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克在玩自己的手机，无聊的他突然有了一个很好玩的主意：开个玩笑骗一骗自己的朋友。于是他就给自己最好的几个朋友发信息，说他们几个都有存款的那家银行遇到经济困难即将倒闭。
帕克想知道自己的朋友在知道自己的财富即将不保时会是什么样子，可他却不知道自己的这条信息在短短一个小时之内被转发了几万次，很多在那家银行有存款的储户都涌向银行，要求取出自己的存款，而且来取款的人排成了长长的队伍。越来越多的人得知了这一消息，于是纷纷奔向这家银行的众多分行要求取出存款。随着取款的人越来越多，银行很快就没有现金支付给客户了。
第二天，这家银行宣布破产，帕克的存款也在这个玩笑中大幅度缩水了。
这个故事是虚构出来的，否则帕克就会因为“传播虚假信息”等罪名而受到法律制裁。
银行和储户之间属于一种合作关系，在合作中，双方依旧会为了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而进行博弈。相对来说，银行更了解自己的经营情况，而大多数储户对于银行从事的投资、放贷等业务并没有充分的了解。也就是说，银行和储户之间的博弈属于不完全信息博弈，储户在博弈中处于信息劣势。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合作中的一方即为数众多的储户对于自己在合作中的利益能否得到保证并没有十足的信心，所以很容易受到一些“风吹草动”的蛊惑。当一个储户从其他储户口中听到银行遭遇经济困难即将倒闭的信息时，就会认为自己的利益将会受损。为了规避风险，储户会立即解除与银行的合作关系，也就是将自己的全部存款取出来。
参与合作的双方的目的都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所以当一方感到自己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失时，他就会尽快地退出合作。所有承诺和保证都只是“空头支票”，对于想要退出合作的一方来说，真正的利益是他唯一关心的。这一点不仅仅发生在经济生活中，也发生在政治领域中。
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在中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不久这场变法运动就演变成以光绪帝为首的维新派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之间的权力之争。在康有为、梁启超宣传维新变法的过程中，袁世凯明确表态支持维新变法运动。所以康有为向光绪帝推荐袁世凯，说他是个了解洋务又主张变法的新派军人，并对光绪帝说如果能把他拉过来，那么荣禄的力量就小多了。光绪帝认为变法要成功，非有军人的支持不可，于是在北京召见了袁世凯，封给他侍郎的官衔，旨在拉拢他，让他为自己效力。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前，谭嗣同深夜密访了袁世凯。袁世凯慷慨陈词，说杀荣禄就像杀条狗。但事实上，他是个诡计多端且善于见风使舵的人，可康有为和谭嗣同都没有看透他。袁世凯早就搭上了慈禧太后这条线，他决定先稳住谭嗣同，再向荣禄告密。不久，袁世凯便回天津，把谭嗣同夜访的情况一字不漏地告诉了荣禄。荣禄吓得当天就到北京颐和园面见慈禧，报告光绪帝如何要抢先下手的事。第二天天刚亮，慈禧就怒气冲冲地进了皇宫，把光绪帝带到瀛台幽禁起来，接着下令废除变法法令，又命令逮捕维新变法人士和官员。
袁世凯在维新变法早期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等的行动，是因为袁世凯看到维新派背后有光绪帝的全力支持，与康梁等人合作会给自己带来不少好处。但是当维新派与顽固派对立时，袁世凯清楚地认识到继续与维新派合作只会让自己陷入火坑而无法自拔，所以他自然选择抛弃维新派投向顽固派。他所做的一切，简单说都是利益使然。
合作双方在合作开始时就进入到一场新的博弈当中，而这个新的博弈是以个人利益为第一出发点的。当目前的合作关系无法追求甚至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时，其中一方就会退出合作，转而寻求对自己更为有利的合作。因此，在生活中，不要以为某人和你合作了，从此就站在一条船上了。在利益的驱动下，合作随时可能终止。在与人合作时，要注意自己的利益得失，随时准备好撤出旧的合作加入新的合作。
寻找帕累托最优
