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曰人材治本，选举之方宜审。臣闻君天下者，劳于求贤，逸于得人，其来尚矣。盖天地间有中和至顺之气，生而为聪明特达之人，以待时君之用。是以圣王遭时定制，不借材于异代，皆取士于当时。臣愚以为今之天下，犹古之天下也，今之君臣，犹古之君臣也，今之人材，犹古之人材也，贤俊经纶之士岂皆生于曩代而独不生于当今哉？顾惟陛下求之与否尔。伏见取人之法，今之议者互有异同，或以选举为尽美，而贱科第，或以科第为至公，而轻选举，是皆一己之偏见，非古今之通论也。夫二帝、三王之下，隋唐以上，数千百年之间，明君睿主，所得社稷之臣，王霸之辅，盖亦多矣。其丰功盛烈，章章然着于天下后世之耳目者，其从来，亦可考也。或起于耕耘，或求之于版筑，或猎之于屠钓，或遇之献言而入侍，或由荐进而登朝。至于贤良方正、直言、孝廉、贡举之着，遭际万殊，不可胜纪，岂一出于科第乎？自隋、唐以降迄于宋、金，数百年间，代不乏人，名臣伟器，例皆以科第进，岂皆一出于选举乎？及乎遇合于君，聚精会神于朝廷之上，皆能尊主庇民，论道佐时，宁复有彼优此劣之间哉？夫士之处世，亦犹鱼之处水，今鲂之在河，鲤之在洛，人皆知之，其致之之术，固有筌罾罟钓之不同，期于得鲂得鲤则一也。臣愚谓方今取士宜设三科，以尽天下之材，以公天下之用。亡金之士以第进士，并历显官耆年宿德老成之人，分布台省，咨询典故，一也；内则将相、公卿、大夫各举所知，外则府尹、州牧岁贡有差，进贤良则受赏，进不肖则受罚，二也；颁降诏书，布告天下，限以其年，开设科举，三也。三科外，继以门荫、劳效参之，可谓才德兼收，勋贤并进，如此则人人自励，安敢苟且？庶几野无遗材，多士盈朝，将相得人于上，守令称职于下，时雍丕变，政化日新，陛下端拱无为而天下治矣。夫天下犹重器也，器之安危，置之在人，陛下诚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基宗社于盘石之固，可不以求材为急务乎？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其斯之谓欤！抑臣又闻，凡人臣进深计之言于上，自古为难。昔汉贾谊当文帝治平之世，建言「诸侯强大将不利于社稷，譬犹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然，因谓之安，甚非安上全下之计，莫若建诸侯而少其力」，可谓切中时病矣。然当时举皆以谊言为过，故帝虽嘉之，而不能用。逮景帝之世，七国连兵，几危汉室，谊之言始验于此矣。董仲舒当武帝穷兵黩武之初，重敛苛刑之际，一踵亡秦之余敝，唯崇尚虚文，而欲求至治，仲舒以为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鼓耳。又言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临政愿治，不如退而更化，可谓深识治体矣。然当时举朝皆以其言为迂，故帝虽纳之而不果行。逮季年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帝于是发仁圣之言，下哀痛之诏，仲舒之言实验于此矣。向若文帝用贾谊之言，武帝行仲舒之策，其祸乱之极必不至此，汉之为汉又岂止如是而已哉。暨乎有唐驭宇，太宗皇帝清明在躬，以纳谏为心，而魏征之伦，其君不及尧、舜，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听，听无不行，故能身致太平，比功较德，优迈前主矣。臣诚才识驽钝，不足以比拟前贤，如霄壤泾渭，固自有间，然于遭逢圣明，诚诚恳恳，志在纳忠，其义一也。臣请以人身之计言之：且冬之祁寒，夏之甚暑，此天时变于上者也，在修人事以应之，故祁寒则衣之以裘，甚暑则服之以葛，非人情恶常而好变也，盖亦理势当然，不得不尔，期于康宁其身而已矣。或者安于循习，昧于变通，冬之裘且加于流火铄金之夏，夏之葛苟施乎坚冰坼地之冬，将见严酷疠人，危在朝夕矣，又乌能答天地之正算，养乔松之上寿哉！国计安危，理亦如此。臣愚切谓，三本之策若施之于太祖用武之世，有所未遑；行之于陛下文明之时，诚得其宜矣。此是天下之公论，非臣一人之私意也。愿陛下不以人废言，力而行之，则可以塞祸乱之源，可以兴太平之化，可以保子孙于万世，可以福苍生于无穷矣。臣猥寄外藩，不明大体，加以性识愚戆，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元文类》卷十四）
