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贤思齐，见不贤而自省
历来人们都认为，帝王之德，莫大于知人。人海茫茫，世事无常。要想真正了解一个人很难，正所谓“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历史上，孟子曾经为我们留下了一个著名的“相人”故事。
魏国的新王襄王即位了，第一次召见孟子，两人见面谈话的情形和内容，没有作客观的直接记述，只说孟子见过襄王以后，出来对别人说：这位新王，一眼看上去，给人的第一印象，就不像个皇帝。孟子又补充一句说：等到接近他时，再仔细地看看，他一点谦虚之德都没有，一点恐惧戒慎的心里也没有。
“望之不似人君”这句话，后来便成了千古名言。看来孟老夫子不仅是一位不懈地推行仁政的思想家，还是一位识人高手。他给梁惠王的儿子梁襄王的评语：不像人君。可谓一语切中要害。
得人之道，在于识人。而识人之前，重在观人。观人重在言与行，识人重在德与能，不细观则不能明识，不明识则不能善用。只有知人才能善任，因为对一个人了解得越深刻，用起来就越得当，相处起来才能减少摩擦。
自古识人之难，在于知人知面不知心。南怀瑾先生也承认这一点，因此他讲到鉴识人品的时候，认为从一个人的言谈举止，看他内在的品德修养，是一件很难的事。虽然难，还是要去体味，毕竟识人是与人交往的基础。只有在对一个人的性格品质有所了解的情况下，才能决定与其相处的模式及关系的远近。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或谋之有道；而道相同者则引为知己。而这些都需要从识人开始。
清朝名臣曾国藩指派李鸿章训练淮军时，李鸿章举荐了三个人，希望曾国藩能授以官职。当李鸿章带着三人来见曾国藩的时候，他刚好饭后出外散步，李鸿章命三人在室外等候，自己则进入室内。
曾国藩散步回来，李鸿章请曾国藩传见三人。曾国藩摆摆头，说不用再召见了，并对李说：“站在右边的是个忠厚可靠的人，可委派后勤补给工作；站在中间的是个阳奉阴违之人，只能给他无足轻重的工作；站在左边的人是个上上之才，应予重用。”
李鸿章惊问道：“您是如何看出来的？”曾国藩笑答：“刚才我散步回来，走过三人身旁时，右边那人垂首不敢仰视，可见他恭谨厚重，故可委派补给工作；中间那人表面上毕恭毕敬，但我一走过，他立刻左顾右盼，可见他不够本分，故不可用；左边那人始终挺直站立，双目正视，不亢不卑，乃大将之才。”而曾国藩说的这位“大将之才”就是后来担任台湾巡抚的刘铭传。
曾国藩这种经由观察一个人的行为举止，以鉴识其品德与才能的方法就是识人，而非相人。“听其言而观其行”，这是孔子告诉我们的简易有效的识人方法。
南怀瑾先生说，人之所以成功，自有他的气度，有优良的品质。而看人的气度是大是小，也如同鉴定东西的品质是好是坏一样，从外形上即可看出，从言谈举止间，即可看出，只是这份识人的才能也是需要一双慧眼和一点心思的。
在识人上，孔子也有自己的一套鉴人之术。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叟哉？人焉叟哉？”孔子观察人，“视其所以”，看他的目的是什么；“观其所由”，知道他的来源、动机；“察其所安”，再看看他平常做人，能不能安于现实。一个人做学问，如果平常无所安，就大有问题。有些人有工作时，精神很好；没有工作时，就心不能安，可见安其心之难。
南先生认为，叟是有所逃避的意思，以“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这三个要点来观察人，就没什么可逃避的了。看任何一个人为人处世，他的目的何在？他的做法怎样？再看他平常的涵养，他安于什么？有的安于逸乐，有的安于贫困，有的安于平淡。做学问最难是平淡，安于平淡的人，什么事都可以做，因为他不会被事业所困扰。
“视其所以”，是指要了解一个人，就要看他做事的目的和动机。动机决定手段。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苏秦为扬名于天下而“锥刺股”，易牙为篡权而杀子做汤取悦于齐桓公。我们要看他做什么，更要看为什么这样做，要透过荷叶看到藕。如果我们仅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我们对人的认识又有多少呢？齐桓公被易牙所谓的忠诚所感动，结果落了个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