人们为什么要合作？因为合作能帮助人们得到更多的利益。为什么合作能帮助人们得到更多的利益？因为合作可以让人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老刘有午睡的习惯，可是，最近老刘的邻居老郑养了条狗。不知道为什么，这条狗中午总是叫个不停，于是老刘就想和老郑商量商量让老郑管管这条狗，可是老郑虽然答应了，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所以狗依然每天中午打扰老刘的睡眠。
正在读经济学的儿子小刘听说这件事情后就问父亲老刘：“爸爸，你中午午睡的利益是多少？”“什么多少？”老刘反问道。小刘就给老刘仔细讲了一下经济学的一些基本道理，老刘仔细想了想，说：“那就大约600元吧。”小刘又问老刘：“那郑叔叔养狗的利益能有多少？”老刘又仔细想了想，说：“大概500元吧。”小刘说：“爸爸，那你跟则郑叔叔商量一下，你给他550元，那么你的利益就少损失50元，而郑叔叔的利益多增加50元。”
小刘的建议不仅可以让老刘安心地睡上午觉，也可以让老郑获得比养狗时多50元的利益，这样就形成了双赢的局面。这种双赢局面和经济学中所提到的帕累托最优状态类似。
帕累托最优是经济学的重要概念，它是指一种不损失他人利益就无法增加任何一个人利益的状态，也就是说在帕累托最优状态下每个人都实现了自己的最大利益。小刘的建议可以让老刘和老郑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之下，即不损失另一方的利益无法增加任何一方的利益。帕累托最优关注的不是社会的公平，而是效率。当社会处于帕累托最优的时候，也就是处于最优效率的时候，因为所有人都达到了不损害其他人利益就无法提高自己利益的状态了。如果你还是没有理解这个概念，那我们可以看看春秋战国时期杨朱的故事：
墨子的徒弟去见杨朱，说：“先生，如果你拔掉一根毛，天下因此能得利益，你干不干？”杨朱说：“不干。”墨子的徒弟很不高兴，出了杨朱的屋，遇到杨朱的徒弟，就跟杨朱的徒弟说：“你的老师一毛不拔。”杨朱的徒弟说：“你不懂我老师的真意啊，我解释给你听吧。”于是，两人就展开了一段对话。
杨朱的徒弟：“给你一万块，揍你一顿，你干不干？”
墨子的徒弟：“我干！”
杨朱的徒弟：“砍掉你一条腿，给你一个国家，你干不干？”
墨子的徒弟不说话了，他心知再说下去杨朱的徒弟肯定会问：“砍掉你的头，给你天下，你干不干？”这还真不能随便答应下来。
杨朱的徒弟于是继续解释说：“毛没了，皮肤就没了；皮肤没了，肌肉就没了；肌肉没了，四肢就没了；四肢没了，身体就没了；身体没了，生命就没了。不可小看个体，现在当权者要牺牲百姓去满足自己的私心，将百姓的天下变成自己的天下，这怎么行？如果每个小民都能尽自己的本分，该耕田的耕田，该纺织的纺织，一个个的小利益积累起来，就是天下的大利益了，即所谓‘无为而无不为，无利而无不利’了。”
杨朱的思想被后人总结为“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更有人讥讽杨朱，说杨朱的思想就是“一毛不拔”，然而这样的思想其实与帕累托最优的状态是很相近的——不为了增加其他人的利益而损害任何人的利益。
帕累托最优的状态只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并不美丽的设想，但是双方却可以通过合作来让彼此达到各自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就拿老刘和老郑的例子来说，他们没有办法达到各自的帕累托最优是因为有一部分利益（老刘损失的利益减去老郑得到的利益）是外在的，没有办法得到。而通过合作，双方就可以把这种利益内在化地呈现出来。
合作就是外部利益的内在化，合作的过程也就是寻找帕累托最优的过程，只有实现了帕累托最优，每个人都得到了自己的最大利益，才不会有任何利益损失，而在合作过程中内化的外部利益也就是合作能够给人们带来更多利益的源泉。
第五节 顽猴博弈：追求最大的利益
制度是怎样产生的
制度在每个人的心里造了一面墙，要想拆掉心里的墙，首先要知道它是怎么建起来的。
科学家曾经用一群猴子做过一系列实验，首先将五只猴子关在笼子里。笼子的上方有一条绳子，绳子上拴着一个香蕉，绳子另外一端还连着一个喷水装置。猴子们发现香蕉后，就会跳上去拿，当猴子拿到时，与香蕉相连的绳子带动喷水装置，就会有水喷向所有的猴子。尽管拿到香蕉的猴子可以吃到香蕉，但其他猴子却都被淋湿了。这个过程重复了几次以后，猴子们发现吃到香蕉的只是一只猴子，而其他猴子却要跟着遭殃，于是没吃到香蕉的猴子就自觉行动起来。当一只猴子去拿香蕉时，其他四只就会阻止它，然后打它一顿。久而久之，没有猴子敢跳起来去拿那只香蕉了。
