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戈迪默的力作之一《贵宾》出版，更引起了文坛上的轰动，书评家一致认为这是她最好的小说之一。《贵宾》以肯尼亚为背景，描写一个曾经在前英属殖民地担任过行政长官，后来由于同情和支持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黑人领袖，遭到当地白人反对，因而被召回国的英国上校詹姆士·布雷，他在10年后该国独立时，作为新总统的“贵宾”重访该国参加独立庆典，这时他发现作为新总统的他的老朋友已经成为一个独裁者，又遭到了人民的反对，他夹在两派黑人内部斗争中间，他不得不重新作出抉择，最后死在军警和罢工工人冲突的混乱中，成为不应由他负责的残酷行为的牺牲品的悲剧故事。揭示了20世纪60年代许多非洲前殖民地独立后在政治上、经济上和人事上所面临的种种新的难题，显然达不到他们原来向往的获得独立后应该有的理想世界。
戈迪默在《贵宾》中，以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所具有的敏锐感和洞察力，用生动感人的故事情节真实地再现了非洲一些新独立的国家的现实，因而获得了传媒的多方好评。《纽约时报书评》把这部小说誉为一部“长、广、包罗万象的小说，具有传统小说的精密的情节、细致的背景描写……作者富于自信。《贵宾》是一部有见识、有说服力的政治小说，具有历史本身的挑战性与必然性”。这位书评家甚至把《贵宾》与马尔罗的《人的命运》、与柯勒斯的《正午黑暗》相比。
1974年，戈迪默出版了长篇小说《自然资源保护论者》，小说的主人公欧洲白人企业家梅林的一生，主要是通过意识流的手法在回忆中展开。他一生在南非呕心沥血、苦心经营自己的农场，梦想拥有南非这块土地并成为其真正的主人，但最终却不能如愿以偿，因为当地的黑人更需要土地。小说还通过象征的手法揭示出深植于主人公梅林内心的对于生存的焦虑和南非不可避免地将要发生巨大的政治动荡。戈迪默在这部小说中不仅使白人的“非洲主人梦”遭到破灭，并且进一步清理了白人的种族优越感。
发表于1979年的长篇小说《伯格的女儿》，在戈迪默的创作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一部政论性很强也最感人的作品。戈迪默在这部小说中，由过去直接揭露和批判白人的种族沙文主义的主题，转向塑造正面的白人形象。小说的主人公罗莎是以著名女革命家罗莎·卢森堡的名字而命名的。她是南非阿非利卡白人共产党领袖、医生莱昂内尔·伯格的女儿，由于父亲参加反种族主义斗争而身陷囹圄，她从小就是在漫长的探监活动中度过的。在父亲惨死狱中后，她为了要继续父亲所留下的遗愿，为了扩大眼界，去了欧洲。有人以为她去欧洲是逃避南非的困苦生活，可是她最终还是放弃了欧洲的流亡生活，回到南非继续父亲的工作，她以自己的医术救治索韦托事件的受害者，后因涉嫌参加黑人学生运动而被捕入狱。
戈迪默在《伯格的女儿》这部作品中，有意运用意识流的手法，通过女主人公的内心活动推动情节的发展。描绘了罗莎这个白人女性接受父辈的革命洗礼，经过漫长而艰苦的政治斗争磨炼，成长为反种族主义的人权战士的经历，揭示了南非尖锐的社会矛盾，歌颂了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共产党中的优秀儿女光明磊落、无私献身的伟大精神。
《纽约时报书评》认为这是一部充满爱心的政治小说。戈迪默对南非景色与人物（包括黑人和白人）以及黑人苦况的描写又受到一致的赞扬。《伯格的女儿》出版后，由于更加明显和直截了当地接触了南非社会现实，因而曾一度被当局查禁，后来南非政府迫于国际文坛抗议的压力，于四个月后予以解禁。
戈迪默于1981年发表的小说《朱利的族人》中，讲述了在未来由于黑人革命而掀起的全面内战中，一对开明的白人夫妇和他们的孩子不得不依赖于一个家里从前的黑人仆人朱利及其乡亲，并得到他们保护的故事。她写出了黑人对白人的仁爱，以及这爱对白人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的克服，预言性地揭示了南非阶级关系的变化。作者在作品中还表明要写出新旧政权的交替，并以此来代替对新时代的预言。
戈迪默真正写出了对新时代的预言的作品，是她在198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自然变异》。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长篇巨制，也是戈迪默写得最成功的作品之一，是她具有代表性的力作。小说通过一个自幼即我行我素、独来独往的犹太少女海丽拉在父母离异后的生活遭遇：寄人篱下、流亡非洲、参加黑人运动、先后与黑人运动领袖和国家领导人结合，最终成为夺得政权的黑人总统夫人的曲折经历，从更广阔的领域表现了波澜壮阔的非洲民主与民族解放运动，预示了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终将获得胜利的美好前景，展现了戈迪默创作所体现的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终将结束、黑人必然会成为这块土地上的主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犹太少女海丽拉是戈迪默塑造的最具理想色彩的形象，通过她所展示的理想社会，对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制度这一事实，在小说发表后的第三个年头开始成为现实。1990年纳尔逊·曼德拉获释出狱，而后是以绝对多数选票当选为南非共和国总统。几年前在戈迪默这部小说中所预言的“南非共和国第一任黑人总统”将监禁他的监狱甩在身后，乘车检阅军队与群众的场面，奇迹般的但又是绝对真实地出现在南非大地上，这就是他的作品所体现的代表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典型性，海丽拉这一形象还是戈迪默毕生思考消除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终结形象。从20世纪50年代起，戈迪默就通过作品表现出以血统的改变来改变种族对立的思想。她在《自然变异》中写到了海丽拉与黑人领袖的结合，从而完成了这种血统革命。
