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了武汉以后，看到到处贴着‘打倒走资派×××’‘打倒保皇派××兵团’‘打倒修正分子×××’的大字报。我们出了火车站不远，就走不动了，到处都是街垒工事。我们拿出父亲单位的地址问路，有人告诉我们这个厂是军工厂，都是××兵团的，是保皇派，和这里筑街垒的是两派，要我们绕着走，不然的话有可能被当做奸细扣下。我们按照好心人的指点，绕到城外，终于走到了父亲的工厂。离父亲的工厂很远的地方就设了卡子。我的小妹虽然还没上学，但是也认识一些字，这时她突然指着远处的墙上有父亲的名字，我们抬头望去果然是‘向罗林同志致敬！’的标语。标语有点旧了，说明已经贴了有一段时间了。这是什么意思，我们迷惑不解，守在卡子跟前的人不让我们进，我们就指着墙上的标语说，我们就是墙上贴的标语上那个人的孩子。他们一听，赶紧派人把我们领了进去。进去后屋子里有很多人，有一个头目一样的人问我们：‘是听到了什么还是为别的事找父亲。’我们就把母亲去世，我们来找父亲的事情说了，整个屋子里的人都惊呆了，他们立刻都围了过来。这时我们才知道我们的父亲已经去世三个月了。原来父亲工作的这家工厂是军工厂，这里的人几乎清一色的‘老保’，他们坚决保卫工厂，不使他们所生产的武器流失到外面，在‘造反派’偷袭工厂时父亲为一个年轻人挡了子弹，年轻人得救了，父亲被抬到医院后抢救了五个小时以后去世了。‘那你们为什么不通知家属？’姐姐急切地问。他们说：‘你们的父亲说你们的母亲身体不好，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都不要告诉你们家。’姐姐一听就大哭了起来，我想到我的可怜的父母到最后一刻都想着对方，都想着别人，我突然觉得父亲死得是值得的。晚饭是在工厂小灶吃的，这样丰盛的饭菜我们还是第一次吃到。有鱼，有红烧肉，有炖肉骨头，有小虾米，还有两道菜我叫不上名字，还有一道肉丝汤，姐姐看着满桌的饭菜只是哭根本吃不下去，我和妹妹真是饿急了，也顾不了那么多就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在座的人都瞅着我们俩吃，有一个年龄大一点的人一个劲地给我们夹菜，嘴里不停地说：‘好好吃，孩子们饿坏了。’直到这时我才抬起头看了看周围的人，有四个老一点的，还有一个年轻人始终低着头。直到这时，其中一位年长一点的才开始说话，他们四个人，一位是父亲厂里的，也是他们这个战斗兵团的负责人，叫张永昌，一位是父亲生前的好朋友，叫刘立平，一位好像也是父亲厂里负责的，叫我们多吃点的那位老人，是父亲厂里的老工人叫陈树德，父亲救的就是他的儿子叫陈新。陈新就坐在我的对面，他始终低着头，一声不吭，父亲的好朋友介绍完之后，他站起来向我们鞠了一躬，满眼含泪地说：‘对不起，是我害了罗叔叔，是我害了你们全家，使你们这么小就失去了父亲。’他使劲地捶打着自己的头，大哭着说：‘我是罪人，我对不起你们，你们就不要回去了，我做牛做马也要把你们养大成人。’张勇昌说：‘孩子，怎么能怪你呢？要怪只能怪那些“造反派”。你是在工作，你有什么错，你千万不能这么想。’其他的人也都劝他，他终于停止了哭泣。张叔叔又劝大家先吃点东西，有些事随后再商量。陈树德叔叔则说：‘不管怎么说这事是因为小新引起的，孩子们，你们考虑考虑，听说你们还有一个叔叔，要不给你们的叔叔发个电报叫来一起商量商量，你们如果愿意留在武汉，不管有多大的困难，我们也要想办法照顾好你们。’张叔叔也说：‘我们厂里也可以照顾你们。’吃完饭他们把我们送到厂里的招待所，我们刚坐下就进来一位军人，他们告诉我们说是支左部队住厂里的军代表，他进来后很客气，说：‘孩子们，你们辛苦了，你们的生活问题我们一定解决好。’他们又把我母亲去世的事情说了，军代表感到很惊讶，就问我们是想回老家还是留到这里。姐姐说：‘我们晚上商量一下明天给你们答复。’他们走了之后，姐姐把我们两个叫到跟前说：‘我们现在是爸爸、妈妈都没有了，我想我们的父亲已经不在了，现在这个地方又这么乱，我们在这里人生地不熟，我们几个孩子待在这儿还要给别人找麻烦，我看我们还是回去吧，你们两个同意不？’