“观其所由”，就是看他一贯的做法。君子也爱财，但君子和小人不同，小人可以偷，可以抢，可以夺，甚至杀人越货；君子却做不来，即使钱财如同身旁的鲜花随意采撷，他也要考虑是不是符合道。有时候不在乎做什么、做多大、做多少，而要看他怎么做，官做得大，却是行贿得来的，钱赚得多，却是靠坑蒙拐骗得来，都为人所不齿。
“察其所安”，就是说看他安于什么，也就是平常的涵养。比如心浮气躁，比如急功近利，比如眼红心跳，比如一有成绩就自视甚高、目中无人，比如一遇挫折就垂头丧气、怨天尤人，等等，都是没有涵养的表现。这样的人，做事有可能半途而废，交友有可能背信弃义。只有踏实安静而不被身外之物所包裹的人才能有所成就。想想吧，越王勾践如果没有静心，怎么能卧薪尝胆？司马迁如果沉不下心，宫刑的痛苦还不缠绕终生，哪还有什么心思写《史记》？韩信如果没有静心，早成为流氓的陪葬品，还能帮助刘邦成就霸业？静心是在寂寞中的坚韧，在困苦中的达观，在迷离中的坚定，在庸常中的高贵，在失败中的自信，在成功中的沉稳。有如此品质的人，谁又能怀疑他呢？
用这三点去识人，又怎么不能够把人看明白呢？孔子连说了两遍，孔子似乎在肯定，又似乎在提醒人们做到这点又是多么不容易！
由此可见，识人是一门高深的艺术。这就要求我们在识人的时候要识其本质，同时还要注意其优点和缺点。每个人都具有交往的天性，希望在人际交往中能够规避陷阱，游刃有余，而且都想在人生中交到益友，邂逅知己，这一切当从识人开始。
同行者，未必同路
《世说新语》中记载了一段著名的历史故事——管宁割席。
管宁与华歆本是从小到大的好朋友，恰同学少年结伴读书。一次，两人一同在园中锄菜，地上有块金子，管宁视而不见，继续挥锄，视非己之财与瓦砾无异，华歆却将金子拾起察看，仔细想过之后又将金子丢弃了。此举被管宁视之为见利而动心，非君子之举。还有一次，两人同席读书，外面路上有官员华丽的轿舆车马经过，前呼后拥十分热闹，管宁依旧同往常一样安心读书，而华歆却忍不住将书本丢到一边，跑出去看了一下热闹。此举被管宁视之为心慕官绅，亦非君子之举。于是，管宁毅然将二人同坐的席子割开，与华歆分坐，断了交情，说：“你不是我的朋友。”
故事被载入《世说新语》的德行篇。事情很小，而且是人们容易忽略的细枝末节，但正因其小，足见当时的士大夫、读书人品评他人与约束自己的尺度与交友之严，见微而知著，因小而见大。
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孔子说，有些人可以一起学习做人做事，一起经历人生，一起长大；年少时一直是十分要好的朋友，但却没有办法和他同走一条道路，不一定能共同成就一番事业。两人思想目的不同，便没有办法共同相谋。虽然并不一定反目成仇，但却没有办法讨论计划一件事，只好各走各的路，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
南先生进一步解释：有些朋友可以与之共赴事业，却无法共同创业，所谓“兄弟同心，其利断金”的事，在有些人身上无法实现。而另一些朋友可以共同创业，却无法共同守业，所谓“打江山易，守江山难”，当他的手中握有权力，反而会让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我们且不评论管宁的做法是否正确，但其中的道理却发人深省。当朋友间所追求的东西差别悬殊时，朋友很有可能在以后的路上会分道扬镳。因此，朋友未必能够一路同行，有的朋友可以一起学习、一起创业，然而随着人生经历的变化，有时也会在一个关键问题上出现分歧，使友情破裂，追求各自不同的人生。
著名小说《包法利夫人》的作者是19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福楼拜。在当时，他的家坐落在摩里略镇，而他的客厅是同时代法国作家龚古尔、都德、莫泊桑、梅里美等利用星期日经常聚会、讨论的地方，是一个文艺家和思想家的集中地。后来，福楼拜家的客厅里又多了一个新面孔，这就是被后世称为“小说家中的小说家”的屠格涅夫，他的小说语言纯净优美，结构简洁严密。作品充满诗意的氛围和淡淡的哀愁，给人无尽回味。《最后一课》的作者都德见到了侨居法国的屠格涅夫后，向他倾诉了自己对他的才华、人品的无限仰慕及对《猎人笔记》的高度赞赏。自此，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屠格涅夫也成了福楼拜家里的常客。
