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年三月，海内旱饥，民多卖子者。近臣奏知，太宗下诏，将御府金帛赎所卖子，以还其人。大赦天下。因谓侍臣曰：“古语有云：‘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岁再赦，善人喑哑，无所诉，犹田之养根秀者，害嘉谷；赦有罪者，害良民。故朕即位以来，不欲数赦。正恐小人恃之，轻犯宪法故也。”群臣齐曰：“陛下再赦，无非爱民之盛德也。其如小人之所轻，诚如圣谕。”上曰：“使年丰谷熟，天下太平，犹移灾朕身，是所愿也。”史评云：太宗是时，君德清明，勤恤民隐，每有饥旱，辄书于册。去夏尝诏山东赈恤蠲租，今又特降赦令。其爱民之心，可谓切矣。静轩先生读史至此，感太宗饥人卖子将金赎之事，有诗云：饥人卖子将金赎，一点仁台恻隐生。中外黎民无失所，邦家安得不隆兴！是年夏四月，因谓侍臣曰：“朕幼在戎马之间，甚知战士之苦。遇王命出征，冒锋镝，犯矢石而死者，吾甚不忍。隋炀帝自恃国富，毒武万民，兵革连年不息，致死者枕藉道路。朕将下诏，令所在官司给衣帛与附近边民，将暴露骸骨，悉收葬之，庶体朕之念也。”魏徵等谢曰：“陛下恩及枯骨，天下无有弗悦。由是国家何患不安。”
静轩先生有诗云：亡卒遗骸散帛收，洪恩奚用复他求。绵延国祚无为治，应是当年一念投。
却说太宗恩赦屡下，祥瑞叠见，群臣各上表称贺。上曰：“近日尔群臣屡贺瑞祥，朕甚不悦。夫使百姓富给而无瑞，不失为尧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失为桀纣。后魏之世，吏焚连理木，煮白雉而食之，岂足为至治乎？”乃诏：“自今大瑞听表闻，其小事，止申所司而已。”时有白鹊巢于寝殿槐树上，两巢相连如腰鼓样。左右称贺，太宗曰：“我常笑隋炀帝好祥瑞，至于灭国。朕好瑞在得贤，此何足贺？”因命毁其巢。由是祯祥虽见，群臣莫敢上闻矣。是岁京师无雨，中书舍人李百药进奏曰：“往年陛下虽放出宫人，今宫中无用者尚多，阴气郁积，亦足致旱。乞再出之，必应天意也。太宗依其奏，下诏再简出之。前后凡三千余人。
静轩先生有诗云：怨女三千放出宫，历代民主少奇逢。推将已欲同天下，唐德巍巍世已隆。
近臣奏知：“今有交址，因与日本不和，连年动兵革，祸延藩镇，边延声势甚紧。”报入长安，太宗聚群臣商议。魏徵奏曰：“陛下仍遣大臣锁抚之，则交址之乱自息矣。”上以卢祖尚廉平公直，可充此任，乃遣之。祖尚领命而出，归至府中，复悔曰：“交址夷狄之性，其人险恶，且又地方辽远，吾何以镇守？”次日，遣人上表，以疾辞。太宗览表乃曰：“祖尚既谢恩而去，今日辄以疾辞。寡人复遣他臣，非所以示信也。”乃命杜如晦等至祖尚府中谕旨。如晦领命，至见祖尚曰：“君上有交址之命，足下何以固辞？今遣吾等谕旨回奏。公意若何？”祖尚曰：“君之命，敢有违逆！吾今昏乱有余，恐不足以当此任。望公等善为我辞焉。”如晦以祖尚之言复命。上大怒曰：“我使人不行，何以为政？”命召之斩于朝堂。不移时，金瓜武士枭了首级回报。太宗既斩了祖尚，却有悔心。只是不肯正言。他日与侍臣论齐文宣帝之为人，魏徵对曰：“文宣狂暴。然人与之争，事理屈则亦从之。曾有青州长史魏恺，为使梁国而还。文宣除之为光州长史，不肯行。文宣怒而责之，恺曰：‘臣先任大州，有功劳而无过失。今得小州，所以不行。’文宣赦之。此文宣所长也。”上曰：“向者卢祖尚虽失人臣之义，朕杀之，亦为太暴。由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因命复其官荫。
魏徵，容貌不逾中人，而有胆略，善回人主意。每犯颜苦谏，或上怒甚，亦为之止。上尝得佳鹞，自臂之。望见徵来，即藏匿于怀中。徵奏事故久，鹞竟死怀中。尝谒告上冢，徵还言于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严装已毕，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初实有此心。畏卿嗔，故不敢行耳。”十一月，太宗以国事分任其政。大事则令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更使中书侍郎、中书令省审之，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之。至是，上谓侍臣王珪曰：“国家本置中书、门下，以相检察，正以人心所见，互有不同。