我说：‘听姐姐的，姐姐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妹妹说：‘我也听姐姐的。’妹妹这时好像长大了许多，但是她毕竟还太小，说完就到楼道里乱跑起来，气喘吁吁地告诉我们这里没有茅房，我和姐姐赶紧出去一看，厕所就在走廊里，妹妹则惊呼：‘这么高级的茅房呀！比我们的家还好。’我们在武汉住了三天，陈新和他父亲一直陪着我们，听说他们家借了很多钱，不知他们借钱干什么，第四天军代表来到招待所，拿五千元钱交给姐姐说：‘这是陈师傅和全厂职工凑的，孩子们，你们今后生活的路还很长，这点钱你们拿上，车票已经给你们买好了，让陈师傅和陈新送你们回去。’天呀！这么多钱呀！我一下子明白了陈师傅家为什么借钱了，现在我们什么客气话也没法说了，就只有把钱拿着了。陈新的妈妈也来送我们，给我们蒸的馒头，说是让我们火车上吃，还给我们买了衣服、鞋子。说是本来还要给我们买些水果，但是现在太乱，什么也不好买。陈师傅父子俩一直把我们送到家，在我们家住了几天，给我们把房子修了修，把我们家的柴房、厨房都收拾得好好的，他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我们家。后来小陈每隔一段时间就来我们家一趟，他尤其对姐姐很好，每次来都给姐姐带个小礼物。但是姐姐还惦记着刘波，总是不接他的茬。同时姐姐也对刘波这么长时间不来信心里有些疑惑，于是她准备到刘波家去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第二天正好是赶集的日子，姐姐起了个大早，给我们做了点吃的，就领上我和妹妹上路了，这是父亲、母亲去世后姐姐第一次领我们出门，我们都很高兴，姐姐领着我们在集上买了点水果，就往刘波家走。镇子上离刘波家不远，我们走了一会儿就到了。我们推开院门，只见院子里东西放得很凌乱，我们推开屋门，屋里光线很暗，只听到一个微弱的声音问：‘谁呀？’我们进得屋子以后看到堂屋的正墙上挂着刘波的遗像，姐姐一看眼泪立刻就出来了，我们赶紧扑进东屋，只见一个老人倚被坐在床上，他的一只眼睛好像残了，另一只眼睛还能看到东西。老人告诉我们他是刘波的父亲，刘波的母亲到镇子上去给他抓药去了，叫我们稍等一会儿刘波的母亲就回来了。他告诉我们他原先是镇上粮库的主任，因为‘造反派’要抢粮食他不让抢，结果眼睛被打瞎了一只，腿也被打断了，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一条腿永远地残废了，现在拄着拐棍勉强能走路。他还告诉我们刘波在给姐姐来最后一封信之前查出来恶性肿瘤，刘波为了不连累姐姐，不让姐姐惦记，就给姐姐来信谎说出于保密的原因不再和姐姐通信了。姐姐听到这里以后立刻跑了出去，站在刘波的遗像前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对着刘波的遗像就哭了起来，正在这时，刘波的母亲回来了，她看到姐姐站在刘波的遗像前哭，先是愣怔了一下，紧接着她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也跟着哭了起来，哭了一会儿她又赶紧拉姐姐和我们坐下，紧接着她又打开箱子，拿出了一件花衣服。这是刘波刚得病但是还没确定什么病，到军区总医院检查病时买的，紧接着他就被确诊为癌症，于是他就没有邮这件衣服而是写了那封信。刘波的母亲还拿出了刘波临去世前写给姐姐的信。
宏英：
你好！当你接到这封信时，我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你是个好姑娘，在我生命的最后阶段，我十分想你，我想到我们在一起时那些幸福的时光，我感到无比的甜蜜，这种幸福甜蜜的回忆，减少了我的疼痛和痛苦，于是我在最难受的时候我就想你，我还向同病房的病友谈你，我把我写给你的诗给他们看，我把你写的诗念给他们听，他们陪着我哭陪着我笑，你给我生命的最后时刻，带来了无限的欢乐。只是我没有福气成为你最亲的人，这可能就是命运吧！希望你好好生活，你这么好的姑娘肯定有好小伙子喜欢你的。
祝你万事顺利！
刘波绝笔！
