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真陈
陈亮
【宋史】
儒林传陈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论议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尝考古人用兵成败之迹，著《酌古论》。郡守周葵得之，相与论难，奇之曰：他日国士也！请为上客。及葵为执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得交一时豪俊，尽其议论，因授以中庸大学，曰读此，可精性命之说。遂受而尽心焉。隆兴初，与金人约和，天下欣然，幸得苏息，独亮持不可。婺州方以解头荐，因上中兴五论，奏入不报，已而修于家，学者多归之，益力学，著书者十年。先是亮尝环视钱塘，喟然叹曰：城可灌尔，盖以地下于西湖也！至是当淳熙五年，孝宗即位，盖十七年矣，亮更名同诣阙上书曰：臣惟中国，天地之正气也，天命所钟也，人心所会也，衣冠礼乐之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中国衣冠礼乐而寓之偏方，虽天命人心，犹有所系。然岂以是为可久安而无事也。天地之正气郁遏，而久不得骋，必将有所发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所可久系也。因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无也。二圣北狩之痛，汉唐之所未有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与之俱生，卒能以奔败之余，而胜百战之敌。及秦桧倡邪议以沮之，忠臣义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气惰矣。三十年之余，虽西北流寓，皆抱孙长息于东南，而君父之大雠，一切不复关念，自非海陵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为何事也。况望其愤故国之耻，而相率以发一矢哉！丙午丁未之变，距今尚以为远，而海陵之祸，盖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独陛下奋不自顾，志在殄灭，而天下之人安然如无事时，方口议腹非，以陛下为喜功名，而不恤后患。虽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势而独胜之，隐忍以至于今，又十有七年矣。昔春秋时，君臣父子相戕杀之祸，举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独以为三纲既绝，则人道遂为禽兽，皇皇奔走，义不能以一朝安，然卒于无所遇，而发其志于《春秋》之书，犹能以惧乱臣贼子。今举一世而忘君父之大雠，此岂人道所可安乎？使学者知学孔子之道，当道陛下以有为，决不沮陛下以苟安也。南师之不出，于今几年矣，岂无一豪杰之能自奋哉？其势必有时而发泄矣！苟国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将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礼乐之旧，祖宗积累之深，以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系也。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自三代圣人，皆知其为甚可畏也。春秋之末，齐、晋、秦、楚皆衰，吴越起于小邦，遂伯诸侯黄池之会，孔子所甚痛也，可以明中国之无人矣。
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讲也。今金源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举而遂灭，国家之大势未张，不可以一朝而大举，而人情皆便于通和者，劝陛下积财养兵，以待时也。臣以为通和者，所以成工下之苟安，而为妄庸两售之地，宜其为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余年，凡今日之指画方略者，他日将用之以坐筹也。今日之击射雕者，他日将用之以决胜也。府库充满，无非财也，介胄鲜明，无非兵也。使兵端一开，则其迹败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见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见其盈虚，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无事，庸愚龌龊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书，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无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摈弃而不得聘，日月蹉跎而老将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为妄庸两售之地也。东晋百年之间，南北未尝通和也，故其臣东西驰骋，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朝野之论，常如敌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虽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昔者金人草居野处，往来无常，能使人不知所备，而兵无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宫室，政教号令，一切不异于中国。点兵聚粮，文移往反，动涉岁月，一方有警，三边骚动，此岂能岁出师以扰我乎？然使朝野常如敌兵之在境，乃国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争天下之机也。执事者胡为速和以惰其心乎？晋楚之战于也。栾书以为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忽，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于胜之不可保，纣之百克，而卒无后。晋楚之弭兵于宋也，子罕以为兵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兴存亡昏明之术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是以诬道蔽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威之不可废，故虽成康太平。犹有所谓四征不庭，张皇六师者，此李沆所以深不愿真宗皇帝之与辽和亲也。况南北角立之时，而废兵以惰人心，使之安于忘君父之大雠，而置中国于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则执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大义，而慨然与金绝也，贬损乘与舆，御正殿，痛自克责，誓必复雠以励群臣，以振天下之气，以动中原之心，虽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东西驰聘，而人才出矣，盈虚相补，而兵食见矣。