五、功过自有世人评说
进入20世纪90年代，戈迪默虽已年近古稀，但她仍笔耕不辍，又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1990年发表的《我儿子的故事》，通过一个黑人小孩的所见所闻，描绘了南非反种族主义斗争战士的家庭悲剧，以及他们不平凡的战斗生活。小说不仅表现出作者对南非现实的新的思考和认识，而且显示出她在创作题材上的新的开拓。1994年出版的《没人陪伴我》，反映了在南非建立黑人多数人政权前，那个刚刚过去的充满动乱与希望的历史时期，一对白人夫妻和一对黑人夫妻在大的历史背景下，随着时代巨变的同时，他们的婚姻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小说描绘了在这两对夫妻中妻子都积极地参与为争取黑人自由和建立新政权的工作，而丈夫则是置身于运动之外，开始落伍了，结果妻子都成为女强人，而丈夫则都处于从属地位。作品使人感到南非的白人是否真的属于这个大陆的问题永远是含蓄的。但是它展示了一些西方读者感到陌生的东西：南非国土上的光荣和不幸，那里人们的献身，牺牲与英雄主义。这部小说同戈迪默以往的作品一样，依然是完美而动人的。
纵观戈迪默的创作历程，不论是在短篇小说，还是长篇小说的创作上，都可以看出她在文学创作上已远远超过了南非共和国其他作家。当然这里有着多方面的原因：这首先是她能利用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特殊情况——白人统治阶级与黑人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冲突——作为她创作的题材。其次，就是她对书中角色的描写是用冷静观察的态度，而不是只表现主观上的同情，这样更能博得读者对受压迫者的同情。再就是她的作品只写客观的真实，而不流于政治宣传品或口号。但主要还是由于她自己本身主观上的勤奋努力。人们也许会认为戈迪默作为一个白人作家，在南非的处境自然比黑人作家好一些，因而她能安心写作。因为许多南非黑人和有色人作家如彼得·阿伯拉罕姆斯、阿尔弗雷德·哈庆逊、艾泽基耶尔·慕帕赫列列等由于受到南非反动当局种族歧视政策的迫害，有的不得不长期流亡国外，有的甚至被迫在国外定居，有的被迫中断了自己的写作，有的则根本没有幸存下来，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在南非那种以种族隔离为官方政策的社会中，为受压迫者伸言的白人的勇气，其实更为不易，黑人作家为解放自己民族而进行斗争是势所必然，白人作家则完全是为正义感和良心所驱使则更为可贵。戈迪默作为一个白人作家，由于她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态度，她不仅遭到白人社会的唾弃，背上叛徒的恶名，并且也受到西方和南非一些带着有色眼镜或抱着种族偏见的评论家的无理攻讦，认为她的短篇小说可以描写一些小小的恐怖事件和南非生活的柔情，而不必下决心提出解决办法，这比她的长篇小说表现得更为乐观一些。但她的长篇小说就不同了，认为她的长篇小说是一些美妙地编造出来的故事，并且始终是很混乱而且提不出答案来，往往以悲剧告终。这对戈迪默来说是很不公允的，因为从南非后来形势的发展，特别是1990年纳尔逊·曼德拉的获释出狱，以及紧接着在全国大选中他以绝对多数选票当选为南非共和国第一位黑人总统，种族隔离制度在南非的被取消等等，使戈迪默在小说中所预言的理想成为现实，充分地证明了戈迪默的创作所体现的历史发展趋势的正确性，所以这些滥言是不攻自破的，当然这里也不必再重提前面已经谈到的南非白人政权对她的长篇小说多次的查禁。由于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勇气，这些攻讦和迫害不仅未能阻止她继续创作，并且使她毅然决然于1990年参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
戈迪默作为一个终生保持着白人良心的作家和一个有着深邃和独特创见的思想家，她在创作中所刻意探索的问题，也是她自己一生所不断思考和不断获得解决的问题。由一个任性的小姑娘成长为一位伟大的作家，不是一蹴而成的，是有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的。她作为一个作家的成长过程和她作为一个为黑人解放事业斗争的战士的成长过程是密不可分的。她的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的创作，好像编年史一样地记述了南非人民反种族歧视所遭受的苦难和屈辱。在她60多年的勤奋笔耕中，已发表了短篇小说集11部，长篇小说14部，以及160篇杂文和一部文学评论集《基本姿态：创作、政治及地域》。她的作品在欧美各国受到普遍赞誉，曾多次获得法国、英国、意大利、德国、美国的文学奖和语言协会奖，并三次获得南非最高文学奖CAN奖，被美国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并曾被选为美国艺术科学院荣誉院士和国际笔会副主席。从1981年以来，她曾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最后，终于在1991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这些都是国际文坛对戈迪默本人既作为作家，又作为争取正义战士的赞誉，也是国际社会对她和全体南非人为真理、为人类尊严、为自由斗争所表达的最高敬意。
瑞典文学院在1991年授予她诺贝尔文学奖时，对她的创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戈迪默以直截了当的方式描述了在环境十分复杂的情况下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她的文学作品深入地考察了历史的过程，同时又有助于历史的进程。”“她的获奖是因其壮丽史诗般的作品使人类获益匪浅。”这也是对她一生辛勤创作，至今仍奋笔疾书的最好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