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在地窝子里又闷又潮，我的关节炎就是在那时落下的。由于我们每天干活很累，到了晚上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倒头便睡，也不觉得太苦，但是如果赶上刮风的时候站岗那可就惨了。有一天夜晚狂风像疯了一样撕扯着夜空，有好几个连队的岗哨被风卷走了，下一班岗起来换岗却找不到前一班岗哨了，于是后一班岗的哨兵就又跑回地窝子把大家都喊起来，紧接着全团包括团首长都起来布置找哨兵。我们所的哨兵也不见了，于是我们四个人一组，冒着狂风去找哨兵。风撕扯着我们，在沙子里跋涉是很艰难的，脸被沙子敲打着，一开始是疼，后来就麻木僵硬了。可是由于跋涉得吃力，我们的身上还出着汗。我们也不知道走到了什么地方了，就顺着风向跑，被风裹挟着跌倒爬起来，再跌倒再爬起来，鞋里装满沙子，走也走不动，但也顾不上倒一倒。一直到天亮，就在离我们不远处有一个黑色的东西露出点尖尖，我们赶紧奔过去一看是人头，于是我们赶紧用双手使劲地刨，把他刨出来他已奄奄一息，冻僵了。我们把他脸上的沙土弄干净一看，竟然就是我们所的哨兵小四川，他双手紧紧护着枪。于是我们四个人轮换着把他背了回来。回来后听说，其他几个哨兵也找到了。我们赶紧烧了点热水给他喝，然后又用热水把他洗了洗，才让他躺下。过了一会儿，柴芳军医来了，她一看战士的惨状，掉下了眼泪。柴军医让我们赶紧把他抬到卫生队所在的地窝子，对他采取了救治措施。
我们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开始了营房的建设工作。我们吸取了被沙尘暴袭击的教训，及时修改了建设方案，在可以自成体系的单位根据地形来布局，这样既防了风沙又给连队留出了车炮场和训练场地以及战士们活动的场所，同时我们还可以因地制宜种些蔬菜和树木。
随着天气逐渐变暖，很快新的问题就出现了。由于没处洗澡，加上地窝子里潮湿，施工又紧张，大家都没有时间晾被褥。于是很多干部战士的身上都起了一种不知名的红疹子，一开始大家不知道，以为挠一挠不痒了就好了，于是就互相挠够不着的部位，结果愈挠愈痒且不说，还流黄水，黄水流到其他挠破的伤口上就蛰得生疼，弄得人一夜无法入睡，第二天干活就没精打采的，一出汗，汗水和流出的黄水溶和到一起，就把衬衣沾到了身上，脱也脱不掉，如果硬往下脱，就把汗毛甚至肉皮也脱掉了，疼得哇哇叫。没有办法，大家只好互相用点温水把衬衣浸湿，再慢慢地往下脱。这样就得每天洗衬衣，水又供应不足，只好几个人的衬衣放到一起用开水烫。但是我们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出现了交叉感染，并且有不断加重的趋势，有的人感染比较严重，还发起了高烧。于是有的战士只好光着膀子干活，这样那些土啊，灰啊，落在伤口上又引起了再次感染，那个难受的滋味，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这件事搞得我们焦头烂额，卫生队也想了很多办法，一开始让大家用盐水洗，用盐水洗对于消炎有些作用，但盐水蛰得人更疼。后来又让用花椒水洗，用花椒水洗对于止痒有一些作用，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卫生队进来的治疗皮肤病的各种药膏都用尽了，也不顶事。于是柴军医和卫生队队长赶紧跑到地方求援。地方卫生部门很重视这件事，不仅派来了卫生防疫部门的有关权威人员，还派来了皮肤科、传染科的专门人员，有西医，也有中医。军区医院、野战医院也派来了人员，团里为了配合医生们的治疗，下令凡是得了皮肤病的都不出工了。地方和部队的各路专家们，经过化验、中西医会诊，认为由于大家睡的地窝子不能透进阳光，被褥又不常晾晒，战士们长期在这种湿热的环境中生活，于是就生出了一种湿疹。最后大家一致决定，除了已感染的需要消炎治疗以外，其余的都采用老中医所配制的几种中药熬的两种水治疗，一种是喝的，一种是洗的。卫生队又根据专家们的建议，对所有的地窝子都进行了消毒处理，把所有的被褥、床单都拿到沙滩上暴晒，而且每天都要拿出去晒，每天上午你都会看到一长串的人抱着被褥往沙滩上走，那情形就像逃难一般。
这件事情在专家们走后半个月左右，基本上平静了。大家刚松了一口气，就又出现了了新的情况。这一天清晨起来就下起了小雨，下午又刮起风，我们都没出工，因此晚上也就睡得比较早，谁知到了半夜，一阵激烈的摇动，使得我们住的地窝子顶部有些不够结实的土块就稀里哗啦地落了下来，大家都吓醒了，于是不顾一切地冲出地窝子，站到了旷野里。小雨还继续下着，透骨的冷。这时天有点麻麻亮了，大家才互相看到，由于跑出来比较急，多数人只穿着衬衣、衬裤，只有个别人跑出来时顺手拉了条被子，可是有个别人却只穿了短裤背心，冻得瑟瑟发抖，于是大家都抢着能扯上一点被子，大家挤到被子里发出了唧唧咯咯的颤抖的笑声。原来是半夜发生了地震，尽管震级不大，但是由于我们在地窝子里直接接触地面，因此感觉就特别明显。大家尽管很冷但这个时候谁也不敢再进地窝子了，怕被捂到里边。于是干部们就冒险分别进地窝子帮助战士们，把衣服拿了出来。这一折腾，很多人又都得了感冒，柴军医也感冒了，但是她还是忍住自己的难受到处跑着给战士们治疗。
二