狂妄之辞，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而自退缩矣。当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云合响应之势，而非可安坐所致也。臣请为陛下陈国家立国之本未，而开今日大有为之略，论天下形势之消长，而决今日大有为之机，惟陛下幸听之。唐自肃代以后，上失其柄，藩镇自相雄长，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财赋，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尽心于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强，正统数易之祸。艺祖皇帝一兴，而四方次第平定，藩镇拱手以趋约束，使列郡各得自达于京师。以京官权知三年一易，财归于漕司，而兵各归于郡，朝廷以一纸下郡国，如臂之使指，无有留难自库微职必命于朝廷，而天下之势一矣。故京师常宿重兵以为固，而郡国亦各有禁军，无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财皆天子之财，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纪纲总摄，法令明备，郡县不得以一事自专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资格而进，不求度外之奇才，不募绝世之隽功。天子早夜忧勤于其上，以义理廉耻，婴士大夫之心，以仁义公恕，厚斯民之生，举天下皆由于规矩准绳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从此而立。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与中国抗衡，严然为南北两朝，而头目手足，浑然无别，微澶渊一战，则中国之势浸微，根本虽厚，而不可立矣。故庆历增币之事，富弼以为朝廷之大耻，而终身不敢自论其劳，盖契丹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贡，是臣下之礼也。契丹之所以卒胜中国者，其积有渐也。立国之初，其势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常严庙堂而尊大臣，宽郡县而重守令，于文法之内，未尝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于格律之外，有以容奖天下之英伟奇杰，皆所以助立国之势，而为不虞之备也。庆历诸臣，亦尝愤中国之势不振矣，而其大要则使群臣争进其说，更法易令而庙堂轻矣。严按察之权，邀功生事，而郡县又轻矣，岂惟于立国之势无所助，又从而削之。虽微章得象，陈执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独其破去旧例，以不次用人而劝农桑，务宽大为。有合于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契丹平视中国之耻，而卒发神宗皇帝之大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说，首合圣意，而其实则欲籍天下之兵，尽归于朝廷，别行教阅以为强也。括郡县之利，尽入于朝廷，别行封椿以为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输之法，惟恐商贾之不折也。罪无大小，动辄兴狱，而士大夫缄口畏罪矣。西北两边，至使内臣经画，而豪杰耻于为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见兵财之数既多，锐然南北征伐，卒垂圣意，而天下之势实未尝振也。彼盖不知朝廷立国之势，正患文为之太密，事权之大分，郡县太轻于下，而委琐不足恃，兵财太关于上，而重迟不易举。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势而安石竭之，不遗余力不知立国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谋国也。元佑绍圣，一反一复，而卒为金人侵侮之资，尚何望其振中国以威四裔哉！南渡以来，大抵遵祖宗之旧。虽微有因革增损，不足为轻重有无，如赵鼎诸臣固已不究变通之理，况泰桧尽取而沮毁之，忍耻事雠，饰太平于一隅以为欺，其罪可胜诛哉！陛下愤王业之屈于一隅，励志复雠，不免籍天下之兵以为强，括郡县之利以为富，加惠百姓，而富人无五年之积，不重征税，而大商无巨万之藏，国势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库之财，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早朝晏罢，冀中兴日月之功，而以绳墨取人，以文法事，圣断栽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条令，而百司逃责，人才日以茸。臣恐程文之士，资格之官，不足当度外之用也。艺祖经画天下之大略，太宗已不能尽用。今其遗意，岂无望于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开社稷数百年之基，而况于复故物乎？不然，维持之具既穷，臣恐祖宗之积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试令臣毕陈于前，则今日大有为之略，必知所处矣。夫吴蜀，天地之偏气，钱塘，又吴之一隅，当唐之衰，钱以闾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独立，常朝事中国以为重。及我宋受命，以其家入京师，而自献其土。故钱塘终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间，人物日以繁盛，遂甲于东南，及建炎绍兴之间，为六飞所驻之地。当时论者，固已疑其不足以张形势，而事恢复矣。秦桧又从而备百司庶府，以讲礼乐于中，其风俗固已华靡，士大夫又从而治园囿、台榭、以乐其生，于干戈之余，上下晏安，而钱塘为乐国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万乘而镇压，且五十年山川之气，盖亦发泄而无余矣。故谷、粟、桑、麻、丝、木台之利，岁耗于一岁，禽、兽、鱼、鳖、草、木之生，日微于一日，而上下不以为异也。公卿将相，太抵多江浙闽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几下，场屋之士以十万数，而文墨小异，已足以称雄于其间矣。陛下据钱塘已耗之气，用闽浙日衰之士，而欲鼓东南习安脆弱之众，北向以争中原，臣是以知其难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时，楚用以虎视齐晋，而齐晋不能屈也。及战国之际，独能与秦争帝，其后三百余年，而光武起于南阳，同时共事，往往多南阳故人。又二百余年，遂为三国交据之地，诸葛亮由此起辅先主，荆楚之士，从之如云，而汉氏赖以复存于蜀，周瑜、鲁肃、吕蒙、陆逊、抗邓艾、羊，皆以其地显名。又百余年而晋氏南渡，荆雍常雄于东南，往往倚以为强梁，竟以此代齐，及其气发泄无余。而隋唐以来，遂为偏方，下州五代之际，高氏独常臣事诸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