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主任在逐步解决生产技术难题的同时，又从核算员那里要来“工资发放表”细心琢磨，他发现不管产量、质量、成本完成情况如何，每月车间都要从工资总额中提取8%发放奖金，奖金的分配比例是按职位系数分配的，依次是主任、副主任、班长，工人竟然一个都没有。从奖金分配的角度分析，所有的功劳都是班长以上人员的，工人的存在与否好像跟车间没有多大关系。吴主任深深叹了口气，炼出来的那一块块电石难道靠的不正是工人辛勤的汗水吗？他纳闷，每月连生产计划都完不成，管理人员还月月拿奖金，难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不对吗？多次自问后，他便有了主意，决定对工人的辛勤付出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干满一月报工后，吴主任急着分析上月的生产情况，副主任和班长急不可待地找到他，说主任这月奖金怎么分配呢。吴主任假装糊涂地说：“产量、成本与计划相比还是没有完成，哪来的奖金？”副主任说：“可以了，这月完成了96%，比前期好多了，有进步就应该有奖金，何况这都是惯例，大伙心里都明白，是不，大伙说。”于是，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特别赞同副主任的说法，一副没有奖金绝不罢休的架势。吴主任知道，一个不团结的班子是没有办法带好一个团队的，一个不发扬民主的班子是没有办法得到职工拥护的。如果不改变一盘散沙的局面，电石炉的生产情况难以好转。此时此刻，要稳定生产先得稳住管理人员，因此他极不情愿地和其他管理人员商定了奖金分配方式，其他管理人员的奖金分配不变，只是把自己的那份拿出来奖给三个评选出的优秀工人。
工资发放前夕，吴主任让核算员把工资发放表张贴在厂务公开栏，工人首次看到自己的工资表兴奋不已。这么些年了，工资表在工人心目中一直是个保密的东西，没想到新主任来的第一个月就公开了，并且首次让一线工人得了奖金。有人称赞新主任就是不一样，有人说新主任在作秀，但不管议论如何，反正新主任确确实实没拿一分钱的奖金。看着工人拿奖金后十足的干劲和看自己时和善的眼神，吴主任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连续数月，新主任还是执著地实施他的想法。其他管理人员一看新主任来真的，有些忐忑不安，纷纷私下里找主任让出奖金，并且和主任签订了目标责任书，说是完成了才拿奖励，完不成该罚多少就多少。
从此以后，班长们主动在生活上关心职工，在工作上帮助职工，坏了将近半年的饮水机修好了，热饭的电磁炉也买了……车间的产量、质量明显提高了，职工的收入不仅有了保障，而且一个个有了合理的差距。新主任的做法和其他管理人员思想的转变，让工人看在眼里感动在心。电石炉成了一个和谐的车间，成了一个和谐的家庭。
杨二娃虽说是个临时工，但在厂里上班已经八年了，他经过的见过的不比吴主任少，只是没想到熬了这么些年终于才等了个真正替工人着想的主任。这次有机会和吴主任喝酒他很激动，喝多是很正常的事，可他拉着主任的手说的全是心里话，并不是得了奖励奉承主任，说的都是工人的心声，他说：“主——任，主——主——任，跟——跟着你干工作真是快乐。现在心不累，活也不累，相信大家，咱们的车间一定会越来越好。但你可别觉不着骄傲了，一定要领着我们一直干下去，否则，我——就……”。其实，吴主任真想听完他的心里话，只是杨二娃已经醉得扯起了呼。但杨二娃想表达的那份真情，主任和在场的同事完全心领神会了。
固守家园的母亲
陈勇
母亲备了一大堆干粮，执意要走新疆。
我和姐姐极力相劝，我们说：“妈，你要真走的话，多带点钱就行了，火车上啥吃的买不来呢？带这么多的熟食，多麻烦！再说，天热，搁两天就馊了。”
母亲说：“能省就省点，听说火车上的东西贵得很，咋能花销得起？”
母亲又找出了多年前父亲用过的一个军用水壶（我们这里叫“水别子”），要带着上路，用它来喝水。
我说：“妈，这东西早不时兴了，你再用它，别人会笑话的。”
母亲说：“时兴的东西，大都是个样子货，不实用。这别子既能装水，又不怕摔，好着呢！”
