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政快递
民营快递业差一点夭折。去年10月1号新的《邮政法实施细则》出炉，在邮政法实施的时候，国务院又另立一个《国务院关于邮政企业专营业务范围的规定》，这个规定在九月份透露出来之后，媒体和整个民营快递行业就炸开了。这个规定讲，同城50克以下，异地100克以下比较轻的信件类快递，只能由中国邮政总公司一家专营，这样的话，80%的民营快递业务就被拿走了。大家知道，民营快递这个行业发展很快，虽然在法律上一直没有明确，但是发展得非常快，从业人员大概有五十多万，有一些大的快递公司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像上海的长三角，头一天生产的样品从长三角的某个城市报到上海市，都是当天晚上送出去，第二天早上就到上海办公室老板的手中，这一点中国邮政总公司的快递是办不到的，如果去年快递专营规定实施的话，对整个东南沿海长三角一带的外向型中小企业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鉴于舆论的呼声，国务院就没有出台，很像去年7月1号的绿坝。
现在的邮政局归交通部管，属于物流这个行业，交通部长私下给工商联的领导解释，因为国家财政上把邮政总公司的补贴减少了。这是一个很典型的逻辑，一旦因为某种原因出现亏损的时候，国企马上就向民营经济开刀。当然，也许后来做了某种谈判，或者采取了补贴的方式，民营快递躲过了一劫。
房地产
去年四月份以后在北京、广州、深圳、重庆主要大城市的地王基本上是国有企业。60%的国有企业都在经营房地产，或者酒店业务。2009年，房地产领域出现全面的国进民退，即使民营经济发展得比较好的地区，去年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国进民退，比如浙江。由于投资受到限制，很多领域包括资源分配上、要素分配上出现了严重的倾斜。
浙江经济是以民资为主，浙江的经济去年增长的速度明显放缓，温州市甚至出现了负增长；重庆这几年一直是民营发展比较好的样板，重庆和四川分开的时候，重庆的经济总量比四川小，但是这几年重庆的民营经济发展很快，结果重庆的经济都超过了四川，但去年重庆发生了比较严重的国进民退，八个行业成立了八个国有垄断企业，包括再生资源公司。老百姓捡垃圾这样的行业，也成立了重庆市再生资源总公司，由这样的一个公司把全市捡垃圾的行业进行垄断经营，所有捡垃圾的人统一着装，统一价格，统一地点来收购，搞了一个统购统销，捡垃圾这是一个最适合民间经营的行业，也是最适合隐性就业的地方，都变成这样，其他七个行业就不用说了。
判断国进民退的标准
判断国进民退从趋势上看我觉得有三个标准：一个就是国家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力度加强，不管是从宏观上还是从微观上，行政力量加强，尤其在一旦出现经济波动、经济过热或者出现危机的时候，都是政府进行权力扩张的依据，有的地方甚至对民营企业进行了很严重的微观管理。和当年管乡镇企业一样，我们的乡镇企业当年就是这样被管死了；第二，竞争领域和非竞争领域，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竞争领域当中，不是通过法律手段、市场竞争的手段，而是通过政府的强力行为，逼迫民营经济退出，这是我判断国进民退的第二个标准；第三，财富分配上，也是国进民退。这方面的大家可以去看看天津大学李炜光教授的相关文章。
经济危机当中，在各项收入都在下降的情况下，政府的财政收入却是逆势上涨，国家财政在国民收入当中，政府财政收入和城市居民的收入、消费严重不成比例。有这样一个数据，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40%，城市居民收入占45%，农民占15%，学者周天宇教授在世界各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调查中，发现中国是偏高的，财政支出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用于社会福利保障、公共产品的开支，我们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虽然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绝大部分用于政府自身的消费，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个教授讲的“三公”消费，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和公车三项消费，三个三千亿，超过九千亿，所以在国民收入上分配上也出现了国进民退的问题。国进民退是存在的，而且从这种趋势上判断，国进民退的现象十分严重。
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和原因