然而，屠格涅夫并不因为他们之间的友谊而改变他对都德著作的评价。在他看来，都德是他们圈子里“最低能的一个”，但他只把这个看法作为内心的一个秘密写进心爱的日记里。1833年，屠格涅夫因脊髓癌病逝了。当都德无意间发现了这个秘密时，感到万分意外，就像迎头挨了一记闷棍似的，他感慨地说：“我始终记得他在我的家里，在我的餐桌上，怎样温柔热情地吻着我的孩子们的事，我还收藏着他写给我的无数亲切可爱的信件。但在他的那种和蔼的微笑下却隐藏着这样的意念。天哪！人生是怎样的奇怪，希腊人的所谓‘冷酷’两字是多么的真实！”
这种友情的幻灭当然使都德很伤心，但在屠格涅夫方面，却并无他的不是之处。因为他将友情和作品分离了：他对都德，甚至对他的孩子有友情，但是不满意他的作品，所以才在背后说出那样的话。如果不是为了友谊，屠格涅夫也许当面就向都德说了。这样一来，都德早就和屠格涅夫绝交，也不至于有死后的幻灭了。
人生就像是一台戏，每个人扮演的角色不同，台词和意图也不尽相同。当你感觉到跟对方的差异时，要看对方是不是能够成为你的朋友，也或者对方值不值得你为了守候这份友情而付出。如果确定对方可以是很好的朋友，那么即使有一点差异，也要学会保留，学会尊重；如果确定彼此不是同路人，没有什么相处的必要，那么就应该大胆地割舍掉这份情谊，不做无畏的挣扎。
现代社会常常喜欢讲究交际，仿佛认识的人越多，这个人越有影响力。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蜻蜓点水的认识千万人，不及推心置腹的几个人。专心对你的朋友，尽管这段路不一定同行，但是要懂得珍惜，要懂得尊重，懂得维护属于你的那一份心灵上的情感依托。
大智若愚，泰然处世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老子用比喻的方式向人们讲述了“中空无用有大用”的道理。南怀瑾先生讲解说，古代造车，车轮至关重要，车毂的中心支点是一个小圆孔，由此向外周延，共有30根支柱辐辏，外包一个大圆圈，便构成一个内外圆圈的大车轮。对这种以30辐辏合而构成的车轮来讲，没有哪一根支柱算是车轮载力的重点，因为30根平均使力，根根都发挥了特定的功能而完成转轮的使命，无所谓哪一根更重要。可是它的中心，却是空无一物，既不偏向支持任何一根支柱，也不做任何一根支柱的固定方向。因此才能活用不休，永无止境。
能够承担任重道远负载的车毂，之所以能够活用不休，是因为有一个支持全体共力的中心圆孔，圆孔中空无物，因而能够承载多方力量，轮转无穷。这就是无用之用的大用，无为而无不为的要妙。
南怀瑾先生进一步说，透过车轮的自然法则，人们便可以了解修身成就的要诀，即中空无物，任运于有无之间，虚怀无物，合众辅而成大力。 “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制作陶器，必须把泥土做成一个防范内外渗漏的周延外形，使它中间空空如也，才能使其在使用时，随意装载，达到效果。
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看似无用，却是有大材，老子说：“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真正的大用看似无用，实则是抱愚藏拙。这种人常常能包容一切人的长处，而自己却以“无用”的面目示人，比如汉高祖刘邦，三国的刘备，水浒的宋江，无用之人揽有识之士，天下英雄尽入我囊中，皆是深谙此道。
《老子》中提到一个问题：“爱民治国，能无知乎？”这个问题，初看起来既矛盾且有趣。既然要爱民治国，肩挑天下大任，岂是无知无识的人所能做到的。历史中所记载的黄帝或者尧、舜，都是神武睿智，或生而能言，或知周万物，哪里有一个无知的人能完成爱民治国的重任？然而，南先生说，老子此处并非明知故问、故弄玄虚，而是另有深意。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这是在说明真是天纵睿知的人，绝不轻用自己的知能来处理天下大事，而是集思广益、博采众议，然后有所取裁。“知不知”与老子思想学术中心的“为无为”异曲同工，所谓知者恰如不知者，大智若愚，才能领导多方，完成大业。而英明神武之人，能成永世而不朽的功业，恰恰也正因为他善于运用众智而成其大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