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秉坤哑口无言，极不情愿地在火塘一角的坐桶里坐下。坐桶由一截粗大的木头剜空而成，在安华山区，它通常是具有权威的家庭成员的固有座位。可如今陶秉坤人还在这个座位上，权威却已逊色于当副区长的孙子了。一股咸腥的牙血味溢满了他的口腔。
黄昏时分寒风止息了，但屋后楠竹的炸裂声愈发频繁起来。陶秉坤实在心疼不过，装着上茅厕出了后门，然后扛了竹篙往山上走。刚走了几步，眼前一片迷雾茫茫，赶紧揩一揩眼睛，却见亡去的堂客幺姑站在路当中。陶秉坤就说：“幺姑，你是在等我么？”幺姑一点不见老，还是生前的样子，点点头说：“是呀，我晓得你要来呢。”陶秉坤说：“这么冷的天，你不在土眼里好生歇着，到这里干什么？”幺姑说：“为的拦你这条犟牛呢！大把年纪的人了，脾气还没变。扫油光凌还往山上走，活得不耐烦了呀？”陶秉坤叹口气说：“是有些不耐烦了呢，早点到你那边来，也好早点见到你。”幺姑嗔怪道：“不准你这么想，你的阳寿还长得很，满屋的儿孙也还要你操心呢！你要想见我，我会托梦给你的。你快回去吧。”陶秉坤嗯了一声，就颤颤巍巍地走回屋里。玉山和福生穿好了草鞋，正要上山来找他。他放下竹篙，对玉山说：“我碰见你娘，你娘不让我上山。我听你娘的。”
油光凌扫了四天四夜才勉强结束，路上的冰凌还没完全融尽，陶禄生就携妻儿急急忙忙离开了石蛙溪。他已经超假，还不快点赶回，区委书记只怕又会找他的岔子。
由于路上受了风寒，一回到青龙镇陶禄生就病倒了，咳嗽、发烧、头痛，咳出的痰里还有血丝。经诊断，为急性支气管炎，住了两天院，因牵挂工作，他开了些药和针剂回到区政府。陈亦清闻讯，把孩子交给母亲，从木瓜寨赶往青龙镇服侍丈夫。她发觉丈夫的身体原来是很虚弱的，染病之后就难治愈，治愈之后又容易复发。她充当了丈夫的护士，并且学会了注射技术，体贴入微地照顾他。当他担心长此以往，会演变成他父亲那样的痨病时，她极力地安慰他，指出支气管炎与肺结核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病，再说如今有了青霉素这种特效药，这两种病都是很容易治愈的了。
陶禄生病愈，陈亦清准备回木瓜寨。陶禄生说：“亦清，有件事我思考了很久，你要带孩子，还要时常来照顾我，两头跑不赢，太辛苦了，长此以往也不是办法。你是不是干脆请长假，我们住到一起，结束这种分居两地的局面？”
“这样好是好，”陈亦清犹豫了，“可我的工作不要了？我还怎么进步？”
陶禄生说：“不是不要工作，是请长假，再说你照顾好了家庭，免去我的后顾之忧，这也是有意义的工作嘛。至于进步，那主要是指思想上的，不在于你干什么。”
陈亦清思忖片刻，不情愿地说：“既然你当区长的已经决定了，我只好服从。不过，你以后身体状况有好转，我就要恢复工作的。还有，我们不能跟你住在陈家大院里，弄不好别人会有看法，说我们是‘还乡团’反攻倒算来了。”
陶禄生说：“我早想好了，到镇外租一间贫农的旧房，既便宜，又有利于你与劳动人民沟通感情。”
一个月后，陈亦清的请假报告得到了县政府教育科批准，举家迁到了青龙镇。布置房间的这天，陶禄生从妻子的箱子里翻出一张发黄的相片，上面是一男两女，都还年轻。陈亦清说是她父母和姑姑二十多年前照的。
“你姑姑我好像见过呢！”陶禄生叫道。
“见鬼了，我都没见过姑姑呢，你见过？”
陶禄生惊叹道：“你姑姑太像县委的于书记了！”
