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宗时，韦后及太平、安乐公主等用事，于侧门降墨敕斜封授官，号“斜封官”，凡数千员。内外盈溢，无听事以居，当时谓之“三无坐处”，言宰相、御史及员外郎也。又以郑愔为侍郎，大纳货赂，选人留者甚众，至逆用三年员阙，而纲纪大溃。韦氏败，始以宋瓃为吏部尚书，李乿、卢从愿为侍郎，姚元之为兵部尚书，陆象先、卢怀慎为侍郎，悉奏罢斜封官，量阙留人，虽资高考深，非才实者不取。初，尚书铨掌七品以上选，侍郎铨掌八品以下选。至是，通其品而掌焉。未几，瓃、元之等罢，殿中侍御史崔涖、太子中允薛昭希太平公主意，上言：“罢斜封官，人失其所，而怨积于下，必有非常之变。”乃下诏尽复斜封别敕官。
玄宗即位，厉精为治。左拾遗内供奉张九龄上疏言：“县令、刺史，陛下所与共理，尤亲于民者也。今京官出外，乃反以为斥逐，非少重其选不可。”又曰：“古者或遥闻辟召，或一见任之，是以士脩名行，而流品不杂。今吏部始造簿书，以备遗忘，而反求精于案牍，不急人才，何异遗剑中流，而刻舟以记。”于是下诏择京官有善政者补刺史，岁十月，按察使校殿最，自第一至第五，校考使及户部长官总核之，以为升降。凡官，不历州县不拟台省。已而悉集新除县令宣政殿，亲临问以治人之策，而擢其高第者。又诏员外郎、御史诸供奉官，皆进名敕授，而兵、吏部各以员外郎一人判南曹，由是铨司之任轻矣。其后户部侍郎宇文融又建议置十铨，乃以礼部尚书苏飂等分主之。太子左庶子吴兢谏曰：“《易》称‘君子思不出其位’，言不侵官也。今以飂等分掌吏部选，而天子亲临决之，尚书、侍郎皆不闻参，议者以为万乘之君，下行选事。”帝悟，遂复以三铨还有司。
开元十八年，侍中裴光庭兼吏部尚书，始作循资格，而贤愚一概，必与格合，乃得铨授，限年蹑级，不得逾越。于是久淹不收者皆便之，谓之“圣书”。及光庭卒，中书令萧嵩以为非求材之方，奏罢之。乃下诏曰：“凡人年三十而出身，四十乃得从事，更造格以分寸为差，若循新格，则六十未离一尉。自今选人才业优异有操行及远郡下寮名迹稍著者，吏部随材甄擢之。”
初，诸司官兼知政事者，至日午后乃还本司视事。兵部、吏部尚书侍郎知政事者，亦还本司分阙注唱。开元以来，宰相位望渐崇，虽尚书知政事，亦于中书决本司事以自便。而左、右相兼兵部、吏部尚书者，不自铨总。又故事，必三铨、三注、三唱而后拟官，季春始毕，乃过门下省。杨国忠以右相兼文部尚书，建议选人视官资、书判、状迹、功优，宜对众定留放。乃先遣吏密定员阙，一日会左相及诸司长官于都堂注唱，以夸神速。由是门下过官、三铨注官之制皆废，侍郎主试判而已。
肃、代以后兵兴，天下多故，官员益滥，而铨法无可道者。至德宗时，试太常寺协律郎沈既济极言其敝曰：
近世爵禄失之者久，其失非他，四太而已：入仕之门太多，世胄之家太优，禄利之资太厚，督责之令太薄。臣以为当轻其禄利，重其督责。夫古今选用之法，九流常叙，有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劳也；而今选曹，皆不及焉。且吏部甲令，虽曰度德居任，量才授职，计劳升叙，然考校之法，皆在书判簿历、言辞俯仰之间，侍郎非通神，不可得而知。则安行徐言，非德也；空文善书，非才也；累资积考，非劳也。苟执不失，犹乖得人，况众流茫茫，耳目有不足者乎？