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们所说的该出手时就出手，不是讲那种鲁莽轻率的愚勇，而是一种融入智慧的果断。在紧要关头，如果左顾右盼、瞻前顾后，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依然做无谓的思想斗争，那这就不再是审慎的表现了，而是缺乏果断性，是优柔寡断，是风中的帆。也许就在这不合时宜的“谨慎”中，一个能改变你命运的机遇正从你面前逝去；相反，若果断一些，抓住时机，即刻拍板，那么你的人生也许会是另一番样子！在当今这个时时刻刻都充满了挑战与机遇的时代里，以敏锐及犀利的目光去观察周围的情形，并能在关键时刻果断出击，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将使你获益终生。
在需要当机立断之时，优柔寡断是有害的。这种做法不仅暴露出一个人意志的薄弱，而且它所造成的直接危害往往是难以弥补的。在犹豫中，平添了许多不应有的思想枷锁；在彷徨中，错失良机。所以，要拒绝优柔寡断，该出手时就出手。
果断获得信心，信心产生力量，而力量是胜利之母。——亨利希·曼
亿万富翁不会因为害怕风险而放弃机会
犹太商人历来负有一个投机家的名声。然而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投机”这个词都不明不白地带有某种贬义色彩。现在不同了，经济学家们给“投机”换上了一个恰如其分的雅称，名之为“风险管理”。这个名称一改，犹太商人也由原来的“投机家”变成了“风险管理家”。
其实，不光是犹太商人，世界上每一位成功的商人都是“风险管理家”，他们不会因为害怕风险而放弃千载难逢的赚钱机会，很多时候，仅仅因为这个机会，他们就会由此而走上成功。
1921年的苏联，经历了内战与灾荒，急需救援物资，特别是粮食。哈默本来可以拿着听诊器，坐在清洁的医院里，不愁吃穿地安稳度过一生。但他厌恶这种生活。在他眼里，似乎那些未被人们认识的地方，正是值得自己去冒险，去大干一番事业的战场。他做出一般人认为是发了疯的抉择，踏上了被西方描绘成地狱似的可怕的苏联。当时，苏联被内战、外国军事干涉和封锁弄得经济崩溃，人民生活十分困难，霍乱、斑疹、伤寒等传染病和饥荒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采取了重大的决策——新经济政策，鼓励吸引外资，重建苏联经济。但很多西方人士对苏联充满偏见和仇视，把苏维埃政权看做是可怕的怪物。到苏联经商、投资办企业，被称做是“到月球去探险”。
哈默成了第一个在苏联经营租让企业的美国人。此后，列宁给了他更大的特权，让他负责苏联对美贸易的代理商，哈默成为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美国橡胶公司、艾利斯——查尔斯机械设备公司等30几家公司在苏联的总代表。生意越做越大，他的收益也越来越多。他存在莫斯科银行里的卢布数额惊人。
经常有人向哈默请教致富的“魔法”。他们坚持认为：哈默发大财靠的不仅是勤奋、精明、机智、谨慎之类经商应有的才能，一定还有“秘密武器”。
在一次晚会上，有个人凑到哈默跟前请教“发家的秘诀”，哈默皱皱眉说：“实际上，这没什么。你只要等待俄国爆发革命就行了。到时候打点好你的棉衣尽管去，一到了那儿，你就到政府各贸易部门转一圈，又买又卖，这些部门大概不少于两三百呢！”听到这里，请教者气愤地嘟哝了几句，转身走了。
第一次冒险使哈默尝到了巨大的甜头。于是，“只要值得，不惜血本也要冒险”，成了哈默做生意的灵魂。
1956年，哈默已经58岁了，他感到他自己干实业已经干够了，便移居洛杉矶，准备用游泳、日光浴、捐赠珍藏等活动来消磨自己的余生。
没料到财神又一次把他拖回来，把他投入到他一生最赚钱的生涯——冒险性很大的石油行业中去。
石油钻探事业毕竟是一项冒险性很大的行业。1961年，西方石油公司几乎用完了1 000万美元勘探基金，但仍无所建树。
哈默计划集中余力，攻克难点。这计划吸引了一个名叫鲍勃的青年地质学家。他向哈默建议：“旧金山以东有一片被德士古石油公司放弃了的地区，这地区可能有天然气田，西方石油公司应该把它租下来。”几个月以后，果然在附近钻出了一个蕴藏量丰富的天然气田。
利润像石油一样开始源源不断地流进西方石油公司的账户，冒险再次使财富垂青这位冒险家。
冒险就是抓住一个机会，希望生活得更好，不管改变的是生活形态、你的性格或是人际关系。要想成功就要冒险，不然，没有人愿意漂泊天涯，也没人会去开创新事业。
亿万富翁好像都具有与生俱来的冒险特质。如果从不冒险一试，那他一生也不过随波逐流，随时等着大风大浪来把他击垮。
在亿万富翁眼中，冒险并不是做了什么天大的抉择，而是咬紧牙关，不管多么困难，一定要有赢的决心。成功趣味也源自于此。