柴军医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她本来一直在部队的野战医院，她的丈夫是我们团的副政委，全家人长期分居，部队为了照顾让他们全家团圆也为了满足她想下部队的愿望，把她调到我们团卫生队，这样她的两个大一点的孩子可以在驻地所在的县城上学，她因为是独生女，她的妈妈也跟着住在部队，帮她照顾她最小的孩子小三，帮她做饭。她们和团首长们住在山坡下的一片开阔地，于是团部就沿着山坡盖了比地窝子稍微好一点的半地下式的房子，绕着山坡形成了一个小回廊，部队首长的家就沿着山坡而建，曲曲弯弯一直通向团部办公地。这个地方一经建好就再也没有动过。
在解放前，柴芳只有十几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参加了革命。父亲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她和母亲连夜逃出了家乡，母亲躲到亲戚家去当保姆，解放后才敢回家乡。她逃出来后一路走一路讨饭，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部队，在那种残酷的环境下，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经过艰苦跋涉终于找到了部队，可见柴军医的坚强毅力是从小在革命阵营里磨炼出来的。到部队后不久就全国解放了，于是组织上就把她送到医学院校学习。毕业后她一直在部队的野战医院工作。她调到我们团之后不久就赶上我们团建营房，柴军医并不以为苦，她一天到晚穿梭在各个连队的工地，无论哪个连队的战士有个伤有个病，她都能第一时间赶到。她不仅帮助连队处理伤病员，而且还给连队讲解公共卫生知识，讲防病小常识，特别是部队经历了那场疹子事件之后，她在这方面更认真了，她经常督促我们晒被褥，指导我们用绿豆和沙漠里的各种野草熬汤，让我们喝了用于预防感冒和一些传染病。她指导我们用戈壁滩上的野草苦豆子、甘草、麻黄草熬水，不同时期熬不同的水。春天为了预防感冒，她就指导我们用甘草熬水喝，秋天容易闹肚子，她就指导着我们用苦豆子熬水喝。在她的指导下，我们有时没菜吃，就采一些戈壁滩上特有的野菜如沙葱做包子，沙葱吃起来有点韭菜的味道，挺香的。戈壁滩上有很多我们认不得的野菜，我们都在柴军医的指导下，或炒，或凉拌，或做包子，或包饺子，我们的餐桌上经常有一种野菜叫苦苦菜，这种野菜我认识，我们小的时候的困难年代就经常吃它，它救过多少人的命，我们对它情有独钟。有了这些野菜，即使我们生活在荒原上，我们的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
柴军医从来没有星期天，整天从这个连队的工地到那个连队的工地，她的脸上晒脱了皮，她是江南女子本来挺白的，但由于经常在阳光的暴晒下工作，她的脸竟然像藏族人的脸一般呈黑红色。柴军医即便是在家里也是忙忙碌碌的，为了战士们她甚至连老母亲和孩子们也搭上，一到星期天，她就让孩子们帮她搓棉球，她则坐在缝纫机旁为战士们缝补衣裳。有一次我家属来到部队，说是请她给我的儿子看一看病，我们走进她家看到她正在缝补胶鞋，因为她整天奔波在工地上很费胶鞋。她不像地方的女同志星期天穿个什么花衣服，她一天到晚都穿军装，那时的军装都是棉布的，不怎么结实，因此她除了胶鞋打补丁，衣服胳膊肘处、裤子的膝盖处和臀部也都打了补丁。战士们觉得她实在太辛苦了，有时就把破了的衣服藏了起来，但是她到地窝子里给战士看病，发现了就拿回来帮战士们洗了，缝补好再送回来。
柴军医的爱人老黄是我们团里的副政委，分管营房建设，那时营建所需要的一些原材料还要和地方联系。地方也是需要有指标的，黄副政委有时为了一点指标，不仅需要经常和军区营房部门打交道，还要经常向地方求援，有些计划指标有时还要到临近省市去求援。为了营建所和营房部门的同志，他想尽千方百计，东奔西跑，有时部队急需的原材料要的急，他在联系好之后，就赶紧亲自去提货。有时为了赶路，他们连续几天仅在车上吃点干粮，喝点自带的凉水。他为了我们部队的营房建设吃尽了苦头，也把自己的身体累垮了。他和柴军医虽然在一个部队，但是却很少碰到一起。黄副政委即便在部队，也是和工程技术人员在检查工地的施工质量和施工中出现的不可预见的问题。
他们夫妻俩就是这样各自为部队建设忙碌着，有一天终于出事了，这一天柴军医正在指挥连给一位战士看病，一个战士慌慌张张跑来喊柴军医，说是有一位首长在三中队的工地上昏倒了。柴军医跟着战士跌跌撞撞地就往三中队的工地跑，一边跑着柴军医心里也猜到个八九不离十，她的直觉告诉她，这个昏倒的人有可能就是自己的老伴黄副政委。因为自从她调来之后，他们两人就很少在一起吃饭，有时偶尔在一起吃顿饭，她发现他吃得很少，人也明显消瘦，有时夜里他还背过自己呕吐，她也问过几次，他都说可能是工作太紧张了累的。她有时问的多了黄副政委还不高兴说：“当兵的怎么也婆婆妈妈的。”由于柴军医的工作实在太忙了，也顾不上他。柴军医来到三中队一看，果不出所料，病倒的就是黄副政委。在柴军医到来之前另一位军医已提前到达，抢救措施都已用上，柴军医就给老伴进行了细致的检查，说实在话，这么多年她还是第一次这么细致地给老伴检查身体，她凭着多年的经验，感到老伴的消化系统出了大问题了。黄副政委当天就由柴军医陪着到军区总医院去做进一步的检查治疗，没想到黄副政委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