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志书之作，所以纪其地之山川、人物，使后人有藉以考稽；既非以耀词华、夸藻丽，而又恶夫庸陋肤浅、泛填习套，于真迹无所征实、于要义伦理无所发明，未可信今而传后。国朝御定「四库全书」，于天下邑志少所收录，独「朝邑」、「武功」二志登焉。「武功志」出于康浒西、「朝邑志」出于韩五泉，二志皆以高简见称；而立局择词，则「朝邑」尤称特手。台湾虽蕞尔小邑，但以海外初辟之地，当记者多；又人情异宜，不能如朝邑之简。然是编命意发凡，则胚胎实宗韩志。
一、台郡之有邑志，创始于诸罗令周宣子；其时主纂者，则漳浦陈少林也。二公学问经济，冠绝一时；其所作志书，朴实老当。以诸罗为初辟弇陋之地，故每事必示以原本；至其议论，则长才远识，情见乎辞。分十二门，明备之中，仍称高简。本郡志书，必以此为第一也。故是编胚胎出于朝邑，而规橅则取诸少林。
一、作志与作史相仿，而实有不同。史之所重者在时事，志之所重者在地产（山川、疆域为地，人与物皆为产）；史以时事别异同于古今，志以地产别异同于方隅也。「朝邑志」以史法作志书，其体断，然而略矣；「诸罗志」以论体作志书，其才长，然而变。苟能详而不略、变而不失其正，则庶几矣。是编于二者之间，私折衷焉。
一、「朝邑」、「武功」二志，均分七门。又前明无名氏「无锡县志」，以邑里、山川、事物、词章作四大部，而分三十三子目；吾闽李元仲「宁化县志」，以土地、人民、政事分三大部。虽义例各有短长，要皆纲维在握，语不外散。是编作地志第一、政志第二、学志第三、军志第四。此四篇者为正志；复附以外编、艺文终焉。凡六篇，为条目者五十有八。
一、文之有体，本出自然，非必前人有心为之而后人有心效之也。志书之作，如记述事实则必宗「史」、「汉」，议论则必仿韩、欧，纪山水则必律诸「禹贡」、「水经」，书物产则必沿诸「尔雅」传疏；至于杂采论述，则间取乎说部之体。若夫剿袭雷同、泛杂堆垛，抑或全抄案牍，竟与册档相似，则非志书之体矣。
一、台湾郡县营厅建置，皆始自我朝，前此未有也。澎湖与台湾，远隔大海二百余里之外，令以隶台湾者，前则以隶同安。旧志以元末偶设巡检司于澎湖，遂以为台湾建置之始，则非矣。今之台湾，可以概澎湖；昔之澎湖，不可以概台湾也。且旧志并以伪郑所立郡县，与国朝合为沿革，另立沿革一门；则于事为失实，而于义为未妥。故是编于建置，断自国朝为始，而删其所谓沿革者。
一、建置之初，澎湖尚属邑辖，故初志疆域，载至澎湖；自设厅以后，已有专辖。至胡别驾再修「纪略」，则专帙之繁，埒于邑志。是编所收，必无兼及澎湖之理；故所书疆域，断自黑水小洋，而其它纪载概不之及。至初制巡检数人，本为旧属之官，则于政志仍录之，以存旧迹。
一、星野之说，昔贤多议之者；盖以本于术家，固难尽信。旧志以从牛女，牵合依附，非有确征。「诸罗志」釆陈元麟、利玛窦之言，谓台湾与海岛同占，当从翼、轸。又按贾公彦谓：古者以建国之初，岁星所在，为其地分野。今考康熙二十二年（癸亥）秋八月十三日（壬子），王师入台湾；是月初一日岁星交翼一度、十三日在翼三度。二十三年（甲子），开设台湾郡县；其年自正月至七月岁星俱在翼，八月以后交轸，尽十月俱在轸。苟如贾氏之言，则台湾分野必在翼、轸，恰与陈元麟、利玛窦之说相符。故兹编断从翼、轸，似较旧志稍为有据。
一、南方山岭重迭，都邑所建，必详地脉所由来；此亦志书关键之大者。是编于内山支分发脉、曲折交卸之处，备述其详；而众山、众溪亦分别就理。至鹿耳门沙屿囗〈氵义〉港、暗礁明汕，亦悉疏别分明。
一、志书常套，抄录部颁仪注，列为礼仪一门，未免蹈袭雷同；故是编从省。
一、旧志于名宦列传，文武错杂，品类无别。兹编既分四门，则政官悉归政志、学官悉归学志、军官悉归军志。为其限于县志也，故以知县所属为政官，而自御史、道府同知皆尊为宪纪，伦品区分。而列传各随其后，俾览者了然。