冒险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但是想走亿万富翁之路，就必须把冒险作为一生中的重要一段。抓住机遇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也不是每个人想做就能做到的事情。正因为如此，冒险才显得那么重要，冒险也才有冒险的价值。
抓住机会也像一切冒险一样，你必须先放弃事前不确定的输赢，去探取你没有一定把握的下一步。
纽约一个大美术商劳埃德则极具冒险精神。
1938年3月，德国军队越过了奥地利边境，劳埃德赶在希特勒到达维也纳之前，带着10美元辗转到伦敦，并于1948年创立了“马尔伯勒高雅艺术陈列室”。主要为英国许多显赫的家族出售其收藏的艺术珍品，后来经营现代派的绘画作品。短短的6年就成为现代派美术作品最大的出口代理商。他的买主中，包括教皇保罗六世。
劳埃德对美术作品兴趣不大，只关心通过作品的买卖赚大钱。所以，他采取了纯商业式交易和职业化的处理，其作品大部分都是代销的，美术馆只在生意结束后收取佣金。但美术馆除了场地以外，还提供广告、推销、邮寄、保险和运输等全套服务。所以美术家对劳埃德的服务是满意的，他们的作品在这里不仅可以卖到最高价，而且不管销售情况如何，美术馆都给予他们稳定的生活津贴，乃至于各国的画家都愿意同他们来往。
目前，美术馆已成为一个世界美术界的超级大国，它在苏黎世、罗马、东京、伦敦、多伦多、蒙特利尔都设有分馆，每年的销售总额为2 500万美元，占世界美术品市场的5％～10％。
1963年，俄国著名画家抽象印象派大师罗斯科卖给马尔伯勒美术馆15幅作品，价格1476万美元，全部画款在4年内结清。到1969年，罗斯科的作品上涨到每幅21万美元，这时，劳埃德又同罗斯科签订了一个协议，商定以105万美元的价格出售87幅作品，后又把价款总额提高到1446万美元，议定出售108幅作品。同时商定，在以后的14年中，不管劳埃德或美术馆的经营状况如何，都由罗斯柴尔德银行每年向罗斯科支付10万美元，为此美术馆向该银行抵押了数量可观的财产。作为回报，美术馆取得了今后8年中罗斯科的独家代理商资格。
这种不顾艺术潮流和美术家创作状态变化的“赌注”，无疑是极具风险的，而实际情况是协议执行不到1年，罗斯科就抹颈自杀，劳埃德被罗斯科子女的诉讼送上了法庭。
但只要抛开别的，仅仅从劳埃德这种无所顾忌地将风险带到美术品市场的行为上，足以看出犹太美术商独具一格的眼光和魄力。
世界上的机会多多，但几乎每一次机遇都存在一定的风险，机会和风险并存，想抓住机会就必须冒险。
武汉的汉正街，借改革开放之机发展为批发集贸中心。在这里，有许多的穷人凭借灵活的头脑和机遇的眷顾勤劳致富。
王仁昌大学学历。“文革”中被打成右派判刑10年，1981年获释回家。回到汉正街，摆在面前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生存。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头脑聪明嗅觉灵敏的王仁昌立即捕捉时机，用妹妹从别人手里借来的260元钱，在汉正街开始了商海生涯。
此时，武汉三镇日渐繁荣，汉正街车水马龙、人流如涌。王仁昌的百货摊一人忙不过来，弟弟王仁忠便来帮忙。
1981年春节之后，别人还蒙在鼓里，王氏兄弟就开始悄悄赊销武汉制伞厂的老式雨伞。每把伞37元进货，发给其他批发商可净赚02元，下一次进货时结清上次赊的货款，一月可周转2～3次。勤扒苦做三个月，王氏兄弟的能耐和信誉在汉正街已是有口皆碑。不久，已有近十家商贩醒悟过来，以相同方式卖伞了，而且批零兼营。竞争日益激烈，商贩间相互抓信息抢速度和钩心斗角，同拥挤热闹的汉正街一样紧张忙碌。
王氏兄弟经商获得成功的最大秘诀就是，在发财的机遇面前，巧妙地运用时间因素，将资金灵活运用，玩别人还根本不会玩的“空手道”。
哥哥的知识智慧加上弟弟的实践经验，两兄弟很快发现一种广州产新式折叠伞销路会更好。必须抢在别人前面抓住机会！但手里的钱远远不够，赊销别人不干。此时，两兄弟因信誉好，同伞厂的合同已改为一月一结，正好一个月的周期里把赊货赚来的钱拿去进广州货，卖完了再结武汉伞厂的钱。为了尽快在月初将赊货变成现金，两兄弟一咬牙，决定每把伞以比进价还亏一毛的价格批发。“王仁昌的伞36元一把！”一时间，两兄弟的伞被里三层外三层的商贩疯狂抢购，而别人的伞堆积如山却无人问津。
两天之后，两兄弟冒着倾家荡产的风险，爬上南下的列车，在肮脏的硬座椅子下一躺就是十几个小时。从广州发回的货，异常俏销，8元进价卖95元，每天销500把伞，而且每月可周转4～6次，这意味着王氏兄弟卖广州货比卖武汉货每月可多赚10倍以上。王氏兄弟不投分文，却凭信誉这一无形资产，用别人的钱大赚钱财。
王氏兄弟深谙冒险与抓机遇之间的辩证关系。如果能够抓住机遇大赚一把的话，冒点险又能怎么样呢？天下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天下也没有无风险的机会，要想成功，不冒险就不会成功的。
一个明智的人总是抓住机遇，把它变成美好的未来。——托·福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