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四）“报”，原误作“执”，聚珍本作“报”，今据改。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亦作“报”。
（一六五）“尘”，聚珍本同，注云：“太平御览作‘属’。”是聚珍本辑者所用御览与影宋本御览字异。按作“尘”作“属”，于义均通，而以“尘”字义长。文选卷一五张衡思玄赋李善注；“尘，久也。”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作“尘”。
（一六六）“上书”，聚珍本同，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作“尚书”。
（一六七）“刮玺”，聚珍本同，注云：“太平御览作‘引经’。”与影宋本御览字异。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作“刮玺”。
（一六八）“常以日出时”，“日”字下原衍一“日”字，聚珍本无，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亦无，今据删。
（一六九）“其余以俟中使者出报”，此句聚珍本作“其余禺中使者出报”，字有脱误，当以御览卷九〇所引为正。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作“其余遇中使者出报”，亦有讹脱。
（一七〇）“所见”，聚珍本脱，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亦脱。
（一七一）“诏诰天下令薄葬”，“诏”字下原衍“有”字，聚珍本无，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亦无，今据删。
（一七二）“八年闰月”，此年闰四月。
（一七三）“五郡”，原误作“五部”，聚珍本不误，今据改。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八年“闰月，帝自征嚣，河西大将军窦融率五郡太守与车驾会高平”。李贤注：“五郡谓陇西、金城、天水、酒泉、张掖。”后汉纪卷六云：建武闰四月，“窦融与五郡太守将步骑数万、辎重五千两与上会第一”。第一属高平县。
（一七四）“入”，聚珍本同，注云：“太平御览作‘西’。”聚珍本辑者所用御览与影宋本御览字异。
（一七五）“出城餐糗糒”，“餐”字下原衍“粮”字，聚珍本无，今据删。范晔后汉书隗嚣传云：建武“九年春，嚣病且饿，出城餐糗糒，恚愤而死”。李贤注云：“郑康成注周礼曰：‘糗，熬大豆与米也。’说文曰：‘糒，干饭也。’”
（一七六）“腹胀死”，此下聚珍本有以下一段文字：“十一年，幸章陵，修园庙旧宅田里舍。”注云：“文选李善注作‘过章陵，祠园庙’。”按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云：“十一年……三月己酉，幸南阳；还，幸章陵，祠园陵。”后汉纪卷六云：“十一年春三月己酉，上幸南阳，过章陵，祠园庙。”通鉴卷四二云：“十一年春三月己酉，帝幸南阳，还幸章陵，庚午，车驾还宫。”皆不言修园庙旧宅田里舍。初学记卷二四引东观汉记云：“建武十七年，幸章陵，修园庙旧宅田里舍。”显然，聚珍本所辑是据初学记，把十七年事误系于十一年。范书光武帝纪十七年载：冬十月“甲申，幸章陵，修园庙，祠旧宅，观田庐，置酒作乐，赏赐。……。乃悉为舂陵宗室起祠堂。……。十二月，至自章陵”。事又见通鉴卷四三。初学记所引与范书、通鉴完全相合。又光武帝在建武十一年幸章陵，来去匆匆，未能久停，不可能修园庙旧宅。而十七年幸章陵，停留两月之久，故有时间修园庙旧宅。聚珍本编次失误，可以肯定无疑。又按文选卷四张衡南都赋李善注引东观汉记云：“建武中，更名舂陵为章陵，光武过章陵，祠园庙。”此所引乃东观汉记光武帝纪建武三年文，已见前。聚珍本在此引李善注所引为注，舛乱失次。
（一七七）“入犍为界”，聚珍本注云：“范书帝纪，吴汉伐公孙述，出师实在十一年十二月。下‘入犍为界’云云，乃在次年正月，方是十二年事，此盖通始事言之。”
（一七八）“诏书告汉直拥兵到成都”，此“成都”乃“广都”之误。后汉纪卷六云：“汉入犍为界，诸县多城守。诏令汉直到广都，据其心腹，诸城自下。汉意难之。既进兵广都，诸城皆降。”可为确证。
（一七九）“独言朝廷以为我缚贼手足矣”，此句文义不明，必有脱文。
（一八〇）“遣轻骑至成都，烧市桥”，此为拔广都后事，上文叙事未完。范晔后汉书吴汉传云：“入犍为界，诸县皆城守。汉乃进军攻广都，拔之。遣轻骑烧成都市桥，武阳以东诸小城皆降。”
（一八一）“成都十万人，不可轻也”，原无下句。此二句聚珍本作“成都十万余众，不可轻也”，今据补下句。范晔后汉书吴汉传云：“帝戒汉曰：‘成都十余万众，不可轻也。’”
（一八二）“且”，范晔后汉书吴汉传作“但”。
（一八三）“移徙辄自坚”，此叙事未完。据范晔后汉书吴汉传、后汉纪卷六所载，此下有吴汉违诏兵败事，被引书者删去。
（一八四）“下诏让吴汉副将刘禹曰”，此句文选卷五二魏文帝典论李善注引作“上诏让汉曰”。后汉记卷六作“诏让吴汉、刘尚曰”。按范晔后汉书吴汉传云：汉“副将武威将军刘尚”。李贤注云：“东观记、续汉书‘尚’字作‘禹’。”
（一八五）“婴”，文选卷五二魏文帝典论李善注作“孩”，与范晔后汉书公孙述传同。
（一八六）“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此二句原无，聚珍本有，文选卷五二魏文帝典论李善注、王应麟急就篇补注卷三亦引，今据增补。“家有弊帚，享之千金”，为民间习语，言人各自以其所有为善。
