦更加重要的任命——出任台湾省主席，主持台湾省政3年。1957年转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美援会主任委员”，“经济安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8年回任“财政部长”。
对于严家淦来说，“更上一层楼”是在1963年12月16日，“行政院长”陈诚请辞，“总统”蒋介石提名严家淦继任。就历史而言，严家淦与蒋介石并无很深很久的渊源，严家淦在国民党内也没有很深的资历。在国民党内，在蒋介石的嫡系之中，资历、能力在严家淦之上的人很多。蒋介石如此看重严家淦，不仅因为严家淦是台湾的财经专家，更重要的是严家淦为人向来低调，不争权夺利，无“野心”。那时候，蒋介石正在部署“太子”蒋经国接班大事，需要有一位“保驾护航”的人，蒋介石选中了无“野心”的严家淦。
果真，严家淦出任“行政院长”的翌年——1964年3月，就提名蒋经国为“国防部副部长”并兼任“政务委员”。蒋经国开始进入台湾政坛高层。
严家淦出任“行政院长”之后，政务繁忙。1964年在他的那幢维多利亚式楼房北侧，增建了一幢两层水泥楼房，供他办公及接见宾客之用，被称为“大同之家”。
1965年1月14日，蒋经国接替俞大维出任“国防部部长”，掌握了兵权。
经“总统”蒋介石提名，1966年5月20日严家淦出任“副总统”兼“行政院院长”。从此严家淦一直担任蒋介石的副手，地位仅次于蒋介石。
1969年6月，台湾“行政院”改组，“院长”仍由“副总统”严家淦兼任。
直至1972年5月20日严家淦再度当选“副总统”，1972年6月1日严家淦卸任“行政院长”（他当了9年的“行政院长”）。蒋经国接替严家淦，出任“行政院长”。这时，蒋介石已经进入风烛残年，“‘总统’蒋介石——‘副总统’严家淦——‘行政院长’蒋经国”的布局也已经完毕。
严家淦夹在两蒋中间，充分显示他被两蒋的看重。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的当天，严家淦按照规定继任“总统”。当时的“总统”任期为6年。
从1975年4月5日到1978年5月20日这3年时间里，严家淦是“总统”，蒋经国是“行政院院长”，形成所谓“蒋严体制”：严家淦确实如蒋介石所预料的那样无“野心”，充分尊重蒋经国，领衔推举蒋经国出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暨中常会主席，一切听命于蒋经国。严家淦是名义上的“元首”，而决策由蒋经国做出。也就是“名在严家淦，权在蒋经国”。
严家淦“总统”任期即将届满之际，以国民党中常委的身份给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张宝树写了一封信，提名蒋经国为国民党第六任“总统”候选人。1978年1月7日，国民党中常会举行临时会议，同意严家淦建议，决议向十一届二中全会提案，提名蒋经国为第六任“总统”候选人。
1978年5月20日，严家淦“总统”任期届满，蒋经国继任“总统”。严家淦忠实地实现了蒋介石的“子承父业”的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