没有猴子再去拿香蕉不是因为它考虑到其他猴子会被水冲到，而是考虑到如果自己去拿的话，那么就会被其他猴子打一顿。虽然吃到香蕉是不错的享受，可是被其他猴子打一顿却会给自己造成更大的损失，于是猴子之间面对香蕉这一诱惑就形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约定——谁也不能去拿香蕉，拿香蕉就要挨打，这种约定就是制度的雏形。
当没有猴子愿意去拿香蕉时，科学家就把喷水装置拆除了，同时又用一只新猴子换走了笼子中的一只猴子。由于并不知道猴子们之间的约定，这只新猴子一看到香蕉也会跳起来去拿，这时依旧害怕被水冲到的其他四只猴子就会抓住新猴子再将它打一顿，一时还摸不着头脑的猴子又要去拿香蕉，结果又被周围的猴子痛打了一顿。这样反复几次之后，新猴子领悟到：不能拿那个香蕉，拿了就要挨打。从此它也就不会再打那个香蕉的主意了。过了一段时间，科学家们又换了一只猴子出去，一只新猴子进来了，这只新猴子也像曾经的新猴子一样要去拿香蕉，同样又被其他四只猴子抓住痛打一顿。科学家们这时发现，头一只被换进来的猴子打得格外卖力。每隔一段时间，科学家们都会更换一只猴子，而每只新猴子都会经历拿香蕉——被打——不敢拿香蕉的过程。最后，笼子里面的猴子已经没有一只是知道拿香蕉是会被水冲到的猴子了，可是它们依旧不敢去拿。虽然它们并不明白为什么不能拿香蕉，但是知道只要去拿就会被其他猴子打。
在笼子中的猴子约定不去拿香蕉的时候，每只猴子都知道为什么不能拿香蕉。这样的约定会随着新猴子的加入逐渐地延续下来，进而形成制度。等到后来几只猴子都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去拿香蕉，只知道不能拿香蕉是规则，而无论谁违反了规则都会受到集体的制裁，这样就形成了制度。
当然这不仅仅是一项关于猴子的实验，更是现代人类的一个寓言。在人类社会中，同样有很多从遥远的过去传承下来的制度。我们并不了解这些制度出现的原因，也不知道违反这些制度究竟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我们就像那些新进入笼子的猴子，逐渐摸索到了制度怎样执行，可是却从来不去问这些制度究竟有什么意义，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已经习惯了墨守成规，不去突破，不去改变。制度已经成了我们内心的一道墙，它所阻隔的不只是我们的思维，还有我们的行动。
其实，现实社会中的人就像笼子中的猴子一样，每一个都渴望得到巨大的利益，但是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却总是会感觉到无形的障碍，比如来自于其他个体的障碍，他心里会想：从来都没有人吃螃蟹，我真的应该去吃吗？外在的力量压迫着他，迫使他放下自己的渴望，就像猴子放弃自己渴望的香蕉。等他完全放弃了对于这些利益的追求，他就开始变成尊重制度、服从制度的个体了，甚至变成制度的化身、保卫者，当有其他人违背制度时，他往往第一个跳出来，就像那个打新猴子格外卖力的猴子一样。
制度这扇墙就是这样一点一点产生的，在很多情况下，制度可以使每个人保全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但有些时候，它也会使每个人失去获得外在利益的机会、勇气和决心。作为理性的个体，应该时刻考虑如何拆掉这扇建在内心里的墙，突破外界限制，来获得对自己有利的结果。
旁观者心态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旁观者心态很容易将人们带入到“甜美”的陷阱当中，只有当我们时刻关注如何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时才能不为表象所迷惑。
科学家的实验还在继续，这一次他们改变了喷水装置，当有猴子去拿香蕉时，水不是喷向所有的猴子，而是只喷拿香蕉的那只猴子。之后，科学家又用一只很强壮的猴子换走了笼子里的一只猴子。这只很强壮的猴子看到香蕉自然会马上去拿。跟以前的情节一样，其他四只猴子要把这只新猴子毒打一顿，可是没想到，它们反而被新猴子制服了。于是新猴子拿到了香蕉，并且被水喷到了。这时，其他猴子才发现，原来水只会喷向拿香蕉的猴子，而与自己却没什么关系，所以也就不再理会新猴子了。过了一段时间，新猴子发现其他几只猴子都比较怕自己。于是，它就命令其中一只最为弱小的猴子去帮它拿香蕉，这样它就可以吃到香蕉又不至于被水冲到，弱小的猴子受到新猴子的威胁只好照做，而其他的猴子感到自己“虽然比上不足，但是比下有余”，也安心地待在笼子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