母亲念叨着要走新疆已经有好几个年头了，但一直未能如愿。今年的这个暑假，我已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而姐姐两年前就已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暑假回家探亲，没啥要紧事做，闲在家，能煮煮洗洗操心我们吃喝了。母亲就是逮住这个机会，要走一趟新疆。可这不是走新疆的时候。酷暑烈日，茫茫戈壁，母亲瘦弱的身躯，哪经得住那烈日的暴晒？我们把这些道理讲给母亲听，还搬出“木乃伊”说服她。我们说：“妈，你知道新疆那地方有多热吗？人若热死在戈壁滩，一天就被晒成干尸了，啥叫木乃伊？木乃伊就是被晒干的干尸。”母亲不信，一个劲摇头。母亲说：“你们别编瞎话吓唬我，照你们这一说，那新疆的人全都热死了，可人家为啥都活得好好的？”我们劝不住母亲，又不放心母亲，就提出要走全家三人一块走。离开学还有四十天，四十天走趟新疆足够了。可母亲说：“钱呢？你们能从地下挖出几千块钱来，我就让你们跟我一块走。”母亲说这话的时候，眼里流露的是无奈和辛酸。我和姐姐再无话说。是呀，走一趟新疆，去去回回不花个千八百元是不行的。母亲为了省钱，连个喝水杯都舍不得买，别说再增加两个人的远途消费。况且，我们还面临着上大学的学费问题。我们即使把全身的血抽干，也换不来那么多的钱。
母亲是被迫走新疆的。母亲到新疆是为了找回我们的父亲。
我们的父亲十年前就走了新疆。
父亲走新疆的时候姐姐八岁，而我，才是个刚刚能记事的六岁顽童。
而我们的父亲，却不顾我们年幼体弱，丢下我们只身去了新疆。
父亲远走新疆的起因，是因为他无数次地跟母亲吵架。父亲嗜赌。听母亲说，父亲一进赌场就不是他自己了，不把身上所有的钱赌光不回家。对于父亲的赌，母亲一开始是好言相劝。母亲说，你这人勤快，能干，我服你，你看咱们搭的那个蔬菜温棚，比村里谁家的都好，比谁家都能赚钱。我想，咱们守着这温棚，有能力的话，再逐年扩大一点，日子会红红火火过下去。庄稼人不图别的，就图个安分，图个富裕，只要你别往赌场跑，我就知足了。
母亲说得不无道理。咱们这里是川区，又有黄河水浇灌土地，年种年收。仗着这优势，村里又率先搞起了温棚蔬菜，光景虽说好不到哪里去，但也压根儿不会穷。只要父亲安分守己不贪赌，我们家的日子还算殷实的。
但父亲不听，父亲说他玩赌的目的是想尽快赢得一大笔钱，有了钱，就把全家搬到城里去。父亲总是说，乡下的日子，有啥过头，当农民再富裕也是个农民，这种日子他是过够了，他想过城里人的日子。
母亲劝不转父亲，后来就发展到争吵，再后来就变成了打架。在又一次争吵打闹之后，父亲说，这个家容不下我，我走！我走还不行吗？母亲赌气说，你走，走得越远越好，走了再别回来。父亲的出走在我们的心里留下了抹不掉的阴影，若干年后我读那句名诗，往往就读成了“风萧萧兮黄河寒，父亲一去不复返。”
父亲出走，母亲最初不以为然，相信过不了多久父亲就会回来，出走只不过是赌气而已，就跟她赌气骂他一样。父亲数年不归，母亲就后悔了，后悔不该骂那样刻薄的话，再后来，就由悔变成恨了。母亲说没见过世上有这样黑心的男人，老婆可以丢下不顾，亲生骨肉怎么能不顾呢？母亲说这话的时候，恨得牙关紧咬，从胸腔迸发的烈火把两个眼球烧得通红通红。
这回，母亲是铁了心要去找父亲。
母亲说：“你们的老子就是死在外头，我也要把他的尸骨找回来。”
面对母亲，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
母亲乘火车上路的那天，我和姐姐都到车站送行。在站台上等车的那一刻，我们还向母亲重复着不知说了多少遍的那句老话：到了新疆，你哪儿也别去，就在乌鲁木齐找。父亲肯定是在乌鲁木齐，因为他向往大城市，他不可能跑到新疆的乡下或小城镇去。到了乌鲁木齐就去找公安局或民政局帮忙，千万别瞎闯……母亲一个劲点头，说记住了记住了，让我们放心。
我们怎能放心呢？千里迢迢，人海茫茫，母亲这一去……我们的母亲，此时已是两鬓染霜、双腿打弯的人了，站在毒日头下宽阔的站台上，显得那么微弱、渺小，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
火车载走母亲的那一刻，我们姐弟俩相拥而哭。我们的身躯在烈日下像被寒风袭击了一样颤抖不止。
我们已经失去了父亲。我们害怕再失去母亲。
母亲走了，我们的心悬起来了。
