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曰：“太公云：‘以步兵与车骑战者，必依丘墓险阻。’又孙子云：‘天隙之地，丘墓故城，兵不可处。’如何？”靖曰：“用众在乎心一；心一在乎禁祥去疑。倘主将有所疑忌，则群情摇；群情摇，则敌乘衅而至矣。安营据地，便乎人事而已。若涧、井、陷、隙之地，及如牢如罗之处，人事不便者也，故兵家引而避之，防敌乘我。丘墓故城，非绝险处，我得之为利，岂宜反去之乎？太公所说，兵之至要也！”
太宗曰：“朕思，凶器无甚于兵者。行兵苟便于人事，岂以避忌为疑？今后诸将有以阴阳拘忌失于事宜者，卿当叮咛诫之。”靖再拜谢曰：“臣案《尉缭子》云：‘黄帝以德守之，以刑伐之，是谓刑德，非天官日时之谓也。’然诡道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后世庸将泥于术数，是以多败，不可不诫也。陛下圣训，臣即宣告诸将。”
太宗曰：“兵有分有聚，各贵适宜。前代事迹，孰为善此者？”靖曰：“苻坚总百万之众，而败于淝水；此兵能合不能分之所致也。是汉讨公孙述，与副将刘尚分屯，相去二十时，述来攻汉，尚出合击，大破之；此兵分而能合之所致也。太公云：‘分不分，为縻军；聚不聚，为孤旅。’”太宗曰：“然！苻坚初得王猛，实知兵，遂取中原；及猛卒，坚果败。此縻军之谓乎？是汉为光武所任，兵不遥制，故汉果平蜀。此不陷孤旅之谓乎？得失事迹，足为万代鉴！”
太宗曰：“朕观千章万句，不出乎‘多方以误之’一句而已。”靖良久曰：“诚如圣语。大凡用兵，若敌人不误，则我师安能克哉？譬如奕棋，两敌均焉，一著或失，竟莫能救。是古今胜败，率由一误而已，况多失者乎！”
太宗曰：“攻守二事，其实一法欤？《孙子》言：‘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即不言敌来攻我，我亦攻之；我若自守，敌亦守之。攻守两齐，其术奈何？”靖曰：“前代似此相攻相守者多矣；皆曰：‘守则则不足，攻则有余。’便谓不足为弱，有余为强；盖不悟攻守之法也。臣案《孙子》云：‘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谓敌未可胜，则我且自守；待敌可胜，则攻之尔，非以强弱为辞也。后人不晓其义，则当攻而守，当守而攻。二役既殊，故不能一其法。”
太宗曰：“信乎，有余不足，使后人惑其强弱！殊不知守之法，要在示敌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敌以有余也。示敌以不足，则敌必来攻，此是敌不知其所攻者也；示敌以有余，则敌必自守，此是敌不知其所守者也。攻守一决，敌与我分为二事：若我事得，则敌事败；敌事得，则我事败。得失成败，彼我之事分焉。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战百胜。故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其知一之谓乎？”靖再拜曰：“深乎，圣人之法也！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乎胜而已矣。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不惟二其事，抑又二其官；虽口诵《孙》、《吴》，而心不思妙；攻守两齐之说，其孰能知其然哉？”
太宗曰：“《司马法》言：‘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此亦攻守一道乎？”靖曰：“有国有家者，曷尝不讲乎攻守也？夫攻者，不止攻其城、击其阵而已，必有攻其心之术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坚其阵而已，必也守吾气而有待焉。大而言之，为君之道；小而言之，为将之法。夫攻其心者，所谓知彼者也；守吾气者，所谓知己者也。”太宗曰：“诚哉！朕尝临阵，先料敌之心与己之心孰审，然后彼可得而知焉；察敌之气与己之气孰洽，然后我可得而知焉。是以知彼知己，兵家大要。今之将臣，虽未知彼，苟能知己，则安有失利者哉！”靖曰：“孙武所谓‘先为不可胜’者，知己者也；‘以待敌之可胜’者，知彼者也。又曰：‘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臣斯须不敢失此诫。”
太宗曰：“《孙子》言三军可夺气之法：‘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如何？”靖曰：“夫含生禀血，鼓作斗争，虽死不省者，气使然也。故用兵之法，必先察吾士众，激吾胜气，乃可以击敌焉。吴起‘四机’，以气机为上。无他道也，能使人人自斗，则其锐莫当。所谓朝气锐者，非限时刻而言也，举一日始末为喻也。凡三鼓而敌不衰不竭，则安能必使之惰归哉？盖学者徒谓空文，而为敌所诱。苟悟夺之之理，则兵可任矣。”
太宗曰：“卿尝言李勣能兵法，久可用否？然非朕控御，则不可用也，他日太子治，若何御之？”靖曰：“为陛下计，莫若黜勣，令太子复用之，则必感恩图报，于理何损乎？”太宗曰：“善！朕无疑矣。”太宗曰：“李勣若与长孙无忌共掌国政；他日如何？”靖曰：“勣忠义恩，可保任也。无忌佐命大功，陛下以肺俯之亲，委之辅相；然外貌下士，内嫉贤。故尉迟敬德而折其短，遂引退焉；侯君集恨其忘旧，因以犯逆。皆无忌致其然也。陛下询及臣，臣不敢避其说。”太宗曰；“勿泄也，朕徐思其处置。”
