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武帝永明中，天下米谷布帛贱，上欲立常平仓，市积为储。六年，诏出上库钱五千万，于京师市米，买丝绵纹绢布。扬州出钱千九百一十万，扬州，理建业，今江宁县也。南徐州二百万，南徐州，理京口，今丹阳郡。各于郡所市籴。南荆河州二百万，南荆河州，理寿春，今郡。市丝绵纹绢布米大麦。江州五百万，江州，理浔阳，今郡。市米胡麻。荆州五百万。荆州，理南郡，今江陵。郢州三百万，郢州，理江夏，今郡。皆市绢、绵、布、米、大小豆、大麦、胡麻。湘州二百万，湘州，理长沙，今郡。市米、布、蜡。司州二百五十万，司州，理汝南，今义阳郡。西荆河州二百五十万，西荆河州，理历阳，今郡。南兖州二百五十万，南兖州，理广陵，今郡。雍州五百万，雍州，理襄阳，今郡。市绢绵布米。使台传并于所在市易。
后魏孝文时，秘书丞李彪上表曰：「昔之哲王，莫不殷勤稼穑，故尧汤水旱，人无菜色，盖由备之也。汉家乃设常平，魏氏以兵粮制屯田，军国取济。光武一亩不实，罪及牧守。皆明君恤人若此。今山东饥，京师俭，臣以为宜析州郡常调九分之二，京都度支岁用之余，各立官司。年丰籴积于仓，时俭则减私之十二粜之。如此，人必力田以买官绢，又务贮钱以取官粟，年丰则常积，岁凶则直给。」明帝神龟、正光之际，自徐扬内附之后，徐，今彭城郡。扬，今寿春郡。收内兵资，与人和籴，积为边备也。
北齐河清中，令诸州郡皆别置富人仓。初立之日，准所领中下户口数，得支一年之粮，逐当州谷价贱时，斟量割当年义租充入。齐制，岁每人出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垦租送台，义租纳郡，以备水旱。谷贵，下价粜之，贱则还用所籴之物，依价籴贮。
后周文帝刱制六官，司仓掌辨九谷之物，以量国用。足，蓄其余，以待凶荒；不足，则止余用。用足，则以粟贷人，春颁秋敛。
隋文帝开皇三年，卫州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转相灌注，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京师置常平监。
五年，工部尚书长孙平奏：「古者三年耕而余一年之积，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储，虽水旱为灾，人无菜色，皆由劝导有方，蓄积先备。请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收获之日，随其所得，劝课出粟及麦，于当社造仓窖贮之。即委社司，执帐检校，每年收积，勿使损败。若时或不熟，当社有饥馑者，即以此谷振给。」自是诸州储峙委积。
至十五年，以义仓贮在人闲，多有费损，诏曰：「本置义仓，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计，轻尔费损，于后乏绝。又北境诸州，异于余处，灵、夏、甘、瓜等十一州，所有义仓杂种，并纳本州岛。若人有旱俭少粮，先给杂种及远年粟。」
十六年，又诏，秦、渭、河、廓、豳、陇、泾、宁、原、敷、丹、延、绥、银等州社仓，并于当县安置。又诏，社仓准上中下三等税，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
大唐武德五年，废常平监。八年敕，诸州斗秤，京太府校。
贞观初，尚书左丞戴冑上言曰：「水旱凶灾，前圣之所不免。国无九年储蓄，礼经之所明诫。今丧乱之后，户口凋残，每岁租米，未实仓廪，随即出给，纔供当年。若遇凶灾，将何振恤？故隋开皇立制，天下之人，节级输粟，名为社仓。终于文皇，得无饥馑。及大业中，国用不足，并取社仓，以充官费，故至末涂，无以支给。今请自王公以下，爰及众庶，计所垦田稼穑顷亩，每至秋熟，准其见苗，以理劝课，尽令出粟。稻麦之乡，亦同此税。各纳所在，为立义仓。年谷不登，百姓饥馑，当所州县，随便取给。」太宗曰：「既为百姓，先作储贮，官为举掌，以备凶年。非朕所须，横生赋敛，利人之事，深是可嘉。宜下有司，议立条制。」户部尚书韩仲良奏：「王公以下垦田，亩纳二升。其粟麦粳稻之属，各依土地。贮之州县，以备凶年。」制从之。自是天下州县始置义仓，每有饥馑，则开仓振给。
高宗永徽二年九月，颁新格：「义仓据地取税，实是劳烦，宜令率户出粟，上上户五石，余各有差。」六年，京东西市置常平仓。高宗、武太后数十年闲，义仓不许杂用，其后公私窘迫，贷义仓支用。自中宗神龙之后，天下义仓，费用向尽。
