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一个有一头纯红色头发的伦敦籍成年男子，那么即可获得这样一份工作：每天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待在办公室抄写《大英百科全书》，无论抄多少，寸步不离开办公室即可，每周可得到四镑的薪水。高薪活少，这样的机会摆在你面前，假如不知道这背后暗藏的阴谋，相信你已经跃跃欲试了。
去年深秋，我去看我的老朋友夏洛克·福尔摩斯。那时，他正在和一个老头谈话。为了不妨碍他们，我就想退出来，但福尔摩斯却把我让到屋里，给我介绍那位是威尔逊先生，我们点头致意。
“威尔逊先生，这是我最亲密的朋友和助手华生，他曾经协助我破获过许多离奇的案子。”听了福尔摩斯的话，那人朝我微笑，我也朝他微笑。
接着，福尔摩斯对我说：“亲爱的华生，今天你将听到一件非常离奇的案件，这个案子可能是你以前从没听过的，它的讲述者就是这位威尔逊先生。”说完，他将头转向那人说：“威尔逊先生，您可以把事情从头到尾讲一遍吗？我需要您讲得仔细一些，这可能有助于我以及我的这位朋友给您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
面前这个人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又皱又破的报纸放在膝盖上，我开始仔细地打量他。从外表上看，他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英国商人，肥胖臃肿，动作迟缓，衣着不是非常整洁，除了一头红发和面露凶相外，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福尔摩斯看出了我在做什么，微笑着朝我摇摇头，示意我不要那么做。
“这位先生干过一段时间的体力活，吸鼻烟，是共济会会员，去过中国，近一段时间可能在搞创作。这是我目前能看出的所有东西。”
听了福尔摩斯的话，威尔逊非常意外，他连忙问道：“福尔摩斯先生，你真是太神奇了，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关于我的事？我确实干过体力活，是在船上做木匠，但关键是你怎么知道的？”
“威尔逊先生，你的右手比左手大得多，人一般是用右手干活的，干得越多，那只手的肌肉就发达许多，那只手可能就会变大，你那只手就是这样。”
“那吸鼻烟和共济会会员呢？”
“你忘了你衣服上戴了你们那个组织的别针吗？”
“噢，我还真忘了这个。那你怎么知道我最近在写东西？”
“你右手袖差不多有五寸长的地方非常干净，而左手手腕经常靠在桌面的那个地方打了个补丁。”
“那你又是怎么知道我去过中国的？”
“你右手腕上的鱼只能是在中国刺的。我对这种艺术做过研究，甚至还为此写了点东西，这种艺术非常美妙，但只有中国才有。此外，我还看见你的表链上挂着一枚中国钱币，这不更能说明你去过中国吗？”
威尔逊哈哈大笑起来，说：“我说你怎么这么厉害呢，刚见面就能知道我做过什么、去过哪儿，答案原来就在我身上啊。”
福尔摩斯也哈哈大笑起来，说：“好了，威尔逊先生，咱们进入正题吧，那个广告你找到了吗？”
“嗯，找到了。”说着，他把报纸递过来，“就在这里，这就是整件事情的起因。先生，你们自己读好了。”
我从他手里拿过报纸，念道：“红发会。根据原住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已故黎巴嫩人伊齐基亚·霍普金斯的遗志，现有一职位空缺，只要是红发会会员，男性，满二十一岁，身体健康，智力健全者，均有资格申请，薪酬是每周4英镑。应聘者请于周一上午十一点到舰队街、教皇院７号红发会办公室，找邓肯·罗斯即可。”
我把广告读了两遍后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福尔摩斯笑着对那位先生说：“好了，威尔逊先生，别卖关子了。你现在就把这个广告和你的一切，以及这个广告给你带来的益处统统说出来吧。华生，你先把报纸的名称和日期记一下。”
“这是1890年4月27日的《纪事年报》，正好是两个月以前的。”
“很好。威尔逊先生，你可以讲了。”
“福尔摩斯先生，就像刚才我跟你讲的一样，我在市区的萨克斯-科伯格广场做小买卖，生意不大，这些年我就靠其维持生活。以前还能雇两个人为我打理，后来就只能雇一个。现在这个要不是自愿拿一半的工资，连他我也雇不起了。”
