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水又历白社西，有徐孺子墓。 嘉禾中，太守长沙徐熙于墓隧种松。太守南阳谢景于墓侧立碑。永安中，太守梁郡夏侯嵩于碑傍立思贤亭。松大合抱，亭世修治，至今谓之聘君亭也。会贞按：白社以下，《豫章记》文，引见《御览》一百九十四，聘君亭作谢君亭误。又九百五十三引《豫章记》徐熙作徐兴，亦误。《寰宇记》，徐 在洪州南十里，今号白社。其碑欧、赵皆不著录，盖已佚。《江西通志》，墓在南昌进贤门外，望仙寺东。隧道深五尺，墓居其中，有石刻，隶书汉南州高士徐孺子之墓。乃后人所重立之碑也。
赣水又北历南塘，守敬按：南塘详后。塘之东有孺子宅，际湖南小洲上。守敬按：《寰宇
记》云，徐孺子宅在洪州东北三里。《洞仙传》孺子少有高节，追美梅福之德，仍于福宅东立宅。又云，孺子台在州东南二里。《舆地志》，台在东湖小洲上，郡守陈蕃所立。南唐徐廙续《豫章志》以孺子宅在州东北，陈蕃为迁于南塘东百步。湖南际小洲。是郦氏就后迁之宅言也。在今南昌府治之南湖，详后。孺子名 ，南昌人，高尚不仕。太尉黄琼辟，不就。桓帝问尚书令陈蕃：徐 、袁闳谁为先后？蕃答称：袁生公族，不镂自雕。至于徐 ，杰出薄域，故宜为先。桓帝备礼征之，不至。太原郭林宗有母忧， 往吊之，置生刍于庐前而去。众不知其故，林宗曰：必孺子也。《诗》云：生刍一束，其人如玉。吾无德以堪之。年七十二，卒。守敬按：《后汉书 徐 传》文。
赣水又径谷鹿洲，朱作州，戴、赵改。守敬按：《寰宇记》、《名胜志》引作洲。赵此下据《名胜志》补即蓼子洲也五字，戴补同。王梓材校全本亦依补。不知曹氏引《注》往往以意增字句，此未必是郦氏原文。《寰宇记》引无蓼子洲句可证。旧作大艑处。朱《笺》曰：《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八引云，豫章城西南有 洲，去度支步可二里，是呂蒙作句鹿大艑處。按此谷鹿洲即句鹿之 也。《廣雅》 ，船也，音鉤鹿。会贞按：去度支以下二语，《书钞》引《豫章记》文，作句鹿，上无吕蒙二字。而《寰宇记》有吕蒙作句鹿大艑之说。考《 志》呂蒙襲關公，至尋陽，盡伏其精兵 中。乐氏盖因此洲有句鹿之名，遂谓即蒙作大艑处也。《通鉴》唐天佑三年，淮南将秦裴攻洪州，军于蓼洲，即此洲。《名胜志》蓼洲在城西
里许，南塘湾外，两洲相并，水自中流入章江，则蓼洲乃后起之名也。
赣水又北径南昌县故城西，朱脱故字，戴、赵增。于《春秋》属楚，即令尹子荡师于豫章者也。守敬按：《左传 昭六年》楚使薳泄伐徐，吴人救之。令尹子荡帅师伐吴，师于豫章，而次于干溪。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曰，此豫章，杜无《注》。后十三年，楚师还自徐，吴人败诸豫章，获其五帅。杜《注》，定二年，楚人伐吴，师于豫章。吴人见舟于豫章，而潜师于巢，以军楚师于豫章。又柏举之役，吴人舍舟于淮汭，自豫章与楚夹汉，此皆当在江北、淮水南，盖后徙在江南豫章。依此则豫章四见于《传》，总为一地矣。乃柏举《注》又云，吴乘舟，从淮来，过蔡而舍之豫章。汉东、江北地名。与前文小异。