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春秋一字褒贬不得指为阙文
郑樵曰，诸儒之说春秋，有以一字为褒贬者，有以为有贬无褒者，有以为褒贬俱无者，谓春秋以一字为褒贬者，意在于推尊圣人，其说出于太史公，曰，夫子修春秋，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故学者因而得是说也，谓春秋有贬无褒者，意在于列国之君臣也，其说出于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故学者因而得是说出，谓春秋无褒贬者，意在于矫汉儒，其说出于竹书纪年所书，案此即刘知几之说，前已辨之，载郑弃其师齐人歼于遂之类，皆孔子未修之前，故学者因而得是说也，虽其意各有所主，然亦不可以泥，泥一字褒贬之说，则是春秋二字，皆挟剑戟风霜，圣人之意，不如是之劳顿也，泥于有贬无褒之说，则是春秋乃司空城旦之书，圣人不如是之惨刻也，泥于无褒贬之说，则是春秋为琐语小说，圣人又未尝无故而作经也，顾栋高曰，郑氏之言极是，圣人之心，正大平易，何尝无褒贬，但不可于一字上求褒贬耳。案此正同朱子之说。孟子明言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如以为无褒贬，则是有文事而无义也，如此则但有鲁之春秋足矣，孔子更何用作春秋乎，近日有厌支离之说，而竟将春秋之褒贬抹去者，矫枉过正，亦非圣人之意，有以春秋为有笔无削者，是即无褒贬之说也，夫未修之春秋，即不可得见，而左氏之书具在，于襄公亲送葬楚子，昭公昏于吴，岂有不遣卿大夫往会吴楚葬之理，而终春秋吴楚之葬不书，此削之以示义也，襄公葬楚子不书，而于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见之，昭公昏于吴不书，而于哀十二年书孟子卒见之，此削之以示讳也，又如十二公之纳币逆夫人，鲁史皆书，而春秋于僖公襄公不书，此所谓合礼不书也，世子生皆书，而春秋止书子同生，此所谓常事不书也，此皆其显然可见者，如以为有笔无削，则春秋竟是一部钞胥，何足以为经世大典乎，锡瑞案以春秋为一字褒贬，公之古义也，以为有贬无褒，孙复之新说也，以为褒贬俱无，后世习左氏者之{卫足}言也，郑樵并三传皆不信，故于三说皆不取，其不取后二说是也，不取前一说非也，春秋一字之褒，一字之贬，两汉诸儒及晋范宁皆明言之，左氏孤行，学者不信公，于是春秋或日或不日，四时或具或不具，或州或国或氏或人或名或字或子之类，人皆不得其解，圣人岂故为是参差以贻后世疑惑乎，春秋文成数万，其旨数千，非字字有褒贬之义，安得有数千之旨，若如杜预孔颖达说，其不具者，概为阙文，则断烂朝报之讥，诚不免矣，顾氏于春秋用功深，大事表一书，实出宋章冲程公说之上，惟其春秋之学，专主左氏，惑于杜孔之说，故以郑氏为是，其春秋阙文表于一字褒贬之处，皆以为偶阙，且谓此皆公倡之，而后来诸儒，如孔氏颖达啖氏助赵氏匡陆氏淳孙氏复刘氏敞，亦既辨之矣，而复大炽于宋之中叶者，盖亦有故焉，自诸儒攻击三传，王介甫遂目春秋为断烂朝报，不立学官，文定反之，矫枉过正，遂举圣经之断阙不全者，皆以为精义所存，复理公之故说，而吕氏东莱叶氏少蕴张氏无德诸儒，俱从之，由是春秋稍明于唐以后者，复晦昧于宋之南渡，岂非势之相激使然哉，夫蔑弃圣人之经，与过崇圣人之经，其用心不同，而其未得乎圣人垂世立教之心，则一也，案顾氏之说非是，断烂朝报之说起而春秋废，正由说春秋者阙文太多之故，南宋诸儒力反其说，如胡文定者，其穿凿或出公之外，诚未免求之过深，然文定之深文不可信，而公之故说则可信，文定反断烂朝报之说，顾氏以为矫枉过正，顾氏反文定一字褒贬之说，以圣经为断阙不全，则仍是断烂朝报之说矣，独不为矫枉过正乎，春秋经惟夏五伯于阳，实是阙文，其余后世以为阙者，皆有说以处之，并非断阙不全，如文定之说，犹不失为过崇圣经，如顾氏之说，已不免于蔑弃圣经矣。黄泽曰，屈经申传者，杜预辈是也，屈传申经者，若胡文定诸公是也。