姐姐看到这封信后哭得更凶了。紧接着刘波的母亲就赶紧点火做饭，姐姐执意不在他家吃饭，但是刘波的父母亲都不干，刘波的母亲说：‘今生我们虽然不能做婆媳，我有两个儿子没有女儿，孩子你可以做我的女儿，我们希望你在赶集的时候来我们家歇歇脚。’盛情难却，我们只好在他们家吃饭。这顿饭二位老人尽了最大的努力，宰了自家的一只正在下蛋的老母鸡，炒了自家腌的咸菜、咸肉，我们感到很不落忍。下午我们回来的路上，姐姐捧着刘波送的花衣服边走边哭，回到家里姐姐也不给我们做晚饭，趴到床上继续哭。父母亲的去世对姐姐的打击就够大的，但是对于刘波那里姐姐还怀着一丝希望，然而，这次刘波去世的消息是彻底把姐姐击垮了。姐姐不吃不喝整整睡了两天两夜，第三天早上起来她喝了一点我熬的稀饭，她对我和妹妹说：‘姐姐我想通了，这就是命啊！从现在起姐姐带着你们俩好好过。’真是从那天开始姐姐的情绪好了很多，好像也开朗些了，我和妹妹也受她的情绪的感染，心情轻松了些。在这期间小陈来过一次，姐姐对他的态度也好多了，小陈这次来也受姐姐的情绪的感染，住得很快活，走得也很愉快。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一天，天气阴沉沉的，姐姐看了看天，自言自语地说：‘看样子雨好像下不来，我今天不下地了，趁还没下雨，和你们上山砍点柴存起来。’我们高高兴兴地到了山上开始砍柴，就在这时下起了暴雨，我们一下子慌了，妹妹踩松了一块石头，石头往下滚，紧接着妹妹也随着滑倒滚了下来，姐姐一个箭步蹿过去一把拽住了妹妹，大声喊：‘宏喜快把柴扔掉。’我赶紧把柴扔掉，姐姐小心翼翼地把妹妹扶到我的跟前，然后用我们带的捆柴的绳子把我和妹妹拴住，因为我的绳子连同柴火一起扔掉了，这是我们唯一的一条绳子了。姐姐用手拉着绳子，我和妹妹慢慢地往下滑动，可这时姐姐突然滑倒，朝下骨碌下去，姐姐怕把我们带下去，她就手放开了绳子，这样姐姐骨碌得很快，我和妹妹都吓傻了，大声哭喊着姐姐，姐姐只喊了半声：‘别管我……’其余的就听不见了。我和妹妹哭着回到村里，叫来乡亲们寻找姐姐。姐姐很快在山沟里找到了，姐姐浑身都是泥，一块大石头压在了姐姐身上，就这样姐姐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妹妹哭得撕心裂肺，我则很发愁，我和妹妹今后怎么办呢？乡亲们帮着发电报叫来了叔叔、婶婶和小陈，小陈很悲伤，哭着说：‘都是我害得你们家破人亡。’我们是第一次见婶婶，婶婶看起来慈眉善目的，她一直拉着妹妹的手，妹妹被这一系列的打击彻底吓傻了，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我在姐姐的遗体还在山上的时候解下了挂在姐姐腰上的钥匙，我把钥匙给了叔叔，叔叔去镇上信用社取了些钱，把姐姐和母亲埋到了一起。小陈提出要把我们带到武汉去，由他来照顾我和妹妹，但是叔叔、婶婶都不同意。叔叔、婶婶很快地为我们办好了孤儿的证明，我们到了甘肃后他们又为我们办好了准迁证，再后来，我们就在甘肃住了下来。现在妹妹还在叔叔家。由于妹妹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经受的这么多打击不是她小小的心房能装得下的，她的精神受到了严重的刺激，她整天不说话，有时晚上睡觉突然惊醒，大喊大叫。叔叔、婶婶自己没有孩子，他们把我和妹妹视如己出，对我们很关怀。我到了甘肃后念完初中本来要下乡的，就是因为有我们老家开的孤儿证明，我才参加了工作。因为我一心想当兵，刚好去年咱们部队在我们那儿征兵，我就来了，我人虽然到了部队，但是，我很惦记着妹妹，因此，我经常一个人在那里瞎想，只有收到妹妹写来的信，我才放心。”
罗宏喜讲完了，他似乎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但是我的心却堵得厉害，像有一块大石头压在心上，气也喘不上来。但是，我还是安慰了他一番，他自己也说：“指导员，希望您为我保密。”因此直到出事之前，罗宏喜的事情我们所除了我谁也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