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戊戌。（案：《续长编》卷五百二：邹浩论在京官司今后被受一司续降条贯及一时指挥，关报门下中书后省，谏官案所贵事得周知。注云：靖国元年十月十一日当考。今其文已佚。钱氏《朔闰考》：是年十月戊子朔，则十一日戊戌也。）
1、十一月壬午，三省奏事讫，右仆射曾布独留，进呈内降起居郎邓洵武所进《爱莫助之图》，其说以为陛下方绍述先志，并臣莫助之者。其图如史书年表例为旁通，（案：“例”，《东都事略》作“列”，《九朝备要》作“别”，当依《通鉴续编》作“列旁行”为是。） 分为左右。自宰臣、执政、侍从、台谏、郎官、馆阁、学校分为七隔，左曰绍述，（案：《东都事略作“元丰”。） 右曰元祐。左序助绍述者，宰相、执政中温益一人而已，其馀每隔止三四人，如赵挺之、范致虚、王能甫、钱遹（案：原本“致”作“至”，“適”作“适”，今据《十朝纲要》、《通鉴续编》改正。） 是也。右序举朝辅相公卿百执事皆在其间，至百馀人。又於左序别立一项，用小帖揭去。布密禀揭去臣僚姓名，上曰：“洵武言非相蔡京不可，以不与卿同，故揭去。”布曰：“洵武所陈，既与臣所见不同，自不当与议，乞纳下。”明日，遂改付温益。益欣然奉行，乞籍记？论之人，於是上决意用京矣。（《纪事本末》卷百三十。原注：曾布子纟隶作《家传》云：建中靖国元年六月，太常少卿邓洵武进《爱莫助之图》。按：所称六月及洵武》官名，皆误也。今不取。案：《东都事略·邓绾传》云：子洵武，徽宗即位，为起居郎。时韩忠彦、曾布为相，洵武因对言：“陛下乃先帝之子，今宰相韩忠彦乃琦之子。先帝行新法以利民，琦尝论其非；今忠彦为相，将先帝之法更张之，是忠彦为韩琦子，能继父志；陛下为先帝子，不能继父志也。陛下必欲继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又进爱莫助之图。召试中书舍人，迁给事中兼侍讲，进吏部侍郎。岳珂《桯史》云：建中靖国初，韩文定忠彦当国，党祸稍解，天下吐气。邓洵武为起居郎，乘间以绍述熙、丰政事为言，上意虽不能无动，而未始坚决也。邓氏有位中丞者曰绾，成都人，在熙宁初，倅宁州。尝上言，陛下得圣臣，得青苗良法，臣以宁州民心欢悦者占之，天下可从知矣，惟陛下坚守弗变，毋惑流俗。王荆公喜，荐於上，遂阶召擢。是时蜀士在朝者，咸唾骂之，绾有“唾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之语。洵武，盖其子也。自度清议必弗贷，且有驷不及舌之虑，值文定知之，未知所以回天者，忧形於色。有馆客者闻之，献计曰：“新法者，神考所行之法也，韩琦实尝沮之，为条例司所驳，先帝以其勋劳弗之罪。今忠彦得政而废新法，是忠彦能绍述琦之志也，忠彦为人臣，尚不忘其父，上为天子，乃忘其父兄邪！诚能以此为上别白，上必感动。”洵武喜谢不及，造膝，如其言，玉色愀然，亟俞之。於是崇宁改元，天下晓然知其意矣。洵武复进一图，曰“爱莫助之图”，以丰、祐人才分而为二，能绍述者居左，惟温益而下一二人，而列於右者，皆指为害政，盖举朝无遗焉。於左列之上，密覆一名曰蔡京，谓非相京不可，上览而是之。洵武亦驯致政地，卒之成蔡氏二十年擅国之祸，胎靖康裔夷之酷者，此图也。初，神宗既用荆公，随亦厌之，绾荐荆公之子雱，宸笔中出，以绾操心颇僻，赋性奸回，论事荐人，不循分守，遂罢中丞，知虢州。夫洵武以左史荐宰相，以庶僚变国论，可谓不循分守者矣。是以似之者欤！）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十一月，复平准务。