说者曰，《书 大传》释《禹贡》内方山一名章山，今德安府城东四十里，有章山，即吴人与楚夹汉之豫章也。《图经》云，豫章即章山。是说也，施诸吴、楚夹汉则可，以解定二年之见舟豫章，必不可合矣。盖是役以伐桐，故本传曰，桐叛楚，吴子使舒鸠氏诱楚人曰，以师临我，我伐桐，为我使之无忌。秋，楚囊瓦伐吴师于豫章，吴人见舟于豫章，而潜师于巢，冬十月，吴军楚师于豫章，败之，遂围巢，克之，获楚公子繁。杜《注》，桐，小国，庐江舒县西南有桐乡。舒鸠，楚属国。吴教舒鸠，诱楚师临吴，伪若畏楚师之临己，而为伐其叛国以取媚者也。欲使楚不忌吴，所谓多方以诱之也。若然，则始焉楚人出师，继焉吴伪从楚而见舟，终焉忽变为对垒，皆当在近桐之地。今舒城有桐乡，即古桐国也。凤阳以西，寿、霍、光、固之境，皆近淮壖，为吴楚日交兵处。舒城正在其南，所谓豫章，当在此际矣。若云在德安，则相距千余里，吴方为狡计以诳楚，诱楚入其境而徐就之。安得西驰千里，以迎楚师。楚又岂可驻师近郊，而
召吴于千里之外乎？且吴舟亦不能见于德安也。由是推之，伐徐之五帅，吴亦不能深入穷追，而获之于德安。干溪在亳州，又与德安绝远，皆不可通矣。岂淮南汉东，有两豫章乎？则又不然。昭三十一年吴人围弦，左司马戌右司马稽率师救弦，及豫章。古弦国即今光山县，与前说亦合。即柏举之役左司马议悉方城外以毁其舟，塞城口以断其归路，是吴师入楚之径，班班可考也。然《传》之本文原云自豫章与楚夹汉，不言至豫章与楚夹汉也。又其后左司马及息，闻楚师败而还。息县去光山四十五里，且不及毁舟而遽还，又未始不与前说合也。盖吴舍舟淮汭，从陆路循淮以西，入城口以至于汉。言自豫章者，特举其遵陆之始耳。杜《注》前一条本属至当，后一条云过蔡而舍舟，息犹在蔡东，未可云过。又以夹汉之文而疑豫章在汉东，未免模棱两可矣。若《图经》所谓章山即豫章，傅会不根，无足深辨，特欲见杜氏误注汉东之失，故反复详之。再按昭二十四年楚子为舟师以略吴疆，越大夫胥犴劳王于豫章之汭，越公子仓归王乘舟，仓及寿梦帅师从王，王及圉阳而还。依此，豫章为水滨矣，淮南汉东，皆非越之舟师所得至，必又一豫章矣。盖古者列国诸侯，以征伐朝会过于他国之境，则有迎劳之礼，如楚子伐陆浑，王使王孙满劳楚子；鲁襄公过郑，伯有劳于黄崖是也。此豫章之汭，必在楚、越之境。《通典》，饶州余汗县，越王句践之西界，所谓于越也。于越出《越绝书》，越之余也。《寰宇记》余干县西南有于越渡，盖今余干县以东皆越地矣。《史记》阖闾十一年，吴伐楚，取番。番即今鄱阳，而楚尝有此，然则楚、越相接之境亦有可考者矣。《元和志》，洪州，春秋时楚之东境。江州，《春秋》吴之西境。《文献通考》，洪州、江州，《春秋》属楚。《方舆胜览》，隆兴府饶州，《春秋》属楚。南康军，春秋时吴楚之
