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些经历，都在他童年的心灵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早在青年时期就对世间万事产生了悲观的情绪。在他二十岁上下的时候，他对整个国家和人生的前途，几乎都是完全绝望的。他觉得这个社会已经腐烂透顶，世风也已经完全败坏，满目都是疮痍，简直找不出任何的出路和希望。直到他熟悉了近代西方各国的发展历史后，他的精神才重新振奋起来了。法国的大革命和自由平等的学说；英国的宪章运动和产业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以及美国的独立运动和人权宣言等，所有西方各国的民权运动和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日新月异的各种机器的产生和生产力的突飞猛进，以及整个现代文明的勃兴等，都使他悲观的心灵受到了巨大的鼓舞，使他看到了人类的前途和希望。所以他这几年来挺身而出，积极投入维新运动，完全是自觉的。经过几年来的深思熟虑，他深信，只要能彻底推行日本明治维新式的社会改革运动，稳步而坚决地进行自上而下的革新，逐步伸张民权，抑制官绅之权和君权，建立虚君的君主立宪制度，实施宪政和法治，提倡科学发明，鼓励工、农、商业的自由发展，国家是完全可以富强起来的，贫穷和落后是完全可以消除的，民众也是完全可以免除饥寒，获得和平、自由、幸福的生活的。信仰就是力量。他心中有了这种完全自觉的坚定的信仰，他的意志也就坚强起来了。去年，在湖南受到的巨大挫折，就丝毫也没有动摇他的意志。现在，更惨重的失败又降临到他的头上，也仍然丝毫动摇不了他的信念。他深信，专制独裁的封建制度终究是要垮台的，一切腐朽、落后、愚昧的东西终究是会清除的，民主运动一定会胜利，人类的科学文化一定会发展。加上，他入狱前就已经知道，康有为已经脱险，梁启超有日本领使馆保护，也一定会安然脱出魔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些都使他感到无比欣慰，并且使他对维新事业的前途，有着坚强的信心。
他感到，现在中国最令人忧心的还是人民尚未觉醒，广大民众仍然处于麻木状态之中。要改变这种数亿民众的麻木状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革命需要流血，需要牺牲。只有用烈士的鲜血，壮烈的牺牲，才能集中亿万同胞的视听，使他们惊醒过来，振奋起来，正视现实，投入改变现状的斗争。他觉得，康、梁出走后，这个任务就已经落到他自己的肩上了。
他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才毅然拒绝了大刀王五和几个日本志士要他出走的劝告的。
面对着死亡，他几乎没有什么个人的牵挂。对老父，他已经作了巧妙的安排。他和父亲谭继洵，在政见上虽然是长期对立的，但是在感情上却始终保持着亲人之间的骨肉之情。这次，为了在自己死后能够保全老父的身家性命，他才不得不有意写了一封违心的信，故意用粗暴的言词，同老父争论，并表示父子间的彻底的决裂。这是他一生中惟一的一次作伪。而为了老父，他也只能这样做了。他知道，这封信，在他被捕时，肯定已被搜去，让荣禄、刚毅等看了，对他白发苍苍的老父，是一定能起到某些保护作用的。
对他的妻子李润娘，他虽然有些内疚，但也并不怎样为她担心。他这次到京，始终坚持不让夫人来京同住，是有先见之明的。这样，他死后，就不一定会株连到远在家乡的未亡人了。李夫人一生贞静，与人无争。他估计在这次事变中，她是不会遭受什么太大的风险的。家中薄有产业，又有两姓族人和谭福、忆红等关怀照顾，她晚年的生活看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了。他觉得，自己死后，反倒可以减轻她的长期思念和无穷的忧虑，使她能平静地度过晚年。
忆红在润娘身旁，他也是很放心的。