高鸣
议立三省不便
【[至元]】 七年，议立三省。鸣上封事曰：「臣闻三省设自近古，其法由中书出政，移门下，议不合，则有驳正，或封还诏书；议合，则还移中书；中书移尚书，尚书乃下六部、郡国。方今天下大于古，而事益繁，取一省，犹曰有壅，三省乎！且多置官者，求免失政也，但使贤俊萃于一堂，联署参决，自免失政，岂必别官异坐，而后无失政乎！故曰：政贵得人，不贵多官。不如一省便。」世祖深然之，议遂罢。（《元史》卷一百六十《高鸣传》）
死囚必待论报
川、陕盗起，省臣患之，请专戮其尤者以止盗，朝议将从之。鸣谏曰：「制令天下上死囚，必待论报，所以重用刑、惜民生也。今从其请，是开天下擅杀之路，害仁政甚大。」世祖曰「善」，令速止之。（同上）
王恂
论太子所当务
公上笺言：「太子天下本，付托之重，当延名德与之居处；加之领中书、枢密之政，圣上诏条所当览，庶务之本亦当屡省。官吏以罪免者，毋使侥幸更进。军官害人尤甚，改用之际，尤不可非其人。民至愚而神，变乱之余，吾不之疑，则反侧化为忠厚，国势增重矣。」 【真金于中统三年封燕王，以王恂为太子赞善，此章当上于其后。】 （《元名臣事略》卷九《太史王文肃公》引墓志）
郭守敬
议水利
中统三年，张忠宣公荐公习知水利，且巧思绝人，蒙赐见上都便殿。公面陈水利六事：「其一，中都旧漕河，东至通州，权以玉泉水引入行舟，岁可省僦车钱六万缗。通州以南，于蔺榆河口径直开引，由蒙村跳梁务至 【（囗州）】 【[杨村]】 【据《元史》卷一百六十四《郭守敬传》改。】 还河，以避浮盘浅风浪远转之患。其二，顺德达活泉开入城中，分为三渠，引出城东，灌溉其地。其三，顺德沣河东至古任城，失其故道，没民田一千三百余顷。此水开修成河，其田即可耕种。其河自小王村经滹沱，合入御河，通行舟。其四，磁州东北滏、漳二水合流处开引，由滏阳、邯郸、洺州、永年下经泽，合入沣河，其间可溉田三千余顷。其五，怀、孟沁河虽已浇溉，尚有漏堰余水，东与丹河余水相合，开引东流，至武陟县北，合入御河，其间亦可溉田二千余顷。 【[其六，黄河自孟州西开引，少分一渠，经由新、旧孟州中间，顺河古岸下，至温县南复入大河，其间亦可溉田二千余顷。]】 【据《元史》卷一百六十四《郭守敬传》补。】 每奏一事，上辄曰：「当务者此人，真不为素餐矣。」即授提举诸路河渠。（齐履谦撰《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元文类》卷五十）
言京畿水利
【[至元]】 二年，授都水少监。公言：「向自中兴还，特命舟顺河而下，四昼夜至东胜，可通漕运；及见查泊、乌梁海古渠甚多，可为修理。」又言：「金时，自燕京之西麻峪村，分引卢沟一支东流，穿西山而出，是谓金口。其水自金口以东，燕京以北，溉田若干顷，其利不可胜计。兵兴以来，典守者惧有所失，因以大石塞之。今若按视故，使水得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广京畿之漕。」上纳其议。公又言：「当于金口西预开减水口，西南还大河，令其深广，以防涨水突入之患。」（同上）
议开大都运粮河 【《元史》卷六十四《河渠志一》：「世祖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监郭守敬奉诏兴举水利，因建言：『疏凿通州至大都河，改引浑水溉田，于旧河踪迹导清水，上自昌平县白浮村引神山泉，西折南转，过双塔、榆河、一亩、玉泉诸水，至西水门入都城，南汇为积水潭，东南出文明门，东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总长一百六十四里一百四步。塞清水口一十二处，共长三百一十步。坝一十处，共二十座，节水以通漕运，诚为便益。』从之。首事于至元二十九年之春，告成于三十年之秋，赐名曰『通惠』。」此与《行状》所载互有详略异同。】
【[至元]】 二十八年，有言漕事便利者。……公因至上都，别陈水利十有一事。其一，大都运粮河，不用一亩泉旧源，别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经瓮山泊，自西水门入城，环汇于积水潭，复东折而南，出南水门，合入旧运粮河。每十里一置闸，比至通州，凡为闸七，距闸里许，上重置斗门，互为提阏，以过舟止水。上览奏喜曰：「当速行之。」于是复置都水监，俾公领之，首事于二十九年之春，告成于三十年之秋，赐名曰「通惠」。（同上）