苟论难往来，务求至当，舍己从人，亦复何伤。近来有或护己短者，遂成怨隙，或避私怨，是以知人之不是处，亦不肯正言，顺一人之颜情，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国之政。隋炀帝之世如此也。当时群臣如此，必皆自谓：‘我有智识，祸患不及我身。’及天下大乱，家国两亡，其幸有脱免者，亦为时论所贬，终古不磨。卿等各当依公忘私，勿雷同也。”又谓房玄龄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诏敕有不便者，皆应论执。比来惟赌顺从，不闻有违异。若但行文书，则谁不能为，何必择才也？”王珪、房玄龄等皆顿首称谢。
次日，朝臣已退，太宗见王珪犹在侍，乃问曰：“卿欲奏事否？”珪对曰：“皇风清穆，无事可奏也。”上笑曰：“天下至广，民间疾苦有不胜言者。卿谓无事可奏，斯言过矣。”因引入宫中，议论治道，问珪曰：“近世治不及古，何也？”珪曰：“汉世尚经术，宰相多用儒士，故风俗淳厚。近世重文轻儒，参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上然之。时有美人侍太宗之侧，上指谓珪曰：“此庐江王瑗之姬也。瑗杀其夫而纳为姬。”珪避席曰：“陛下以庐江王纳此姬为是耶？非耶？”太宗曰：“杀人而取其妻，卿何问是非哉？”对曰：“昔齐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何也？盖由其有善人而不用。管仲，齐桓公之臣，见桓公亦弃善人之言，以为无异于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为圣心是之也。”太宗悦，即出之。王珪亦退。
初，上皇命祖孝孙定雅乐。孝孙以为梁陈之音，多于吴、楚、周、齐之音，多于胡、夷。乃考古声，作唐雅乐，凡八十四调，三十一曲，十二和。至是，上奏于太宗。太宗曰：“礼乐者，圣人缘物以设教。治之兴衰，岂由于此？”御史大夫奏曰：“齐之将亡，作《伴侣曲》；陈之将亡，作《玉树后庭花》。其声哀思，闻者悲泣，岂可谓治不在乐乎？”上曰：“悲喜在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民必愁苦，政闻乐而悲耳。今三曲俱存，为卿等奏之，卿岂悲乎？”魏徵曰：“乐在人和，不在声音也。”他日太宗使祖孝孙教宫人乐，不称旨，怒责之。王珪与温彦博谏曰：“孝孙敦雅之士，今乃使之教宫人，又从而谴之。臣窃以为不可。”上怒曰：“卿等当竭忠直以事我，乃为孝孙游说耶？”彦博惧旨拜谢，珪不拜，复奏曰：“陛下责臣以忠直，今臣所言岂私曲耶？”上为改容而罢。明日谓房玄龄曰：“自古帝王纳谏诚难，朕昨责二公，至今悔之。公等勿为此不尽言也。”玄龄拜谢。
贞观三年正月，裴寂卒。太宗以房玄龄、杜如晦为仆射，魏徵守秘书监，参预朝政。谓玄龄、如晦曰：“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任用。近闻卿因听讼，日不暇给，安能助朕求贤乎？”因敕尚书细务属左、右丞，惟大事当奏者乃关仆射。他日，上谓玄龄等曰：“为政莫若至公。昔蜀主之臣，诸葛亮窜廖立、李严于南夷，及亮卒而二人哭泣有死者。非至公能如是乎？近有高颎相隋，颎为人公平，识治体。颎存则隋兴，颎没隋亦亡。朕慕前世之明君。卿等不可不学前世之贤臣也。”玄龄顿首拜谢。玄龄明达吏事，辅以文学，夙夜尽心，唯恐一物失所。用法宽平。闻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与如晦引拔士类常如不及。上每与玄龄谋事，必曰：“非如晦不能决。”及如晦至论之，竟用玄龄之策。盖玄龄善谋，如晦善断也。二人同心徇国，故唐世称贤相推房、杜焉。
第六十二节 薛延陀分兵入寇 北颉利遣使请粮