很长一段时间，于亚男都不知自己关押在什么地方，只晓得自己已是一个死囚，这是那副冷冰冰沉甸甸的脚镣告诉她的。被押解离开萸江后，船在资江上漂流了一天一夜，黎明前靠上一个不知名的码头，下船后她睁大眼睛四处观望，夜色中尽是陌生的景物。她被塞进了某座监狱的单人牢房里，没有人提审，也没有人探望，一天到晚听不到什么声音。铁门上有个四方形的小洞，每日早晚，盖住洞口的铁板被抽开，一只手端着一钵陈米饭伸进来。如果这时她沉睡未醒，或者去接饭的动作迟缓了一点，那钵饭会坠落在地上，她只能从地上捡来吃了。墙角有水笼头和便桶。她没有洗涮工具，每日早晨含一口冷水漱漱口，然后将衣襟打湿擦把脸。后墙上有个小铁窗，微弱的光线从那里透进来。坐在幽暗的牢房里，她恍然遐想，沿着那一束光飞出去，也许会找到天堂吧？铁窗很高，她站在窗下仰头望去，能见到紧逼窗口的笔陡的岩壁，以及岩壁上悬吊着的藤条。
起初，每过一天，她都在墙上划一道痕迹，以记下来这里的天数。后来她就懒得做了。既然没有人提审，这就是说，她的案子已经有定论了，她只有静静地等待那一天了。她不怨天不怨地，只怪自己经历太复杂，没有办法证实自己的忠诚。那一天本来早就来了的，水上飙的一念之差，使她多活了二十多年，多给党做了多少工作！为此，她感谢老水。唯一使她感到悲哀的是，二十多年后，她仍将戴着背叛者的荆冠走向刑场，成为革命的靶子；而她的遗体，很可能与那些货真价实的反革命分子的尸体为伍，这是她不能忍受的。
这一天终于来到，她被押上一辆有篷的货车。汽车弯来拐去，颠簸了大约个把小时嘎然而止。下车一看，又是一个隐蔽的去处，一道高墙把一个院落圈在一个山坳里。她被推进一间小房，房里有一张书桌，一张木架子床，甚至还有一个脸盆架。房间的变化意味着她的案情的变化，刑场上的枪口可能已不再对准她了！惊喜的电流击中了她的心脏，她一阵晕眩，几乎站立不住。这时她才晓得，心底求生的渴望是多么强烈！
她在床上坐下，四肢无力，虚脱了一般。这时一个身材高挑的刀条脸走进来，在书桌前坐下，斜视着她：“你就是于亚男？”
“嗯。”她庄重地点头。
“你应该为自己感到庆幸，”刀条脸吐一口烟说，“我们不处决你了。”
“我能知道原因吗””她习惯地拢拢短发。
“你的案子，有的人主张一了百了，也有人持不同意见，认为证据不足。我就是持后一种意见的人之一。双方争执不下的时候，上面有了批示，”他用一根手指向上指指天花板，“上面说，可杀可不杀的不杀，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免得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哇哇叫；还说杀人不像割韭菜，人头落地就不可挽回，长不出新的来了，要慎之又慎。所以省委决定，对你采取慎重的态度，由我来重新审查你的案子。”
“谢谢你，同志。”她有礼貌地点点头。
“先别这么叫，在未证实你确是我们的同志之前，我们还只能将你当敌人看待。”他说。
“我是共产党员，在没证实我确是敌人之前，你们应当把我当同志对待。”她说。
“你看，我们看问题的角度就不一样，这不奇怪，你是被审查者，我是审查者。”刀条脸摆摆手，“我姓关，你就叫我老关吧！”
她问：“老关，你看过我写给地委的交待材料吗？”
老关说：“卷宗里所有的材料我都琢磨过了。在我看来，你若不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共产党员，就是一个极为阴险的反革命分子。”
“你真觉得，我是你的敌人？”于亚男盯着老关，猛然想起二十多年前水上飙处决她时，她也说过同样的话，声音不觉就颤抖了。