现在，惟一令他焦虑的是罗英的处境。他知道，这孩子现在的心境，一定是很痛苦的。那天，罗英来劫狱时，铁锁声响，把他从梦中惊醒。他想爬起来看看，但是脚上的镣铐使他无法行动。他想呼喊，又怕惊动了狱卒。正在犹豫之间，外面已经喧闹起来了。从远处射来的火光中，他清楚地看到了罗英正在焦急地对付那把牢门上的铁锁。他知道罗英是劫狱来了，是只身闯入虎穴，营救他来了。顿时，他激动得流下了热泪。他看到了火光，听到了呼喊之声，知道罗英已经被禁卒们发现，陷入了危境。当时，他只有一个念头，希望罗英赶快逃走。接着是罗英在牢门前和前来围捕他的禁卒们展开了搏斗。他感到危急万分，忙叫了一声：“罗英，不要管我，快走！”也不知道罗英听见了没有。但禁卒越来越多，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罗英终于十分痛苦地向黑暗的牢房看了最后一眼，便无可奈何地退走了。这件事使他心潮翻滚，整夜都没有入睡。这孩子该不会陷入那些刽子手的魔掌吧？他深深地感到内疚。把这样一个朝夕相随、相依为命的小青年丢在这远离家乡，充满了黑暗与险恶陷阱的地方，举目无亲，他将怎么生活呵？他知道，秦萍兄弟、宝珠，还有大刀王五等少数几个人是会帮助这孩子的。但是他还年轻得很，今后的生活道路也还漫长得很，在这荆棘丛生的人世上，他将遭遇到一些什么呢？此刻，他只希望罗英能完全脱险，早日回到南方去，和唐才常、林圭、蔡锷等在一起，和夫人、忆红等在一起，他就放心了。他衷心默祷，但愿这些战友们能百折不挠，再接再厉，前赴后继，把维新事业进行到底。他相信会是这样的。维新事业胜利了，国家富强了，像罗英这样的孩子们，也就有了美好的前途和光明的希望了。
这时，他从右上方小小的通气窗中，突然看到了一颗明亮的耀眼的星星。那一角小小的长方形的天空中，已经开始透露出了第一缕熹微的曙光。
他的脑际蓦地闪现出了当年在长沙时务学堂时的生活情景。梁启超是那样的雄姿英发，唐才常是那样的热情奔放，多么好的战友呵！还有秦鼎彝、林圭、蔡锷等那些有志气的孩子！他好像又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了。他好像又看见了他们正紧紧地围绕在他的身旁，和他畅谈生活的理想。这一切是多么美好呵！难道这一切都夭折了吗？难道可怕的旧势力真的能够永远压倒民族的生机和不断茁长的新的力量吗？不！他觉得这是不可能的。生活永远不会停顿，历史永远不会逆转，人类总是要向前发展的。
天快大亮了。囚房内也开始明亮起来。他突然感到内心一阵冲动，便从草床上挺身坐起，抓起床前木案上那支备罪犯写供用的粗笔，醮上一笔浓墨，拖着沉重的铁镣，一步一步向狱壁走去。他在灰暗的狱壁前凝神屏气，站立了片刻，然后奋笔疾书，在狱壁上题下了一首龙飞凤舞的诗句：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他写完了最后一句，又回头默诵了一遍，才昂然转过身来，将那支墨干水枯的大笔，往木案上一丢。这时，远处正传来一片鸡啼之声，此起彼伏，一唱百和，恰似一派清新的晨曲，正在迎接着黎明的到来。
88
黎明又到来了，然而这又是一个阴暗的、灰色的黎明。
从黎明起，直到午后，这一天始终是阴沉沉的。北京城内阴云密布，尘沙蔽空，不时地洒下来一阵潇潇的细雨。
从吃过早饭起，西城的菜市口广场上，就笼罩着一派紧张、森严、恐怖的气氛。广场四面，岗哨林立。步兵统领衙门和刑部的兵弁们都一对对地持枪禁卫，如临大敌，杀气腾腾。
菜市口附近的居民们，看到这种情景，都知道朝廷又要杀人了。许多人已经早早地聚集在远处遥遥观望，同时轻声地发着议论。
恰到午时三刻，从东北大街上便传来了一片吆喝之声，接着便有一对对兵弁，持着快枪，张牙舞爪地走来；后面又有一对对刽子手，穿着执刑衣，脸上抹着鸡血，拿着明晃晃的钢刀，扶着六辆囚车过来，停在广场之中。早先站在远处观望的民众，现在都开始围聚拢来。他们一个个都伸长了颈根，站在众兵弁的身后，隔着他们手中的枪刺，好奇地默默地向那些囚车观望。
又过了一会儿，从东北方向的大街上，又过来了一批旗锣轿伞，大队亲兵戈什一路喝道，簇拥着几乘明轿，威风凛凛地到来。这是军机大臣、大学士刚毅，奉旨监斩来了。轿子一直抬到广场上的监斩台下才落轿。亲随跟班打起轿帘后，刚毅缓缓地步出轿门，站在广场上，首先威严地扫视了一下全场，看了看禁卫的情况，才率领刑部、都察院和步兵统领衙门的众官员，在一大群亲兵侍卫簇拥下，迈着官步登上了监斩台。他坐在台上，环顾全场，只见刑场四面，禁卫森严，鸦雀无声，心中感到十分满意，脸上不禁流露出一派踌躇满志的神情。