在这个难熬的暑假，我们无心读书，也无心下地。我们每天谈论的话题只有一个：母亲能不能找回父亲？我们想象着，作出了许多假设，但又一一推翻了。及至后来，我们对母亲找回父亲已不抱一丝希望，只企盼母亲平安归来。
以往，我们对电视播放的天气预报不屑一顾，自母亲走后观看天气预报成了“必修”的科目。我们关注的焦点是乌鲁木齐，我们的心绪随着乌鲁木齐温度的变化而变化。我们希望那地方每天风和日丽，气温不冷不热，但那地方老刮风，这就让我们担忧了。这天，预报说那地方又刮大风，姐姐就长长叹了口气说：“不会再刮沙尘暴吧？”
姐姐说出“沙尘暴”三个字时，我的心不由得剧烈地抖动了一下，同时下意识地摸了摸脸颊上的伤疤。我脸颊上的伤疤是沙尘暴留给我的永久纪念。要不是母亲，那场沙尘暴可能就要了我的小命，想起就有些后怕。
那是父亲离家出走半年后的事。父亲头年秋天出走，沙尘暴是翌年春上肆虐的。父亲走了，母亲一如既往地侍弄她的温棚。母亲在温棚劳作时，我大部分时间也是待在温棚里。我喜欢温棚那早早开放的黄瓜和西红柿秧上的黄色花朵，喜欢太阳隔着塑料薄膜照进温棚暖融融的光线。我在温棚撒泡尿玩泥球，或拿根棍子捅蚂蚁洞，玩累了，就背靠着墙晒着暖融融的阳光睡上一觉。我睡着时，母亲会给我身下铺上一个厚厚的蒲草帘子，在身上盖上一件棉毯或衣服，以防我身下受潮身上着凉。父亲的出走加重了母亲的劳动量，她每日必须干到天黑才回家，中午饭也不回家吃，就着凉开水啃一块饼子了事。
那天的沙尘暴是从下午开始肆虐的，事前连一点征兆都没有。也许有征兆，只是母亲光顾埋头劳作没有发现罢了，等到发现了，温棚内已是一片昏黄，风把顶棚和阳面的薄膜吹得一鼓一鼓并发出“扑哧扑哧”的巨大声响。母亲惊呼一声哎呀不好，接着就往棚外跑，她是跑出棚外爬上棚顶去放蒲草帘子。种温棚蔬菜，挂蒲草帘子是必不可少的工序。黄昏来临，要将卷放在棚顶墙沿的帘子一一放下，厚厚实实遮住薄膜，一来保住白天阳光投给棚内的气温不致流散，二来避免夜晚的强风刮破薄膜。清晨日出，再将帘子一一卷起。此时母亲上棚顶放帘子，自然是为了挡住那乍起的猛风。而那时的我，身上正盖着母亲的一件衣服沉沉大睡，是母亲的那声惊呼惊醒了我。我惊慌爬起，看到棚内一片昏暗，一时不知这世界怎么了。继而，我听到了呼呼的风声，同时看到棚顶的帘子一张张放下，而帘子每放一张，棚内便黑暗一层。我被这黑暗吓昏了头，急得喊爹叫娘哇哇大哭。我听到母亲在棚顶对我喊叫：“石头，别怕，就在棚里待着，你可不能出来，千万不能出来……”母亲的喊声近在头顶，我听了似在天边。我不晓得母亲的声音是被风刮远的，我弄不懂母亲为啥不让我出棚。她越不让我出棚，我越是想跑出棚去。我害怕黑暗，黑暗越来越重。我的恐惧也越来越重，顶棚的帘子每放一张，我的头上就像被魔爪狠抓一下。我撒腿跑出棚外。
跑出棚外的我呼一下就被大风刮了个跟头。我不晓得世上还有那样大的风。那根本就不是风，而是魔鬼的巨掌，那巨掌把我一推一个跟头。当我从地上爬起欲钻进棚时，风推着我直往前撞去。我像一片残叶，被轻而易举地推到了棚侧的一棵树上。我的额头撞着树干的时候，我还未听到那响亮的“咚”地一声响，就昏迷过去了。
如果单单是额头撞着了树干，那倒不要紧，顶多撞个脑震荡，受点罪缓两天就会好的。可偏偏那树干上有个三寸长短手指粗细的干硬的枝茬子，那枝茬子在我的额头撞树前，便毫不客气地抢先一步捅穿我的脸颊直插到嘴里，连舌根也给捅破了。
我被撞得失去知觉，恐惧也从身上飞得没了踪影。可我的母亲却为我遭了大罪。她听到我撞树时“哎呀”一声喊，慌得一骨碌从顶棚上跌下地来。她跌下地来未及起身，滚爬到树下将我抱起。她抱起我时那枝茬子还横在我嘴里，她抱不动我，方才发现我的脸颊插进了东西。她把我的脸颊从枝茬子上拔出，我的面目早被血染得一片模糊，母亲当时就吓得昏厥过去。她从昏厥中醒来，抱着我，在满天风沙中疯跑狂颠，嘴里一边喊着：“救救我娃，叔叔大爷们，快来救救我的娃……”
此后，是一辆四轮手扶送我上县城医院的。那是邻居王三虎的手扶。王三虎的手扶顶风冒沙跑了整整两个小时才到达医院。王三虎说，搁平时，半个小时就跑到了。那天的风阻力太大，有几次上桥坡，差点就把手扶掀翻了。那天沙尘的浓度很重，三米开外不见路面，人的眼也被沙粒打得睁不开，手扶只能蜗牛般慢慢爬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