“那个年轻人叫什么名字？”
“他叫文森特·斯波尔丁。其实他的年纪也不小了，至于他到底有多大我也不清楚。他这个人很精明，本来可以赚比在我这里更多的钱，生活得更好些，但他没有这么做。管他呢，既然他愿意，我就不说什么了。”
“噢，真的吗？他是怎样的人？像你手里的广告一样不寻常吗？”
“他有个毛病，就是特别爱照相，只要拿着相机，就要到处去照，什么都不关心，照完后就像兔子一样跑到地下室冲洗。除了这个毛病，总的来说他还不错，是个好工人，没有坏心眼。”
“他现在是不是还跟你在一起？”
“对。除他以外，我那里还有一个十四岁的小女孩，她给我们做饭、打扫房子。我们有福一起享，有苦一起吃，日子一直过得非常平静，直到这个广告出现。八周前的一天，斯波尔丁拿着这张报纸走进办公室，对我说：‘威尔逊先生，我真希望自己是红发会的一员啊。’我问他这是为什么。他说现在红发会有了个空缺，谁要是得到这个职位，就相当于发了一大笔财。”
“我对他说，你能说得再明白点吗？福尔摩斯先生，我是个深居简出的人，我的生意也不用出门做，所以对外界的消息知道得很少。斯波尔丁于是很惊讶地看着我说：‘你从来没听说过红发会这件事吗？’我跟他说从来没有。他就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他说：‘你就有资格申请这个职位啊。在这个职位上，一年可以得到两百英镑，就算你有其他的工作也不妨碍啊。’”
“听了这个消息我很高兴，近些年生意不好，现在又能不费吹灰之力得到两百英镑，对我来说确实是件好事。我就让他把事情的整个情况跟我讲一下。”
“他边把广告指给我看边说：‘就是这个，红发会现在有了个空缺，广告上有地址，可以到那里办理申请手续。据我了解，红发会的发起人是一个叫伊齐基亚·霍普金斯的人，他是个百万富翁。这个人有点古怪，因为他自己的头发是红色的，所以他就对所有红头发的人抱有极强烈的好感。他死后人们才知道，他把他的巨额财产交给财产受托管理人处理，他的遗嘱中说要用他遗产的利息给一个红头发的男人找份舒服的工作。据我所知，待遇很高，干的活还少。’”
“我说：“但是会有数百万的红头发的男人去申请啊。”
“他回答说：‘这个不用担心，人没有那么多。他要求只限于伦敦人，而且必须是成年男子。这是因为这个百万富翁是在伦敦发的财，现在他想给这个城市作点贡献。我还听说，如果你的头发是浅红色或深红色，不是真正鲜艳的火红色，那也是没有希望的。所以，威尔逊先生，如果你去申请的话，很可能会成功的。’”
“两位先生，就像你们现在看到的一样，我的头发是那种火红的颜色，是鲜红鲜红的，所以如果我去竞争的话，希望应该是很大的。斯波尔丁对这件事比较了解，我就让他和我一起去，当天我们就向广告上说的那个地址出发了。”
“福尔摩斯先生，你无法想象当时的情景，我们去的时候，那地方已经挤满了人。他们的头发什么颜色都有：稻草的黄色、柠檬色、砖红色、爱尔兰长毛猎狗那种颜色、土黄色等，但是就像斯波尔丁说的那样，真正火红色的并不多。当我看到那么多人在等着时，我真想回去。但是斯波尔丁怎么也不答应，最后连拉带拽地把我弄到那个办公室里。办公室里除了几把木椅和一张办公桌，没有别的东西。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个头发颜色比我的还要红的矮个子男人。每一个候选人走到他跟前时，他都要评头论足几句，总想在他们身上挑点毛病，从中我也知道，要想得到一个职位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容易。不过轮到我的时候，那个男人客气了很多。我们走进去后，他就把门关上，和我们单独在里面聊。”
“我的伙计说：‘这位是杰贝兹·威尔逊先生，他愿意填补红发会的空缺。’那男人说：‘他非常适合担任这个职位，他符合我们的一切要求。在我的印象中，我还从没看见过如此红的头发。’说完，他退后一步，歪着脑袋，仔细看了看我的头发，直到把我看得不好意思了才停下来。接着他又用手紧紧地揪我的头发，使劲地揪，我疼得都喊了出来他才放手。那个人向我解释道：‘请原谅我这么做。我们之前曾经被戴假发和染发的人骗过，所以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但是你的应该是真的，我看到你的眼泪都出来了。’说完，他就向窗户走去，然后朝下边大喊道：‘已经有人填补红发会空缺了。’窗外马上传来一阵失望的叹息声，人们也渐渐四散走开了。他们走后，除了我和那个人，就再也没有见到一个红头发的人了。”