那么怎么会出现国进民退的现象呢？是什么样的过程？我想与大家回顾一下国民经济这些年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
在2005年发生过一次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争论。当年邓小平拍板要把国有企业改掉。从计划经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国有企业实在是办不下去了。其实，要改国有企业，从我们现有的理论是找不到依据的，直到今天，我觉得改革国有企业的理论依据还是不够的，因为现在我国讲的还是公有制为主体，国有企业为主导。
当时国有企业实在是办不下去了，拖垮了财政，把银行也拖进去了，是一个黑窟窿，没有办法当时才进行放小、改制，当时为了国有企业能够脱困，想出了一个理论叫”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改造”，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从一些竞争性领域中退出，然后把国有企业的职能定位在公共财政上，这一个俗称”国退民进”。这个词中央的文件没有出现过，是媒体、民间对国有经济的战略改组和国有企业的战略性调整总结的一个简称。十五大以及1999年《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里面都有这样的话，就是国有企业进行结构性的战略重组，适当地从一些竞争性领域逐步退出，这是国有企业在2000年前后改革的一个主流。
要分析国进民退的问题和国有企业改革，2003年是大家应该记住的年份，这是一个分水岭。在2003年之前，国有企业经过改革，比如说优化组合、下岗分流，大批的国有企业裁员。再一个就是把“企业办社会”职能进行剥离，减轻企业的负担。免掉企业债务，通过这样的改革，再加上朱镕基总理后期做了大量国债项目，这些国债项目基本上全部到了国有企业。在2002年，通过这样的改革措施和当时大规模的基本建设项目，国有企业挺过来了。
2003年发生过两件大事，第一就是当时的经济过热、宏观调控，当时的宏观调控最著名的事件就是常州的铁本事件，铁本的老总戴国芳就是那年被抓。当时铁本的占地比上海宝钢另外一个投资项目三期工程，占地要小，投资效益要好。但是关的是戴国芳，常州的民营企业家。而宝钢的项目没有受到任何的处罚。戴国芳去年从监狱里面出来，记者去采访他，他什么都不能说。2003年的宏观调控导致很多民营经济被打压，我当时在东南沿海走过，做过一些调研，这一轮宏观调控，民营经济受到很大的损伤。
2003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成立了国资委。国资委成立之后，就提出要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原来是放小，2003年以后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调是抓大。做大做强，一个标志性事件是2006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国资委的文件，《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这个指导意见里面明确提出，七大领域，国有经济国有资本要绝对控制；另外九大领域，国有资本要有较强控制力。意思是这些领域，我们围一个篱笆，我们在里面玩，你们出去在外面玩。
这个不是玻璃关系，这是一个钢铁般的围墙。这个文件出台之后，很多经济家就批评这个，许小年当时连续写文章批评这个，指出这是一个严重的倒退。实际上这个文件的级别比较低，是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这么重大的决定，由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也是很不正常。恰恰是这样的决定，由一个实质性的国务院的部委在操作，所以在实践当中，把2005年出台的《关于促进非公经济发展的若干决定》就是“三十六条”，十五大及1999年《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都给架空了。
当时我们强调两个毫不动摇，十五大是民营经济发展很重大的事件，就是确定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基础。但到了2006年，所有关于发展民营经济发展多种所有制以及中央部署的市场化改革的进程，遇到了严重的问题。
国有企业用行政手段达到绝对控制力和较强控制力
怎么达到绝对控制力？怎么达到较强控制力？实际上用的是行政垄断的手法。我们知道，垄断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市场垄断，像微软通过竞争，通过它强大的技术优势，最后形成市场的巨头地位，即使是市场垄断，各个市场化国家都是反对的，都是有《反垄断法》来约束市场的垄断行为，受到很严格的限制。