又：云：庚辰，郊祀合祭。案：东都事略作“庚申”，误。各书皆作庚辰，郊祀合祭。文义未足，当补“天地”二字。然《东都事略》云：祭昊天上帝於圜丘。是分祭也。《宋史本纪》：建中靖国元年十一月庚辰，祀天地於圜丘。以为合祭。又《礼志三：建中靖国元年，殿中侍御史彭汝霖又请改合祭之礼，韩忠彦以为不可。曾布力主北郊之说，帝亦然之，遂罢合祭。则亦以为分祭，前后又自违异。《九朝编年备要》则书郊罢合祭云：初，诏冬祀以郊，见天地之始，权合祭圜丘，而起居郎周常以合祭天地为非礼，权举於一时，恐自今遂以为常。且言：“臣顷尝备员礼职，见当时议者以合祭为非礼，神宗下礼文所详定，而臣僚所见不同。或欲约仪卫、均赐予，而以乘舆躬行，一至北郊者，陈襄之议也；或欲乘舆亲行南郊，七日戒之，后三日宿之，时宿太庙以告祖宗，宿北郊以祭地祇，宿南郊以祭天神者，清臣之议也；或欲用先朝躬耕祫享故事，皆因三岁郊天之期，暂辍郊祀，而以孟冬之月有事於地郊者，王存之议也；或欲以冬至亲郊祀上帝，用至日报天之说，因即圜丘之北，别祀皇地祇者，陆佃之议也；或欲以郊之岁夏至之日，盛礼容，具乐舞，遣冢宰摄事者，张璪之议也。神宗独用璪议，遂罢合祭。陛下方欲继述神宗，要当一正旧典，以为子孙长守之制，乞下群臣更议。”而御史彭汝霖亦论合祭非礼。上欲罢前命，而韩忠彦、陆佃以为疑。忠彦曰：“神祇非差除，比被台谏攻便罢。”曾布进曰：“权合祭，元祐七年指挥，乃以苏辙之论而废神宗之正论也。且不畏炎热而亲祠北郊，乃尽诚以祀天地，何疑之有！”忠彦坚持不可，上意向布，乃诏权罢。《备要》此文，诸史俱未载，盖取诸李氏《长编》也。云诏权罢，谓权罢合祭，与《礼志》文合。则《本纪》云祀天地於圜丘，非也。《玉海》卷九十三云：建中靖国元年八月甲午，诏权合祭天地於圜丘。起居郎周常以合祭为非礼。丙辰，诏权罢合祭。十一月庚辰，合祭圜丘。王氏既以为诏权罢合祭，又云合祭圜丘，语尤牴牾。宋李攸《宋朝事实》卷五载：建中靖国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南郊赦文：“门下：朕绍膺宝命，祇遹洪图，参酌上仪，铺昭旷典。奉神考恭行之志，绎绍圣申讲之文，将蒇事於皇祇，先致飨乎穹昊。迺候景涓日，饬躬诏虔。祼清庙以肃将，款圆坛而拜飨。苍璧既奠，紫烟具升。”云云。玩此赦文，则此年郊祀昊天不及皇地祇尤为显证。《十朝纲要》云：八月甲午，诏将来冬祀以郊，见天地之初，权合祭於圜丘。己卯，用侍御史彭汝霖言，罢合祭天地。十一月庚辰，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大赦，改明年元。语简而覈。《宋史陆佃传》云：将祀南郊，有司欲饰大裘匣度用黄金多，佃请易以银。徽宗曰：“匣必用饰邪？”对曰：“大裘尚质，后世加饰焉，非礼也。”徽宗曰：“然则罢之可乎？数日来，丰稷屡言之矣。”佃因赞曰：“陛下及此，盛德之举也。”徽宗欲亲祀北郊，大臣以为盛暑不可，徽宗意甚确。朝退，皆曰：“上不以为劳，当遂行之。”李清臣不以为然。佃曰：“元丰非合祭而是北郊，公之议也。今反以为不可，何邪？”清臣乃止。考此数年中，诸史并不言祀皇地祇於北郊。《宋史礼志》：政和》三年，诏礼制局议方坛制度。是岁新坛成。然则建中靖国虽有详定北郊仪制之命，未果行也。岳珂《愧郯录》云：元祐三年正月，诏躬祭地示实未尝行，至政和四年五月丙戌始克行方泽，虽哲、徽坚主其议，亦十九年乃得行。此言覈实。
又：云：礼部尚书丰稷罢。先是，上谕曾布，诋毁神考，第一是丰稷，其次张舜民。而稷又言：“近日建宫以宁神，营寺以崇考。复置御前生活以供内庭之用，而外议不晓，窃谓好修造、尚华美。”稷所陈大抵以崇俭爱人为言，至君子小人之际，必反覆究切。既数以论事，忤权近，出知苏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