“他说他叫邓肯·罗斯，又问我结没结婚。我跟他说没有。听了这话，他就显出不高兴的神情，他说：‘那就很遗憾了，我们设立这项基金是为了维护红发人的权益，让他们生更多的红发人，只有这样我们的组织才能更加强大。如果你没结婚，那就太不幸了。’那个人说完这话我也感到很失望，我想：完了，那个职位没希望了。但那个人想了想又说：‘对别人可能不行，但你的头发太好了，我们可以特殊对待，你什么时候能来上班？’”
“我跟他说我已经有一份工作了。斯波尔丁就接过话说：‘没关系，我可以替你打理啊。’我就点点头问那人几点上班。他告诉我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福尔摩斯先生，我们这种生意晚上才比较忙，尤其是在周四、周五晚上，那正是发工资前两天，所以在上午多赚一些钱对我来说是比较划算的。而且我知道斯波尔丁人也挺不错，生意也就让他打理了。”
“接着，我又问那人这份工作的内容是什么，他告诉我就是在上班的时间必须待在办公室里或者那座楼里，离开一步也不行，这是当时那个人在遗嘱上说的。我就说没问题，只有四个小时嘛，不会离开的。邓肯·罗斯先生说：‘不能以任何理由为借口，不管是生病、有事还是其他的，都不行。你必须老老实实地待在那里，否则就会失去你的工作。’我很爽快地答应了。接着我问具体的工作是做什么，不能只是傻傻地待在办公室里吧。他告诉我是抄写《大英百科全书》，我要自备墨水、笔和吸墨纸，他们只提供桌子和椅子。他问我第二天能来上班吗，我说没问题，他就很高兴地和我们握手道别了。”
“我整天都在想这件事。到晚上，我的情绪又不对了，因为我总感觉这件事有些不对，里面好像有什么阴谋，虽然我猜不出它的目的是什么，心里还是觉得忐忑。但不管怎样，我仍然决定第二天去看个究竟。于是我花一便士买了一瓶墨水、一支羽毛笔、七张大页书写纸，然后动身去教皇院。出乎我的意料，一切都很顺利，桌子已经摆好了。我从字母Ａ开始抄，邓肯·罗斯先生会不时进来看看我工作得怎么样。下午两点钟时工作结束，他称赞我抄写得不错，然后我们彼此告别。我走出办公室，他就把门锁上。每天都是这样，到了周六，他就付给我四个英镑的金币作为一周的酬劳。接下去的几个星期都是这样，我上午十点去上班，下午两点下班。刚开始邓肯·罗斯先生还过去几次，后来就干脆不去了。即使这样，我也不敢离开办公室一步，因为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过来。”
“就这样，八个星期过去了。我抄写了‘男修道院院长’、‘盔甲’、‘建筑学’和‘雅典人’等词条。我希望在我的努力下，不久就能抄写以字母Ｂ开头的词条。我花了不少钱买大页书写纸，我抄写的东西几乎堆满了一个书架。但事情却在这时戛然而止。”
“戛然而止？”
“对，就是今天上午结束的。今天我照常十点去上班，但门是关着的，而且上了锁。门的缝隙里有张卡片，就是这张，你可以看看。”
他手里的卡片上写了一些字：红发会已经解散。1890年10月9日。
我和福尔摩斯看了这张卡片，觉得有些好笑，就哈哈大笑起来。威尔逊则暴跳如雷：“笑什么？我看不出有什么可笑的地方。如果你们只会取笑我不干正事，我就到别的地方去。”
“不，不，你误会了，我们不是在取笑你，只是觉得这件事本身有点可笑。”福尔摩斯对威尔逊说：“我们接受你这个案子。我想知道的是，当你看到这张卡片的时候，你做了什么？”
“我当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就问周围的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也不知道。我就找到房东，房东是个会计，就住楼下。我问他红发会出了什么事，他说他从来没听说过这个组织。然后我又问他邓肯·罗斯这个人他知道吗，他说这个名字很陌生。我就说是住在７号的那位先生。房东就说那人叫威廉·莫里斯，是个律师，只是暂时住在那里，新房准备好就搬走了，是昨天搬的。我想我必须找到那个人，就问房东那人的最新地址，房东还真的告诉我了：爱德华王街１７号，圣保罗教堂附近。我马上动身去了那里，但是到那儿一看，那地方是个护膝制造厂，厂子里的人都不知道叫威廉·莫里斯或者邓肯·罗斯名字的人。”
“那你最后怎么办了呢？”福尔摩斯问。
“后来我就回到了家，我的那个伙计劝我说要耐心等待，说不定过几天就有消息了。但我怎么能够耐心等下去呢？我不甘心丢掉这样一份好工作。最后实在没有办法，我就来找您了，我听别人说您可以帮助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