论经史分别甚明读经者不得以史法绳春秋修史者亦不当以春秋书法为史法
刘敞曰，传曰，公出复入，不书，讳之也，讳国恶，礼也，杜氏曰，掩恶扬善，义存君亲，皆当时臣子率意而隐，故无浅深之准，非也，传所云者，似言仲尼作春秋，改旧史，有所不书之意也，非当时史官以讳为礼也，何以知之邪，按御孙谓庄公曰，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此曹之言，以为御孙，误，以御孙之说论之，君之不法，无所不书也，既无所不书，则是讳国恶者，非史官之事，春秋之意也，为之臣子，率意为君父讳，非也，臣子意莫不欲尊其君，子之意莫不欲美其亲，如此，国史为无有实事，皆虚美也，谓之史可乎，故春秋一也，鲁人记之则为史，仲尼修之则为经，经出于史，而史非经也，史可以为经，而经非史也，譬如攻石取玉，玉之产于石必也，而石不可谓之玉，披沙取金，金之取于沙必也，而沙不可谓之金，鲁国之史，贤人之记，沙之与石也，春秋之法，仲尼之笔，金之与玉也，金石必待拣择追琢而后见，春秋亦待笔削改易而后成也，谓春秋之文，皆旧史所记，无用仲尼者，是谓金石不待拣择追琢而得，非春类矣，锡瑞案刘氏分别经史，义极精确，即以左氏传义，杜预经出旧史之非，尤足以关其口，春秋是为万世作经，为后人立法，圣人待笔，空前绝后，不可无一不能有二之书，前古未见，本张横渠说，则不得谓前有所承，后莫能继，则不得云后人可续，乃后之读经者，既不知圣人所作是经，而误以史法绳之，于是经义乱，如刘知几惑经申左之类。后之修史者，又不知非圣人不能作经，而误以史书拟之，于是史法亦乱，如沈既济之类，司马迁班固，世称良史，所著史记汉书，多得春秋之义，然其书不敢学一字褒贬，只是据事直书，扬雄准易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而不敢拟春秋，王通始拟春秋作元经，论者以为宋阮逸伪作，盖隋以前犹知古义，唐宋以下，议论始繁，唐沈既济书中宗曰，帝在房陵，孙甫范祖禹用其说，以春秋公在乾侯为比，程迥之曰，春秋书王在畿内，曰居于狄泉，出王畿，曰出居于郑，诸侯在境内，曰公居于郓，出境，曰公在乾侯，唐鉴用春秋书法，中宗则宜曰帝居房陵，不宜曰在，案程氏之是矣，而未尽也，敬王与王子朝，虽有东王西王之称，士伯问介众而辞王子朝，则当时皆推戴敬王，襄王之出居郑，诸侯推戴，更无异说，是春秋书天王据实直书也，昭公出奔在外，鲁国未别立君，平子每岁贾马，具从者之衣屦，而归之于乾侯，士鞅以为季孙事君如在国，齐晋诸国亦皆以君礼待之，景公曰，孰君而无称，是春秋书公，亦据实直书也，若唐中宗已废为庐陵王，武后自称则天皇帝，今书庐陵王曰帝，则唐有两帝矣，若夺则天之帝以与庐陵，则不据实直书，而变乱当时之事实，虽圣人有所不敢矣，乾侯晋地，故书在，与公在楚同义，房陵唐地，不当引以为比，唐鉴书帝在东宫，尤不可通，非止刘知几貌同心异之诮，钱大昕已辨之，欧阳修五代史朱子纲目，亦有此失，纲目书莽大夫扬雄死，钱大昕亦已辨之，王鸣盛论五代史曰，欧公手笔诚高，学春秋囗正是一病，春秋出圣人手笔，义例精深，后人去圣久远，莫能窥测，岂可妄效，引薛应宋元通鉴义例云，春秋诸侯而或书其名，大夫而或书其字，或生而书其爵，或卒而去其官，论者以为夫子之褒贬，于是焉在也，夫春秋大义，炳如日星，而其微词变例，美恶不嫌同辞，有非浅近之所能推测者，后人修史，辄从而拟之，不失之迂妄，则失之鄙陋，又论孙甫唐史论断云，观其自序欲效春秋书法，以褒贬予夺示劝戒，幸其书亡若存，徒汨乱学者耳目，大抵作史者宜直叙其事，不必弄文法，寓予夺，读史者宜详考其事实，不必凭意见，发议论，宋人略通文义，便想著作传世，一涉史事，便欲法圣人笔削，此一时习气，王氏此说，切中作史者妄拟春秋之弊，皆由不知春秋是经不是史，经非可僭拟者也。黄泽曰，作史惟当直书为得体，夫子春秋，只借二百四十二年，以示大经大法于天下，故不可以史法观之。