太宗曰：“汉高祖能将将，其后韩、彭见诛，萧何下狱，何故如此？”靖曰：“臣观刘项皆非将将之君。当秦之亡也，张良本为韩报仇，陈平、韩信皆怨楚不用，故假汉之势，自为奋尔。至于萧、曹、樊、灌，悉由亡命，高祖因之以得天下。设使六国之后复立，人人各怀其旧，则虽有能将将之才，岂为汉用哉？诚谓汉得天下，由张良借箸之谋，萧何漕各之功也。以此言之，韩、彭见诛、范增不用，其事同也。臣故谓刘、项皆非将将之君。”
太宗曰：“光武中兴，能保全功臣，不任以吏事，此则善于将将乎？”靖曰：“光武虽藉前构，易于成功；然莽势不下于项籍，邓寇未越于萧、张，独能推赤心，用柔治，保全功臣，贤于高祖远矣！以此论将将之道，臣谓光武得之。”
太宗曰：“古者出师命将，斋三日，授之以钺，曰：‘从此至天，将军制之。’又授之以斧，曰：‘从此至地，将军制之’。又推其毂曰：‘进退唯时。’既行，军中但闻将军之令，不闻君命，朕谓此礼久废，今欲与卿参定遣将之仪，如何？”靖曰：“臣窃谓圣人制作，致斋于庙者，所以假威于神也；授斧钺又推其毂者，所以委寄以权也。今陛下每有出师，必与公卿议论，告庙而后遣；此则邀以神至矣！每有任将，必使之便宜从事；此则假以权重矣！何异于致斋推毂邪？尽合古礼，其义同焉，不须参定。”上曰：“善！”乃命近臣书此二事，为后世法。
太宗曰：“阴阳术数，废之可乎？”靖曰：“不可。兵者，诡道也；托之以阴阳术数，则使贪使愚；兹不可废也。”太宗曰：“卿尝言：天官时日，明将不法，闇者拘之。废亦宜然。”靖曰：“纣以甲子日亡，武王以甲子日兴。天官时日，甲子一也。殷乱周治，兴亡异焉。又宋武帝以往亡时起兵，军吏以为不可。帝曰：‘我往彼亡。’果克之。由此言之，可废明矣。然而，田单为燕所围，单命一人为神，拜而祠之。神言：‘燕可破。”单于是以火牛出击燕，大破之。此是兵家诡道。天官时日，亦由此也。”
太宗曰：“田单托神怪而破燕，太公焚蓍龟而灭纣，二事相反，何也？”靖曰：“其机一也；或逆而取之，或顺而行之，是也。昔太公佐武王，至牧野遇雷雨，旗鼓毁折，散宜生欲卜吉而后行。此则因军中疑惧，必假卜以问神焉。太公以谓腐草枯骨无足问，且以臣伐君，岂可在乎？然观散宜生发机前，于太公成机于后，逆顺虽异，其理致则同。臣前所谓术数不可废者，盖存其机于未萌也；及其功在人事而已。”
太宗曰：“当今将帅，唯李勣、道宗、薛万彻，除道宗以亲属外，孰堪大用？”靖曰：“陛下尝言勣、道宗用兵，不大胜亦不大败；万彻若不大胜，即须大败。臣愚思圣言，不求大胜亦不大败者，节制之兵也；或大胜或大败者，幸而成功者也。故孙武云：‘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节制在我云尔。”
太宗曰：“两阵相临，欲言不战，安可得乎？”靖曰：“昔晋师伐秦，交绥而退。《司马法》曰：‘逐奔不远，纵绥不及。’臣谓绥者，御辔之索也。我兵既有节制，彼敌亦正行伍，岂敢轻战哉？故有出而交绥，退而不逐，各防其失败者也。孙武云：‘勿击堂堂之阵，无邀正正之旗。’若两阵体均势等，苟一轻肆，为其所乘，则或大败，理使然也。是故兵有不战，有必战；夫不战者在我，必战者在敌。”
太宗曰：“不战在我，何谓也？”靖曰：“孙武云：‘我不欲战者，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乘其所之也。’敌有人焉，则交绥之间未可图也。故曰不战在我。夫必战在敌者，孙武云：‘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本待之。’敌无人焉，则必来战，吾得以乘而破之，故曰必战者在敌。”
太宗曰：“深乎，节制之兵！得其法则昌，失其法则亡。卿为纂述历代善于节制者，具图来上；朕当择其精微，垂于后世。”靖曰：“臣前所进黄帝、太公二阵图，并《司马法》、诸葛亮奇正之法，此已精悉。历代名将，用其一二而成功者亦众矣。但史官鲜克知兵，不能纪其实绩焉。臣敢不奉诏，当纂述以闻。”
太宗曰：“兵法孰为最深者？”靖曰：“臣尝分为三等，使学者当渐而至焉。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将法。夫道之说，至微至微；《易》所谓聪明叡智神武而不杀者是也。夫天之说，阴阳；地之说，险易。善用兵者，能以阴夺阳，以险攻易；孟子所谓天时地利者是也。夫将法之说，在乎任人利器，《三略》所谓得士者昌，管仲所谓器必坚利者，是也。”
太宗曰：“然。吾谓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战百胜者中也，深沟高垒以自守者下也。以是较量，孙武著书，三等皆具焉。”靖曰：“观其文迹其事，亦可差别矣。若张良、范蠡、孙武，脱然高引，不知所往；此非知道，安能尔乎？若乐毅、管仲、诸葛亮，战必胜，守必固；此非察天时地利，安能尔乎？其次，王猛之保秦，谢安之守晋，非任将择才，缮完自固，安能尔乎？故习兵之学，必先由下能及中，由中以及上，则渐而深矣。不然则垂空言，徒记诵，无足取也。”
太宗曰：“道家忌三世为将者，不可妄传也，亦不可不传也；卿其慎之！”
靖再拜出，尽传其书与李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