论历之本在于测验
是岁 【至元十三年。】 ，立局改治新历，……遂以公与赞善王公 【王恂。】 率南北日官分掌测验推步于下，而忠宣、枢密二张公 【张文谦、张易。】 为之主领裁奏于上，复共荐前中书左丞许公 【许衡。】 能推明历理，俾参预之。公首言：「历之本在于测验，而测验之器莫先仪表。今司天浑仪，宋皇佑中汴京所造，不与此处天度相符，比量南北二极约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复欹侧。」公乃尽考其失而移置之。…… 【[至元]】 十六年，改局为太史院，以赞善公为太史令，公为同知太史院事，给印章，立官府。是年，奏进仪表式样，公乃对御指陈理致，……因奏：「唐一行开元间令南宫说天下测景，书中见者凡十三处。今疆宇比唐尤大，若不远方测验，日月交食分数时刻不同，昼夜长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即目测验人少，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测景。」上可其奏。（同上）
杨恭懿
议取士
侍讲徒单公履请设取士之科，诏先少师文献公 【姚枢。】 、司徒窦文正公 【窦默。】 与公杂议。公上奏 【据碑，在至元十二年春夏间。】 曰：「三代以德行、六艺宾兴贤能，汉举孝廉兼策经术，魏晋尚文辞而经术犹未之遗。隋炀始专赋诗，唐因之，使自投牒，贡举之法遂熄。虽有明经，止于记诵。宋神宗始试经义，亦令典矣。哲宗复赋诗，辽金循习。将救斯弊，惟如明诏尝曰：『士不治经学孔孟之道，日为赋诗空文。』斯言足立万世治安之本。今欲取士，宜有司，举有行检、通经史之士，使无投牒自荐，试以五经、四书大小义，史论，时务策。夫既从事实学，则士风还淳，民俗趋厚，国家得识治之才矣。」奏入，上善之。（姚燧撰《领太史院事杨公神道碑》，《元文类》卷六十）
上改历疏
【[至元]】 十七年，《授时历》成，奏曰：「黄帝迎日推策，颛顼载时象天，尧之钦若，舜在玑衡，周太史正岁年以序事，皆日官世守其业，随时占考，以与天合。暴秦焚书，废古伪作，置闰岁终。两汉因之，建历之本必先立元，元立然后定日法，法定然后度周天以定分至。贾逵讥其守一元不与天消息，杜预谓当顺天以求合，非为合以验天，皆确论也。臣今治历，废历元日法，析旧仪六合三辰四游而异之，省天经黄道，惟用四游；移天常赤道游于南轴之下，以取候视之无窒；倍八尺之表而五之，以影符进退其晷，使不失于芒忽；日日测考，积月为岁，积岁为世，必于历法益精益密，非但正数十年一改之弊，且可上追黄虞三代之旧矣。」（同上）
【[至元十六年]】 九月入见，诏于太史院改历，十七年二月，副枢领太史易、教领太史衡及公等上改历奏曰：「臣等遍考自汉以来历书四十余家，精思推算，昼夜测验。旧仪难用，而新者未备，故日行盈缩，月行迟疾，五行周天，其详皆未精察，四方亦未测验参考。臣等共议，权以新仪木表与旧仪所测相较，得今岁冬至晷景及日躔所在，与列舍分度之差，大都北极之高下，昼夜刻长短，参以古制，创立新法，推算成《辛巳历》。虽或未精，然比之前改历者附会历元，更立日法，全踵故习，顾亦无愧。然必每岁测验修改，积二三十年，庶尽其法。可使如三代日官，世守其职，测验恒久，无改岁之事矣。」
又《合朔议》曰：「日行历四时一周，谓之一岁；月踰一周，复与日合，谓之一月；言一月之始，日月相合，故谓合朔。自秦废历纪，汉太初止用平朔法，大小相间，或有二大者，故日食多在晦日或二日，测验时刻亦鲜中。宋何承天测验四十余年，进《元嘉历》，始以月行迟速定小余以正朔望，使食必在朔，名定朔法，有三大二小，时以异旧法，罢之。梁虞造《大同历》，隋刘焯造《皇极历》，皆用定朔，为时所阻。唐傅仁均造《戊寅历》，定朔始得行。贞观十九年，四月频大，人皆异之，竟改从平朔。李淳风造《麟德历》，虽不用平朔，遇四大，则避人言以平朔间之，又希合当世，为进朔法，使无元日之食。至一行造《大衍历》，谓「天事诚密，四大 【（二）】 【[三]】 小何伤」 【据《元史》卷五十三《历志》改。】 ，诚为确论，然亦循常不改。臣等更造新历，一依前贤定论，推算皆改从实。今十九年历，自八月后，四月并大，实日月合朔之数也。」（《元名臣事略》卷十三《太史杨文康公》引墓志）
马亨
上便宜六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