太宗命玄龄监修国史，因语之曰：“《汉书》载《子虚》《上林》赋，浮华无用。其上书论事，词理切旨直者，朕有从与不从的，皆载之。”玄龄叩头领旨。俄有人告：“魏徵私其亲戚，权由己出，乞陛下正其罪。”上使御史大夫温彦博按之，彦博领旨往按，移时回奏曰：“魏徵私亲戚事，无迹可据。以臣度之，恐未有也。”上不悦。以徵不僻嫌疑，次日徵会朝，太宗责之曰：“卿自今遇事宜存形迹，庶与朕可验。”徵奏曰：“君臣同体，宜相与尽诚。若但存形迹，则国之兴丧未可知也。臣不敢奉诏。”上曰：“吾已悔之矣。”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陛下。愿使臣为良臣，莫使臣为忠臣。”太宗曰：“忠良有异乎？”对曰：“昔三代隆盛之时，稷、契、皋陶，君臣协心，俱享尊荣。所谓良臣。桀、纣之世，龙逢、比干，面折廷诤，身诛国亡，所谓忠臣。”太宗大悦。他日从容问徵曰：“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徵对曰：“兼听贤臣之言则明，偏信邪佞之说则暗。昔尧清，亦问下民；舜帝明旦达聪，故共鲧、欢苗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赵高，以成望夷之祸。梁武帝偏信朱忌，以取台城之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以至彭阁之变。是故人君兼听广纳，则近幸之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太宗深然之。不则一日，言事者请上亲览各人奏表，以防壅蔽。太宗以问魏徵。徵曰：“此人不知国之大体，必使陛下一一亲览之，岂惟朝堂，至于州县之事，亦当亲之矣。”上是其言，因问曰：“朕每以前王得失为鉴，不敢自欺。昔齐后主与周天元皆重敛百姓，厚自奉养，力竭而亡。譬如馋人自啖其肉，肉尽而死，何其愚也。然二主敦为最下？”徵曰：“齐后主懦弱，政出多门；周天元骄暴，自专威福。是二主虽同至亡国，而齐主尤劣也。”太宗曰：“卿言自专威福诚是也。人言天子至尊，无所畏惮。朕则不然。上畏皇天之鉴临，下惮群臣之瞻仰，兢兢业业，犹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矣。”魏徵曰：“此诚至治之要。愿陛下慎终如始，则善矣。”言未罢，有侍御史权万纪奏：“房玄龄、王珪二人掌内外官考，多有不公平。”太宗欲命魏徵推勘之。徵谏曰：“二人素以忠直承委任，所考既多，其中岂无一二不平？然察其情，终非阿私。且万纪近在考堂，曾无驳正，及身不得考，乃始陈奏。此非竭诚循国者乎。今使臣推之，未足补益朝廷，徒失委任大臣之意。臣所爱者治体，非敢私二臣也。”上乃释而不问。
静轩先生读史至此，有感君臣相得之处，有诗赞云：君臣相得古为难，龙虎风云际会间。忠直股肱元首谕，唐虞治化可回还。
却说突厥自回本国，恃人马势强，尝侵伐他国。有敕勤（勒）者，不能抵敌，因是诸部各皆分散。当时有薛延陀、回纥、都播、骨利干、多滥葛、同罗、仆固、拔野古、思结、浑、斛薛、奚结、阿跌、契苾、白霫等十五部，皆居碛北之地。及见颉利不理其国，惟好酒色，政事大乱，薛延陀乃约回纥等曰：“突厥初以强盛，征伐我主，致吾辈各散不聚。今其国事离乱，人马多死。我辈何不率众攻入他国，复雪前耻。汝众人以为何如？”回纥等曰：“今颉利结好于中国，若攻之，彼必借兵于唐，我众人如何抵挡？不如叛入中国，据了几座城郭，又资他军器粮草，待我等有安止处，然后发兵攻突厥，岂能胜我哉？若有后患，却只是归降大唐便了。有何不可？”薛延陀曰：“君计甚高。”即日起兵。因前后望并州、朔州、潞州、雁门等处入寇。不数日，是处军马听得胡骑入塞，各弃家逃走。守臣惊恐。一面遣人报入长安，一边预防战守。消息传入长安，近臣奏知。太宗聚群臣议曰：“薛延陀绝远胡夷，今何以扰攻边郡？尔众臣何谓？”亲军总管李靖奏曰：“此部落原属突厥颉利所管。颉利不能制服之，因致其入寇。陛下若发兵征讨，则虚费岁月，无益也。只惟遣使见颉利可汗，令彼出兵伐之。薛延陀虑巢穴有失，必部回人马矣。”上从之，即遣使星夜往突厥，见颉利可汗。使臣领了诏书，径来突厥见了颉利，宣读太宗诏书已毕，颉利先打发天使回朝，再与众文武商议征伐薛延陀之策。左丞撒礼黑曰：“延陀等抵死之辈，必合诸部罄力而斗。大王可差人通知朔、潞等处人马，内外夹攻，使众部首尾不能相救，必自败散矣。”颉利依其议，即日遣人通知朔、潞等处守臣，自部胡骑十余万，出渤海掩袭薛延陀归路，不在话下。
却说延陀与回纥多滥葛等相攻，欲攻雁门关。忽游骑来报：“大唐遣使于突厥处知会，即今颉利可汗统人马已出渤海矣。”回纥大惊曰：“渤海浑谷力，吾等门户，若被颉利袭破，我辈无所安止，必死之道也。不如急抽回人马，乘突厥空虚，并力攻入其国。颉利知吾兵来，必亦抽转骑兵。待他来，首尾击之，无有不胜矣。”延陀从之，即退回各部人马，摇旗呐喊，杀奔突厥而来。颉利知得延陀袭他本国，将人马分作二路，出铁笼山与延陀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