地。洪州、江州，既为楚境，则宣、饶、南康之境，皆为吴疆，又有彭蠡巨浸，横亘于中，则舟师所掠，越大夫迎劳之地，从可想见矣。汉高帝分秦九江郡，置豫章郡。《水经注》，赣水一名豫章水，径庐陵以及南昌。雷次宗曰，豫章郡以水得名。所谓豫章之汭，即此无疑也。盖与淮南之豫章，各为一地。杜言自江北徙于江南，不知何所根据，恐未为质论也。高说至为详核，是祇有淮南之豫章，江南之豫章，并无汉东之豫章。此豫章在江南，正昭二十四年之豫章，郦氏以昭六年之豫章当之，非其实也。秦以为庐江南部。守敬按：自裴骃以下释秦郡者，不及庐江郡，似此庐江为九江之误。而《元和志》江州下，秦属庐江郡。《寰宇记》庐州下，秦置三十六郡，此为庐江、九江二郡地。江州下，秦并天下，以此地属庐江郡。则秦尝置庐江郡与《注》文合。而《元和志》又云，洪州、饶州、吉州、袁州、抚州皆秦九江郡地。又似江南不得有秦庐江郡地。考《汉书 淮南衡山济北王传》，庐江王以边越，数使使相交，徙为衡山王，王江北。是秦时立庐江郡，其地跨江南、北，亦情事所有。故《寰宇记》直以充三十六郡之数，惟史文不详耳。郦氏以南昌为秦庐江南部，必有所闻。汉高祖六年，始命灌婴定豫章置南昌县。朱无此七字，戴同。赵云：按下有脱文。会贞按：赵谓有脱文，而不知所脱何语？考《汉书 灌婴传》云，定豫章此必言命灌婴定豫章，下言以为豫章郡治，此必先言置县。《元和志》汉高帝六年置南昌县，然则婴下当有定豫章，置南昌县七字。今增。汉县为豫章郡治，后汉、吴、晋、宋、齐、梁因，即今南昌县治。以为豫章郡治，此即灌婴所筑也。戴以灌婴为讹，并改作陈婴，云：按《史记 高祖功臣侯年表》称堂
邑侯陈婴定豫章，《汉书》同。赵刻改同。守敬按：非也。《寰宇记》引《豫章记》，汉高六年，大将军灌婴筑城。又《元和志》宜春湓口等城，俱云灌婴筑。並云，南 縣，灌嬰置。其城当亦婴筑。然则灌婴虽与陈婴共定豫章，而筑诸城者，当灌婴也。王莽更名县曰宜善，郡曰九江焉。刘歆云：湖汉等九水入彭蠡，故言九江矣。守敬按：《经典释文》引《太康地记》九江，刘歆以为湖汉九水入彭蠡泽。此《注》引刘歆湖汉九水之说，只以解王莽之九江，非缀《禹贡》，亦并不牵合《汉志》，而后来之解《禹贡》者，皆以刘歆备一说。全氏于《山水泽地》篇且谓郦氏以湖汉当《禹贡》之九江，专门治《水经》之人，而读《注》文不审如是。陈蕃为太守，署徐 为功曹。蕃在郡不接宾客，惟 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守敬按：见《后汉书 徐 传》。此即悬榻处也。建安中，更名西安，晋又名为豫章。赵云：按两汉及晋，豫章郡治南昌。《晋志》豫章郡领豫章县。刘昭《郡国志补注》引《豫章记》，豫章县，建安立，三国吴改曰西安。故《晋志》豫章郡有豫章县，盖复汉之旧也。《续志》不言豫章，《宋志》不记豫章，均为脱漏。且《宋志》云，豫章太守，领预宁侯相，汉献帝建安中立，吴曰要安。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要安又是西安之误。[九]《吴书 太史慈传》数为寇于艾、西安[一〇]是也。城在今武宁县西二十里，前汉为海 ，后汉为建昌县地，去南昌府城三百二十里，非郡治也。此《注》言豫章郡治，而释以西安，疑庸妄人所填改。观下彭泽《注》却甚分明。守敬按：《续汉志 注》引《豫章记》，新吴、上蔡、永修县并中平中立。豫章县，建安立。此后汉末之豫章县，分建昌立者也。《宋志》有新吴、永修，说与《豫