“我说过了，未确定你是同志之前，只能把你当作敌人。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半点也马虎不得。现在正是镇反时期，敌人猖狂得很，对你保持高度警惕，是非常必要的，”老关口气缓和下来说，“先别管你是什么人，如果你真想搞清问题的话，要积极配合，提供线索，老实交待。特别是你改名之前，作为中共安华县执委委员和青龙山游击队队长的陈秀英的有关问题，一点一滴也不得隐瞒。”
“我没有丁点隐瞒，该交待清楚的，全写在材料里了。”她说。
“可是根据你的交待，不但没有问题，而且还应给你请功呢！”老关眯起眼睛。
“我确实没有问题呀！”于亚男摊摊手，眼神痛苦而迷惘，“现在我只是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知情的同志都牺牲了，时间又这么长了……”
“不是还有一个知情人蔡如廉么？”老关冷丁问道。
“他的话，你们信得过？”她说。
“可不可信，我们查查再看吧。”老关意味深长地觑她一眼，似乎抓住了她的什么破绽，转身背着手走了。
于亚男便在这间条件有所改善的房子里开始新的等待。她被告之不能迈出房门，就只在门内活动，既使门外没人守卫，也从不越雷池一步。她借了刚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来读，坚持每天写一篇心得体会。她还将晾衣绳取下来跳绳，一次跳半个钟头。她的等待已经有了全新的内容，她坚信不久的将来，党需要她回到它的队伍里。
三个月后，老关又来到了她面前，她望着他，眼里充满希冀，他却半天一言不发，在她面色略显发白时，才突然说：“蔡如廉的证词和你的交待倒是挺吻合的！”
“事实如此，”她说，“可惜你们不相信。”
“他背叛过党，又当过国民党的县议长和县长，而且，他与你同居过，我们能相信吗？”老关的眼睛盯着她一字一顿地说，“何况，你对我隐瞒了一个重要的知情人。”
“谁？”她下意识地一愣。
“陶玉林，”老关将烟蒂一摔，“我们在劳改农场找到了他。”
“他对我，并不能说知情。”她坦然道。
老关说：“可他是听说你被湘中特委处决后，才杀了党代表周布尔，带领游击队员反水下山的。”
她说：“他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他的反水是他的本性所决定，与我并无必然关系，那是他自己的事，跟我的清白与否无关。”
“可是他的证词却对你有利呢，”老关又眯起了眼睛，“他说你在湘南时曾与一个叫沈冬的叛徒进行了坚决斗争，并且是他伺机放走了你。”
她说：“但是他的证词跟蔡如廉一样对我毫无用处，我也不希望由他们来证明我的无辜。”
“怪不得我们不信，对你有利的证词为何都出自这些有历史问题的人物之口？把蔡如廉、陶玉林的证词与水上飙的揭发信摆在一起，我们当然更相信水上飙的。”老关在房里走来走去。
“但既使是老水的信，也只是要求党组织鉴别，没有肯定我就是叛徒和内奸；二十多年前他执行命令处决我时，就犹豫不决只击中了我的左肩，让我多活了二十多年！”她眼里闪出了泪光，“我如果真是坏人，就不会把老水的信转交地委了！”
“焉知你此举不是为了先发制人，以攻为守？”老关斜瞥着她，“如果不是心中有鬼，当年又为何改名易姓，远走湘南？”
“老关，在那种情况下，我不这样做，还有机会为党工作吗？”她直视着她。
老关目光在她脸上扫了几个来回，晃晃脑壳：“嗯，你这个案子，很特别，很有传奇性，越查越有意思了。总有个水落石出的，耐心等待吧。”
那就等吧，她有的是耐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