开元二十五年定式：「王公以下，每年户别据所种田，亩别税粟二升，以为义仓。其商贾户若无田及不足者，上上户税五石，上中以下递减各有差。诸出给杂种准粟者，稻谷一斗五升当粟一斗。其折纳糙米者，稻三石折纳糙米一石四斗。
天宝八年，凡天下诸色米都九千六百六万二千二百二十石。
和籴一百一十三万九千五百三十石：
关内五十万九千三百四十七石，河东十一万二百二十九石，河西三十七万一千七百五十石，陇右十四万八千二百四石。
诸色仓粮总千二百六十五万六千六百二十石：
北仓六百六十一万六千八百四十石，太仓七万一千二百七十石，含嘉仓五百八十三万三千四百石，太原仓二万八千一百四十石，永丰仓八万三千七百二十石，龙门仓二万三千二百五十石。
正仓总四千二百一十二万六千一百八十四石：
关内道百八十二万一千五百一十六石，河北道百八十二万一千五百一十六石，河东道三千五十八万九千百八十石，河西道七十万二千六十五石，陇右道三十七万二千七百八十石，剑南道二十二万三千九百四十石，河南道五百八十二万五千四百一十四石，淮南道六十八万八千二百五十二石，江南道九十七万八千八百二十五石，山南道十四万三千八百八十二石。
义仓总六千三百一十七万七千六百六十石：
关内道五百九十四万六千二百一十二石，河北道千七百五十四万四千六百石，河东道七百三十万九千六百一十石，河西道三十八万八千四百三石，陇右道三十万三十四石，剑南道百七十九万七千二百二十八石，河南道千五百四十二万九千七百六十三石，淮南道四百八十四万八百七十二石，江南道六百七十三万九千二百七十石，山南道二百八十七万一千六百六十八石。
常平仓总四百六十万二千二百二十石：
关内道三十七万五千五百七十石，河北道百六十六万三千七百七十八石，河东道五十三万五千三百八十六石，河西道三万一千九十石，陇右道四万二千八百五十石，剑南道七万七百四十石，河南道一百二十一万二千四百六十四石，淮南道八万一千一百五十二石，山南道四万九千一百九十石，江南道阙。
论曰：昔我国家之全盛也，约计岁之恒赋，钱谷布帛五千余万，其数具食货赋税篇下。经费之外，常积羡余。遇百姓不足，而每有蠲恤。自天宝之始，边境多功，宠锡既崇，给用殊广，出纳之职，支计屡空。于是言利之臣继进，而道行矣。割剥为务，岐路多端。每岁所入，增数百万。既而陇右有青海之师，范阳有天门之役，朔方布思之背叛，剑南罗凤之凭陵，或全军不返，或连城而陷。先之以师旅，因之以荐饥，凶逆承隙构兵，两京无藩篱之固，盖是人事，岂唯天时。缅惟高祖、太宗，开国刱业，作程垂训，薄赋轻徭，泽及万方，黎人怀惠。是以肃宗中兴之绩，周月而能成之，虽神算睿谋，举无遗策，戎臣介夫，能竭其力，抑亦累圣积仁之所致也。夫德厚则感深，感深则难摇，人心所系，故速戡大难，少康、平王是也。若敛厚则情离，情离则易动，人心已去，故遂为独夫，殷辛、胡亥是也。今甲兵未息，经费尚繁，重则人不堪，轻则用不足，酌古之要，适今之宜，既弊而思变，乃泽流无竭。夫欲人之安也，在于薄敛，敛之薄也，在于节用。若用之不节，宁敛之欲薄，其可得乎？先在省不急之费，定经用之数，使下之人，知上有忧恤之心，取非获已，自然乐其输矣。古之取于人也，唯食土之毛，谓什一而税；役人之力，谓一岁三日。未有直敛人之财，而得其无怨，况取之不薄，令之不均乎！自燧人氏逮于三王，皆通轻重之法，以制国用，以抑兼并，致财足而食丰，人安而政洽，诚为邦之所急，理道之所先，岂常才之士而能达也。民者，瞑也，可使由之，不可使因之。审其众寡，量其优劣，饶赡之道，自有其术。历观制作之者，固非易遇其人。周之兴也得太公，齐之霸也得管仲，魏之富也得李悝，秦之强也得商鞅，后周有苏绰，隋氏有高颎。此六贤者，上以成王业，兴霸图，次以富国强兵，立事可法。其汉代桑弘羊、耿寿昌之辈，皆起自贾竖，虽本于求利，犹事有成绩。自兹以降，虽无代无人，其余经邦正俗，兴利除害，怀济时之略，韫致理之机者，盖不可多见矣。农者，有国之本也。先使各安其业，是以随其受田，税其所植。焉可征求货币，舍其所有而责其所无者哉！天下农人，皆当粜鬻，豪商富室，乘急贱收，旋致罄竭，更仍贵籴，往复受弊，无有已时，欲其安业，不可得也。故晁错曰：「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如此农民有钱，粟有所泄。」谓官以法收取之也。诚如是，则天下之田尽辟，天下之仓尽盈。然后行其轨数，度其轻重，化以王道，扇之和风，率循礼义之方，皆登仁寿之域，斯不以难矣。在昔尧汤，水旱作沴，而人无捐瘠，以国有储蓄。若赋敛之数重，黎庶之力竭，而公府之积，无经岁之用，不幸有一二千里水旱虫霜，或一方兴师动众，废于艺殖，宁免赋阙而用乏，人流而国危者哉！通典选举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