盖非鉴之不明，非择之不精，法使然也。王者观变以制法，察时而立政。按前代选用，皆州、府察举，至于齐、隋，署置多由请托。故当时议者，以为与其率私，不若自举；与其外滥，不若内收。是以罢州府之权，而归于吏部。此矫时惩弊之权法，非经国不刊之常典。今吏部之法蹙矣，不可以坐守囗弊。臣请五品以上及群司长官、宰臣进叙，吏部、兵部得参议焉；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属，听州、府辟用。则铨择之任，委于四方；结奏之成，归于二部。必先择牧守，然后授其权。高者先署而后闻，卑者听版而不命。其牧守、将帅，或选用非公，则吏部、兵部得察而举之。圣主明目达聪，逖听遐视，罪其私冒。不慎举者，小加谴黜，大正刑典。责成授任，谁敢不勉？夫如是，则接名伪命之徒，菲才薄行之人，贪叨贿货，懦弱奸宄，下诏之日，随声而废，通大数，十去八九矣。如是，人少而员宽，事核而官审，贤者不奖而自进，不肖者不抑而自退。或曰：‘开元、天宝中，不易吏部之法，而天下砥平，何必外辟，方臻于理？’臣以为不然。夫选举者，经邦之一端，虽制之有美恶，而行之由法令。是以州郡察举，在两汉则理，在魏、齐则乱。吏部选集，在神龙、景龙则紊，在开元、天宝则理。当其时久承升平，御以法术，庆赏不轶，威刑必齐，由是而理，匪用吏部而臻此也。向以此时用辟召之法，则理不益久乎？”
天子虽嘉其言，而重于改作，讫不能用。
初，吏部岁常集人，其后三数岁一集，选人猥至，文簿纷杂，吏因得以为奸利，士至蹉跌，或十年不得官，而阙员亦累岁不补。陆贽为相，乃惩其弊，命吏部据内外员三分之，计阙集人，岁以为常。是时，河西、陇右没于虏，河南、河北不上计，吏员大率减天宝三之一，而入流者加一，故士人二年居官，十年待选，而考限迁除之法浸坏。宪宗时，宰相李吉甫定考迁之格，诸州刺史、次赤府少尹、次赤令、诸陵令、五府司马、上州以上上佐、东宫官詹事谕德以下、王府官四品以上皆五考。侍御史十三月，殿中侍御史十八月，监察御史二十五月。三省官、诸道敕补、检校五品以上及台省官皆三考，余官四考，文武官四品以下五考。凡迁，尚书省四品以上、文武官三品以上皆先奏。
唐取人之路盖多矣，方其盛时，著于令者，纳课品子万人，诸馆及州县学六万三千七十人，太史历生三十六人，天文生百五十人，太医药童、针咒诸生二百一十一人，太卜卜筮三十人，千牛备身八十人，备身左右二百五十六人，进马十六人，斋郎八百六十二人，诸卫三卫监门直长三万九千四百六十二人，诸屯主、副千九百八人，诸折冲府录事、府、史一千七百八十二人，校尉三千五百六十四人，执仗、执乘每府三十二人，亲事、帐内万人，集贤院御书手百人，史馆典书、楷书四十一人，尚药童三十人，诸台、省、寺、监、军、卫、坊、府之胥史六千余人。凡此者，皆入官之门户，而诸司主录已成官及州县佐史未叙者，不在焉。
至于铨选，其制不一，凡流外，兵部、礼部举人，郎官得自主之，谓之“小选”。太宗时，以岁旱谷贵，东人选者集于洛州，谓之“东选”。高宗上元二年，以岭南五管、黔中都督府得即任土人，而官或非其才，乃遣郎官、御史为选补使，谓之“南选”。其后江南、淮南、福建大抵因岁水旱，皆遣选补使即选其人。而废置不常，选法又不著，故不复详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