论春秋权衡左氏及杜解多精确公则未得其旨
刘敞曰，前汉诸儒，不肯为左氏学者，为其是非谬于圣人也，故曰左氏不传春秋，此无疑矣，然为左氏者皆耻之，因共护曰，邱明受经于仲尼，此欲以自解免耳，其实非也，何以言之邪，仲尼之时，鲁国贤者无不从之游，独邱明不在弟子之籍，若邱明真受经作传者，岂得不在弟子之籍哉，岂有受经传道而非弟子者哉，以是观之，仲尼未尝授经于邱明，邱明未尝受经于仲尼也，然邱明所以作传者，乃若自用其意说经，以旧章凡例，通之于史策，可以见成败耳，其褒贬之意，非邱明所尽也，以其不受经也，学者可勿思之哉，杜氏序曰，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余皆即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此未尽也，苟唯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其余皆因而不改，则何贵于圣人之作春秋也，而传又何以云非圣人莫能修之乎，大凡左氏本不能尽得圣人春秋之意，故春秋所有义同文异者，皆没而不说，而杜氏患苦左传有不传春秋之名，因为作说云，此乃圣人即用旧史尔，观邱明之意，又不必然，按隐公之初，始入春秋，邱明解经，颇亦殷勤，故克段于鄢传曰，不言出奔，难之也，不书城郎，非公命也，不书之例，一年之中凡七发，明是仲尼作经，大有所删改也，岂专用旧史者乎，又曰，大率左氏解经之蔽有三，从赴告，一也，用旧史，二也，经阙文，三也，按史虽待赴告而录，然其文非赴告之词也，春秋虽据旧史而作，然其义非旧史之文也，简牍虽有阙失，其史非圣人所遗出，如谓史之记从赴告而已，则乱臣贼子何由而惧，如谓春秋用旧史而已，则何贵于圣人之笔削也，且春秋书良霄入于郑，郑人杀良霄，栾盈入于晋，晋人杀栾盈，其文同也，至哀十四年，非仲尼所修矣，其记陈宗竖入于陈，陈人杀之，明史之所记，与仲尼之所修异矣，又仲尼所修，无记内邑叛者，哀十五年独记成叛，此亦史文不与仲尼相似，仲尼不专用史文验出，如谓经之阙文，皆圣人所遗者，苟传有所说而不与经同，尽可归过于经，何赖于传之解经哉，故春秋者，出于旧史者也，而春秋非旧史之文也，旧史者，出于赴告者也，而旧史非赴告之辞也，传者，出于经者也，而传非经之本也，今传与经远，是本末反矣，锡瑞案刘氏春秋权衡，为世所称，以愚观之，惟左氏传及杜预集解，说多精确，盖左氏传事不传义，本无所谓义例，杜氏传会，多不可据，故刘氏所多中肯，公二传，各有义例，非会通全经之旨，必至多所窒碍，诚能融会贯通，则人所见为窒碍者，皆有说以处此，枚乘曰，铢铢而积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过，石称丈量，径而寡失，专求字句，则多见窒碍，此所谓铢铢而积，寸寸而度也，会通全文，则少所窒碍，此所谓石称丈量，径而寡失也，春秋是孔子所作一部全书，其中又有非常异议，若不大通义例，粗究微言，则但能见浅而不能见深，凡所为三科九旨，一字褒贬，时月日例之类，皆以为横生枝节，妄立异端，不知游夏不能赞一辞者，义正在此，不达乎此，则虽知经承旧史之谬，而不知圣人作经以教万世，其异于旧史者，究竟安在，经史之异，岂仅在一字一句间乎，刘氏博学精识，而春秋非专门，故虽知左氏杜预之非，而未晓公二传之是，其所多字句琐细，不关大义，其大义明著者，又或诳而不信，故权衡一书，左氏及杜预者多可取，驳二传者可取甚鲜，其合并三传为刘氏传，尤近童牛角马，郑伯克段一事，陈澧已驳其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