《反垄断法》被一些市场经济国家认为是市场经济的“宪法”，市场经济的灵魂和核心的要义是公平竞争。市场垄断是在市场竞争当中慢慢形成这种垄断，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也有办法规定，比如说进行分拆等。
第二种垄断是自然垄断，比如说铁路、下水管道，因为它投资的单个性，不适合多种竞争，形成自然垄断，自然垄断也有专门的机构进行管理和规制，也要进行分拆，或者说它的价格和服务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比如说有各种各样的听证会来决定它经营的大事情，与消费者有关的事情。
第三是行政垄断，所有的国家及市场化国家都反对这种垄断，但是我们七大领域的绝对控制力、九大领域较强控制力都是依靠行政垄断的手法。我刚才举了那么多的例子，直到现在做的十大产业振兴的规划，还是要用行政手法，还是政府的力量在主导，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我看到清华大学一个教授的文章写道：在这样一系列政策规定之下，出现了2009年的“单见国企笑，不见民企哭，危机到来时，水火两重天。”民营经济的困境就是这样形成的。民退是国进的一个必然结果，国有经济做强做大，不断攻城略地，民营经济生存的空间自然受到挤压、排斥。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严重的国进民退局面？我觉得首先是我们的理论不够彻底。我们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改革，没有一个很好的理论来指导，没有一个比较彻底的理论来指导。发展民营经济好像有一些很正当的理论，但是怎么改革国有企业？现在的理论基础还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为主体的理论存在一天，国有企业的改革就无法进行有效的推进，民营经济的发展也必然会受到限制。
什么是主体？51%是不是主体？超过一半是不是主体，或者超过70%就算主体？如果说民营经济的发展要超过49%呢？就必然会对它进行压制；假如70%是主体的话，民营经济永远只能在30%这样的范围内发展。所以我们看到山西煤炭企业的重组，就是这样一个理由。民营资本的比重不能超过29%。
但事实上，我们国家没有一个经济发达的省份还是国有经济为主体。改革开放以后，发展最快的四个省份是广东、江苏、福建、浙江，这四省为什么发展得快，因为民营经济比重上升得快，这四省的民营经济比重均超过80%，这是从省来看的；如果从县来看，更是这样，改革开放以前，辽宁是老大，号称“辽老大”，因为辽宁一五、二五期间国有企业的投资非常多，国有经济为主，可现在辽宁到了十名以后。
我写过一本书《谁来担纲中国经济》，副标题是：民营经济与区域发展。越往下看，民营经济占的比重越高，这个地方发展得越快。什么原因？一个地方的民营经济发展了，它就有一个强大的企业家群体，有一个强大的企业家群体，这个地方的发展就充满活力，有这么强的队伍储备，发展得就比较快。浙江实际上是资源小省，面积也很小，而且山地占了大部分，条件很不好，但是这里有一个充满活力的遍布浙江大省的企业家群体----中小企业创业家。卖菜印的名片都是总经理。有一个民间创业的强大动力，所以发展得快。
公有制为主体的地方，恰恰是发展比较慢的。公有制主体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呢？比如说七大领域九大领域都是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尤其是七大领域，第一个就是军工，在这些领域为了保持国务院控制力，为了保证国家的安全，所以要以公有制为主体。
这个也是站不住脚的。我们曾经把农业把粮食看成是国计民生最重要的东西，与国家安全最密切的东西，统购统销，甚至农民种什么等等都有规定。但是我们的吃饭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恰恰是给了农民种地的自由，放开了之后，才解决了吃饭问题。
所谓军工行业，世界上的军事强国，基本上它的军事都是民间化，军工生产都是民间生产的，军事强国与国有制没有任何关系。是不是保密，是不是技术上封锁，都没有关系。我去过一个制造坦克零件的工厂，生产最高级零部件的车间的设备全部是进口，所以国家安全也不是公有制为主体的一个理由，我觉得这是国进民退一个理论上的根源。
第二， 2005年前后新出现的说法，李荣融在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的颁奖会上，他讲“把国有企业打造成共产党坚强执政的经济基础。”后来我看很多的国有企业老总都在这么说，中石化的前老总陈同海说得最厉害，说“国有企业是共和国的长子。”
这次的两会上，有个女政协委员说得非常尖锐，你是什么共和国长子，我听了就反感，民营经济吸收了2.5亿的农民工就业，人家算什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