（一八七）“放麑”，韩非子说林云：“孟孙猎得麑，使秦巴西持之归，其母随之而啼，秦巴西弗忍而与之。孟孙归，至而求麑，答曰：‘余弗忍而与其母。’孟孙大怒，逐之。居三日，复召以为其子傅。其御曰：‘曩将罪之，今召以为子傅，何也？’孟孙曰：‘夫不忍麑，又且忍吾子乎？’”又载淮南子人间训、说苑贵德。“啜羹”，战国策魏策云：“乐羊为魏将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遗之羹，乐羊坐于幕下而啜之，尽一杯。文侯谓囗师赞曰：‘乐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赞对曰：‘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谁不食？’乐羊既罢中山，文侯赏其功而疑其心。”
（一八八）“矣”，聚珍本注云：“太平御览作‘且’。”与影宋本御览字异。
（一八九）“名都王国”，聚珍本同，书钞卷一三九、类聚卷九三、文选卷一四颜延之赭白马赋李善注、玉海卷一四八引亦同。御览卷三四二、事类赋卷一三引无“名都”二字。书钞卷三一两引，一引作“屠耆国”，一引作“屠耆”。
（一九〇）“马以驾鼓车，剑以赐骑士”，书钞卷一五、卷一二二亦引此事。
（一九一）“手不持珠玉”，书钞卷八引“不持珠玉”四字，与此相合。
（一九二）“公孙述故哀帝时”，此下有脱文。按范晔后汉书公孙述传云：“公孙述，字子阳，扶风茂陵人也。哀帝时，以父任为郎。……述性苛细，察于小事。敢诛杀而不见大体，好改易郡县官名。然少为郎，习汉家制度，出入法驾，銮旗旄骑，陈置陛戟，然后辇出房闼。”由此可以推知下文大意是说述哀帝时为郎，习见汉家制度，据蜀时，以数郡之地备汉家威仪。
（一九三）“益州乃传送瞽师、郊庙乐、葆车、乘舆物”，“郊”字原误作“交”，“乐”字下又脱“器”字。聚珍本作“郊”，亦脱“器”字。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云：“益州传送公孙述瞽师、郊庙乐器、葆车、舆辇，于是法物始备。”
（一九四）“下县吏无百里之繇”，此下二句书钞卷一五亦引。
（一九五）“十三年”，此句至“封孔子后孔志为褒成侯”诸句原无，聚珍本有，御览卷二〇一亦引，今据增补。“十三年”，御览引误作“建武二年”。
（一九六）“殷绍嘉公为宋公，周承休公为卫公”，聚珍本注云：“范书帝纪，建武二年，封周后姬常为周承休公，五年，封殷后孔安为殷绍嘉公，至是改封。”
（一九七）“越裳献白兔”，此句原无，稽瑞引云：“光武建武十三年，越裳献白兔。”今据增补。
（一九八）“封孔子后孔志为褒成侯”，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十四年载：“夏四月辛巳，封孔子后志为袖成侯。”李贤注：“平帝封孔均为褒成侯。志，均子。古今注曰志时为密令。”
（一九九）“十五年，诏曰”，此二句至“聚人遮道啼呼”诸句原无，聚珍本有，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李贤注亦引有此段文字，惟无“十五年，诏曰”五字，今据增补。
（二〇〇）“聚人遮道啼呼”，聚珍本注云：“范书帝纪：十五年，‘诏下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十六年，‘河南尹及诸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皆下狱死’。又刘隆传：‘天下垦田多不以实，户口年纪互有增减。十五年，诏下州郡检覈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号呼。隆坐征下狱。’此所载诏文未完。”
（二〇一）“十七年”，此句至“起居平愈”诸句原无，聚珍本有，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李贤注亦引，仅无“十七年”三字，今据增补。书钞卷九六、卷一三九，御览卷七四一亦引此段文字，字句皆较简略。
（二〇二）“上以日食避正殿”，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十七年载：“二月乙未晦，日有食之。”
（二〇三）“幸章陵”，此下二句原无，初学记卷二四引，今据增补。聚珍本误置于建武十一年。
（二〇四）“凤皇至”，此句至“留十七日乃去”诸句原无，初学记卷三〇引，今据增补。“至”，聚珍本作“五”，御览卷九一五引同，类聚卷九九引作“出”。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十七年十月载：“甲申，幸章陵，修园庙，祠旧宅，观田庐，……有五凤凰见于颍川之郏县。”
（二〇五）“高八九尺”，御览卷九一五引同。姚本作“高八尺”，六帖卷九四、万花谷后集卷四〇、合璧事类别集卷六二、玉海卷一九九、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李贤注引亦作“高八尺”。聚珍本作“高八尺九寸”，类聚卷九九引同。
（二〇六）“盖地数顷”，此上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李贤注引有“行列”二字。
（二〇七）“商贾重宝”，此句至“道无拾遗”诸句原无，聚珍本有，文选卷四九干宝晋纪总论李善注亦引，今据增补。此句上李善注引又有“建武十七年”五字。
（二〇八）“单车露宿”，书钞卷一五引此一句。
（二〇九）“十九年”，此句至“其上尊号曰中宗”诸句原无，聚珍本有，惟“光武”二字作“帝”。御览卷八九引亦有此段文字，仅无“十九年”三字。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云：“十九年春正月庚子，追尊孝宣皇帝曰中宗。”
（二一〇）“一岁”，类聚卷三九引作“一年”。
（二一一）“陛下识知寺舍”，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李贤注云：“风俗通曰：‘寺，司也。诸官府所止皆曰寺。’光武尝从皇考至南顿，故识知官府舍宇。”
（二一二）“眴”，原误作“囗”，聚珍本作“眩”，御览卷七四一引亦作“眩”，按“眴”与“眩”，二字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