这次慈禧回宫后，重新垂帘听政，幽禁了皇上，推翻了一切新政，又拘捕了维新党人中的所有大臣和新贵，这些事，都是令他无比高兴的。他是朝中守旧大臣中最顽同的一员。愚昧、固执、高傲和凶残，是他的性格的主要特征。他出生于八旗世家，从小就过着优裕的生活。他从来不爱读诗书，然而他的头脑中却充满了顽固的封建礼教思想。他对皇室和慈禧是忠心耿耿的，因为这正是他一生安富尊荣的主要来源和保障。他在慈禧面前是最忠顺的奴婢，而在下属和百姓面前则是冷酷无情的虎狼。他非常迷信神鬼和命运以及各种巫卜星相之学，盲目反对一切新兴的科学。他很想做一个清官，却又完全无视民众的利益。他本能地认为一切黎民都是无知之徒，是只配当奴才的。他从来不愿意耗费一点儿国库的收入，为黎民百姓办任何一点儿好事。他仇恨一切改革。他觉得一切都是命运安排的，任何改革都只是一种不安于命运安排的表现，都是好事之徒的不安份的表现，都是有害的。所以，对皇上和维新党人们百日来所推行的一切新政，他都是反对的。自从皇上颁发定国是诏以来，他已经到祖庙中去痛哭过多次了。特别是那次他在自己家中发现了他的儿子志敬与他的爱妾彩凤的苟且关系后，他就更加痛恨维新党人了。直到现在，他的这个宝贝儿子仍然教育不转来，整天在外面与洋人交游，学洋人的举止，而彩凤也和他越来越打得火热，根本不理自己这个老头儿了。他觉得这一切都是洋人的影响和维新运动造成的恶果。他经常哀叹：世风日坏，人心不古，好好的神州古国都被这些洋人和维新之徒们搞坏了！前一个月，皇上重用维新党人，把谭嗣同、林旭等新进的年轻人都越级擢拔到军机上行走，并且入宫轮值，把持朝政，权势反在他这老臣之上，这就更令他感到了无比的嫉恨。而上次皇上罢免礼部六堂官，撤了大量冗闲衙门，和八旗官兵，下诏令旗人自谋生路等，也令他感到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并使他暗暗地为自己的地位和利禄担心，生怕同样的命运会骤然降临到他自己的头上。他完全懂得，一旦维新党人胜利了，真正成立了国会，通过了宪法，扩大了民权，建立了立宪民主制度，他们这些王公大臣们现有的一切特权和利禄也就将彻底完蛋了。这是他最感到忧心忡忡的一件事情。谁知正在他做着恶梦的时候，好运道却又降临到他面前了。慈禧太后和荣禄等突然发动的这场政变，彻底粉碎了维新党人和他们的维新梦想，使得他自己和他们同类人的高官厚禄，从此又有了保障。对这个突然的变化，他是欣喜若狂的。这几天，他在执政大臣中是最积极、最活跃的一个。他坚决主张严厉镇压所有的维新党徒。昨晚进宫，听到慈禧的懿旨，要他马上处决一批维新党人，就很合他的胃口。此刻，他坐在监斩台上，一边缓缓地抚摸着他那下颏上蓄着的一小撮稀稀疏疏的山羊胡须，一边欣赏着刑场上森严肃穆的景象，心中感到十分快意。他因胸中长期郁积的怨愤，终于有了一个发泄的机会，而感到无比惬意和欣慰。
号炮响后，囚车打开了。
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军机四卿和刑部主事杨深秀、康有为的胞弟康广仁等一共六名维新党人，戴着手铐，在众枪兵押护下，鱼贯地步入刑场，来到监斩台前。
他们中间，只有刘光第是久在刑部，熟谙囚狱故事的。今天上午，提牢来换囚衣，出狱后囚车又从西门而出，他就知道，他们即将被处决了。尚未审讯，就草草问斩，这使他感到非常愤慨。他是一个刚正不阿的人，与谭嗣同最友善。初入军机时，宫中的太监苏拉们照例索要赏钱，他与谭嗣同坚持不给，因而失去了内侍们的欢心。时逢军机首辅大臣礼亲王世铎六十寿辰，大宴群臣，同僚们都纷纷前去送礼祝寿，他和谭嗣同又相约不往。军机大臣裕禄提升礼部尚书时，满朝文武都去祝贺，他和谭嗣同等又违世骇俗，相约不去送礼，并且扬言道：“我等入军机，当夙兴夜寐，劬于国事，为黎民效力，岂有闲暇奔走媚事权贵哉！”耿介如此，所以早就遭到了大臣们的忌恨。现在，他面色苍白，长发蓬松，站在监斩台前，屹立不跪，并向台上的刚毅高声问道：“祖宗法度，临刑鸣冤者，即盗贼命犯，亦当代陈堂上，请予复审。何况我等大臣，不讯而诛，如国体何？如祖宗法度何？尔等更将何以昭示全国臣民百姓？”
杨深秀也在一旁质问道：“本朝气数已尽，奄奄一息，尚能诛谏官么？”
刚毅语塞，喝道：“我奉命监斩，余非所知。快跪，听旨！”
皂役们闻声上前，捺他们跪下。刘光第不肯跪。杨锐在一旁劝道：“裴村，跪跪，且听旨！”刘光第始被迫跪下。
刚毅宣读皇太后、皇上谕旨后。杨锐站起来争辩道：“愿明心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