章记》合。望蔡先为上蔡，说亦合。惟豫宁侯相，则云汉献帝建安中立，吴曰西安，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绝不及豫章旧县，与《豫章记》不合。盖建安中立下，脱曰豫章三字耳。而《齐志》又以豫宁为豫章。[一一]至隋改南昌县曰豫章，而省豫宁入建昌，《志》亦称豫宁为豫章。作《晋志》者，遂并以晋县为豫章，不知豫宁自晋以下，宋、齐、梁、陈皆同。《晋 谢安传》，谢沅封豫宁县伯。《宋 王昙首传》，昙首及子僧绰封豫宁县侯。《齐 王俭传》，袭封豫宁县侯。[一二]《梁 王亮传》，封豫宁县公。《冯道根传》，道根及子怀封豫宁县伯。《裴邃传》，裴之横及子凤宝封豫宁县侯。惟《陈书 陈拟传》陈佑封豫章县侯。然《南史 陈宗室传》仍作豫宁。又《寰宇记》引顾野王《舆地志》，陈武割豫宁等县为豫宁郡。通检《晋》、《宋》、《齐》、《梁》、《陈史》，无封豫章县者，则知《陈书》误，并足证《晋志》、《齐志》、《隋志》之误。然则《宋志》所云吴曰西安晋改豫宁铁案不移矣。是此县后汉末初立，曰豫章，吴曰西安，晋、宋、齐、梁、陈曰豫宁，无可疑者也。此《注》后文本是修水径豫宁县，浅人见与各地志不合，记章字于旁，今本遂讹为豫章宁矣。又见隋之豫章即古南昌，并于《注》南昌下加以建安中更名西安，晋又名为豫章。盖即袭《宋志》豫宁下语，而又改豫宁为豫章也。赵氏亦知此为庸妄人所填改，乃谓《宋志》脱豫章，后又讥《豫章记》豫章县建安立之误，则于此县沿革，尚未了澈，故复详疏之。其实建安以下十三字，直当删却。城之南门曰松阳门，守敬按：《御览》九百五十七引此南下有西字。门内有樟树，高七丈五尺，大二十五围，枝叶扶 ，垂荫数 。守敬按：《寰宇记》引《豫章记》，城有六门，南二门，一曰
南门，二曰松阳门。昔松阳门内有大樟树，高十七丈，大四十五围，枝叶扶 ，庇荫数亩。应劭《汉官仪》曰：豫章樟树生庭中，朱樟作郡，赵据《河水注》引应劭《汉官》校改，戴改同。故以名郡矣。此树尝中枯，逮晋永嘉中，一旦更茂，丰蔚如初，咸以为中宗之祥也。会贞按：《寰宇记》引《豫章记》，先是樟树 枯，永嘉中，一旦华茂，晋以为中兴之祥。《晋书 五行志》事在永嘉二年七月，《宋书 五行志》在六年七月。《礼 斗威仪》曰：君政讼平，豫樟常为生。朱樟作章，戴、赵改。会贞按：《类聚》八十九引《礼 斗威仪》，君乘火而王，其政和平，梓为长生。《御览》九百五十八引作楸梓为常生。依此，《类聚》梓为樟之误，《御览》楸梓为豫樟之误。太兴中，元皇果兴大业于南。会贞按：《类聚》十引《豫章记》，太兴中，元皇帝果继大业。《晋书 元帝纪》，永嘉初，镇建邺，及为晋王，改元建武，踰年即位，改元太兴。故郭景纯《南郊赋》云：弊樟擢秀于祖邑是也。会贞按：《类聚》三十八、《初学记》十三载景纯《南郊赋》未采此语句，引见《类聚》十，樟误作梓。以宣王祖为豫章故也。朱《笺》曰：《晋书 宣帝纪》，曾祖量，字公度，官豫章太守。
赣水北出，际西北，历度支步，会贞按：《舆地纪胜》，度支步在郡城外，西临江，在今新建县西北五里。是晋度支校尉立府处，会贞按：《御览》二百四十二引《魏略》，司农度支校尉，黄初四年置，比二千石，掌诸军屯田。据此《注》则晋因魏旧，掌仓廪事，而《晋书 职官志》但言度支尚书，不言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