一、是编于名宦列传，除新增续撰外，其前乎此者，或就旧志抄录、或从郡志增补，悉照原文，不敢妄加增损。惟县令周锺瑄于康熙六十一年来宰斯邑，适当乱后，经纪尤难；而考其赈饥、修学、创城、清税数大事，皆旧志所称，而不为立传，斯可怪也。至知府卫台揆治绩，见于陈海康碑记；旧传寥寥数语，不称其实，不得不为撰补焉。
一、邑志所书，例有定限。旧志自姚制府、施靖海以下，凡平台者皆有传；则以邑为附郭居郡治，开辟戡乱之功自本邑始，故当书也。兹编名宦既各分伦品，则于军志另立戎略一门，叙列平台功绩；而贝子福公，亦考纂当时事实为列传焉。至康熙六十一年觉罗制府平台，有蜡筒告示一事，甚关机要。粤庄义民立大清旗号以迎我军，实由于此。旧志详书于兵燹，而于本传不载，亦属非是；因为增补。并改蓝总戎传，而以蓝鹿洲、陈少林附于后。
一、儒学有忠义孝悌祠，系雍正二年奉旨建立。本只一祠，非有区别；盖忠义孝悌虽云四项，其实一理相通，难以划然也。于是儒学之内，定制当立者，凡有四祠：官斯土者有惠政则应祀名宦祠，一也。本地搢绅有贤者则应祀乡贤祠，二也。本地士夫行谊卓绝者，则应祀忠义孝悌祠，三也。妇女贞节者，则应祀节孝祠，四也。四者犁然，本无牵混。缘康熙六十一年周锺瑄来为县尹，其时初平朱一贵，有总镇欧阳凯辈十二人捐躯殉难，于是周尹立祠以祀之，名曰忠义。其时诸事草创，未能别建特祠，故寓于学宫之门左。此所谓忠义祠，即今昭忠祠之旨也。至雍正二年，方奉上谕，特立忠义孝悌祠；而董修学宫者，漫不加察，但见左有忠义祠，遂立孝悌祠于右以配之，于是将忠义孝悌分为两祠，以忠义予殉难之军官、以孝悌祀本地之贤士，割裂混淆，礼制不清，由于不察典章之故。以后修志者，亦不能分别，以讹传讹，直至于今。兹嘉庆十二年，经教谕郑兼才详请改正。是编于各项祠祀，亦逐一辨清，观者详之，毋致如前之讹。
一、书院山长，其品行学术，于士风大有关系；贤者不传，无以为劝。海东、崇文未有专志，兹据士林所称，当为立传者一人，列之学志，以为权舆，庶皋比之贤，不忘于后焉。
一、民人寿至百岁，例与旌表建坊，以为升平人瑞，收入志书可也。旧志立耆寿一门，凡八十以上，无论男女皆书之，滥矣。但既经记载，未忍悉捐，取其事实略有可称者存之；其并无事实，但书某人年几岁者，概行删削。
一、志书之作，记事修词，两者并重。文词顺而纪载乖谬、是非失真，则不为实录；事实具而文不足以达之，抑或义例不明、详略失当，则事反以文而晦：二者并讥。是编于去取持择，必严必慎；采访查覆，必信必碓，实惟兼才总其事；至于命意抒论，起例发凡，编为章段，笔墨之劳，金銮有不得辞者。至其参稽实迹，赖于群士，非能臆为也。故山水则得之游化，城池则得之陈震曜，街里、桥渡则得之黄汝济、林珅、林奎章，而参诸陈廷瑜；海道补注则得之林奎章，海口、港汕则访诸旌士陈启良，祠宇、寺院则林珅、王瑞、林奎章共详之，而陈廷瑜之力居最；行谊、节孝则得诸洪禧、黄汝济、韩必昌、陈廷瑜之闻见者为多，而林奎章、王瑞、林珅、黄本渊并有力焉；恤政则得之韩必昌，学田则得之陈廷瑜，屯田、屯番则得之陈震曜；军志则黄汝济之辑录独多，而并得之王瑞、林栖凤；列传分稿，则洪禧、韩必昌、黄汝济、潘振甲、郭绍芳也（从「福建续志」例注名于下）；艺文之收采，则韩必昌之力而勷之者黄汝济。其它旁见互参，诸多补助。悉书其大略于此，俾无忘其劳焉。
一、志书纪实，系以论断，体仿史书。虽方隅小乘，无可发明，然地理、民风、政事、学校、兵防、形势，上关乎国计、下系乎人伦，稍有偏颇，未必非立言之害。是编凡所指陈，必衷正论。盖天理民彝，无能泯灭者。识者观其书，可以窥其志也。谢金銮、郑兼才同谨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