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宝生
每个时代都会产生属于自己时代的学术大师。季羡林先生是中国20世纪的学术大师之一，那么，我们怎样为季先生的学术成就定位？我在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大师治学精神学录》撰写的《季羡林》一文中，称季先生为“东方学大师”，并在结语中说：“中国东方学有季羡林这样一位大师，实为中国东方学之福祉”。
东方学，顾名思义是研究东方文化的学科。东方指亚洲和非洲。东方学的分支学科包括汉学（Sinology）、印度学（Indology）和埃及学（Egyptology）等等。季先生学术生涯的起点是印度学，主要研究佛典语言。此后，他的研究范围不断延伸扩展，包括中印文化交流史、印度古代文学、印度佛教史和中国佛教史等等。同时，季先生于1946年从德国回国，受聘于北京大学，组建东方语文系，为中国现代东方学学科的创立作出了重大贡献。现在，国内常称季先生为“国学大师”，据说有些学者对此持有异议。其实，我们应该注意到，季先生的学术出身是印度学，但他并非单纯地研究印度文化，而是始终与中国文化的研究紧密结合。诸如中印（或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和中国佛教史研究本身就属于国学范围。譬如，季先生主持的《〈大唐西域记〉校注》和撰写的《糖史》都属于国学研究课题。尤其是对中国新疆出土的吐火罗文A（焉耆文）《弥勒会见记剧本》的释读，堪称国学中的“绝学”。因此，称季羡林先生为“印度学大师”或“国学大师”都是可以的，当之无愧的。而我更愿意称季先生为“东方学大师”。因为他的治学范围和学术成就包含印度学和国学两个方面，而他又是中国现代东方学学科的创建者和组织者，称为“东方学大师”更能体现他的学术特色。
我们今天庆祝季先生95华诞，皆在表彰季先生的学术成就，学习季先生的治学精神。治学精神可以说是每位学术大师的学术之魂。学术大师往往学识渊博，治学范围相对广阔，但仍然都会有自己的学术专长和研究重点。我们学习季先生，并不要求都像季先生那样掌握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即使掌握了这些语言，也并不一定要求我们都从事与季先生相同的研究课题。然而，我们都应该自觉地学习季先生的治学精神。因为季先生的治学精神对我们从事的各种学术门类具有普遍意义。我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编选过《季羡林文集》。在“编者的话”中，将季先生的治学精神归纳为三点：一、坚持学术贵在创造的信条；二、重视考证；三、追求“彻底性”。在这里我想对这三点作一些具体的阐释。
一、坚持学术贵在创造的信条
季先生牢记德国导师瓦尔德斯米特在指导他写作博士论文时，要求他删去一切陈言的训示，在学术研究中要求自己凡写论文必有学术新意，或提出新见解，或提供新材料，以填补学术空白、攻克学术难点为己任，以重复前人劳动（炒冷饭）为学术研究大忌。
佛典语言是季先生的学术专长，而通过佛典语言比较研究探索佛教的起源、发展和传播，却是季先生的独创。他确认中世纪印度西北方言的一个重要语法特点是“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而中世纪印度东部方言的一个语法特点是“多用不定过去时”，再结合其他一些语法特点，便成为判断一些佛典产生的时间和地区的重要依据。譬如，《论梵文〈妙法莲花经〉》一文依据不同梵文原本中残留的俗语语法特点，判断这部佛经最早用印度东部方言写成，后来传到印度西北部，其间经过梵文化过程由印度西北部传入中亚，由中亚传到中国。《论梵文本〈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一文依据这部佛经使用的混合梵语具有印度西北方言的语法特点，即语尾am变成o或u，说明它虽然是一部早出的大乘般若经，但还不是原始般若经。由此，季先生提出一个重要的新见解，即大乘佛教分成原始大乘和古典大乘两个阶段，而原始大乘起源于印度东部，而非神话传说化（中）的印度南方。又如，《浮屠与佛》和《再谈浮屠与佛》通过Buddha（佛陀）一词的汉语音译，追溯出佛教传入中国的两条途径：先从大夏（大肢）传入，后从中亚新疆小国传入。《论梵文td的音译》则阐明依据汉译佛经中梵文td的音译情况，可以将汉译佛经分为汉至南北朝、南北朝至隋和隋以后三个时期。前期汉译佛经的原文大半不是梵文，而是俗语和混合梵文；中期的原文也有很多是俗语和混合梵文，但梵文化程度有所进步；后期的原文是纯粹的梵文。季先生的这些学术见解在中国乃至国际的佛教研究史上都是空前的和开创性的。
季先生在佛典语言研究方面，另一项重要的创造性成果是《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早在留学德国期间，季先生跟随西克教授学会吐火罗文后，就利用《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多种汉译异文与吐火罗文本进行比较研究，以解决一些吐火罗词汇的语义问题，令西克教授“大喜过望”，对季先生“奖誉有加”。而从1982年开始，季先生从事中国新疆博物馆所藏的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的译释，也是采取平行异本比较研究的方法，尤其是利用回鹘文本，前后历时五六年，完成了全部译释工作。这项研究成果也译成英文出版，可以说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吐火罗文作品的英译本，使国际吐火罗文研究这门学科提升了一个台阶。
二、重视考证
提出新见解不是靠主观臆想，而要以材料为依据，观点出自材料。有一份材料说一句话。因此，在搜集材料方面，要有“竭泽而渔”的气魄，而在辨析材料方面，又要有“如剥春笋”的精神。
季先生于1944年发表的《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变为o和u的现象》，依据大量语言材料，诸如阿育王铭文、新疆尼雅俗语文书、和阗俗语残卷、混合梵语佛典乃至阿波布朗舍语、于阗塞种语、窣里语和吐火罗文B（龟兹文）资料，揭示了中世印度西北方言的一个重要语法特点。后来，国外有些学者对季先生的这个观点提出不同意见。然而，这些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下够工夫，以致立论轻率，论证粗疏。季先生在回应不同意见时，则坚持摆事实，讲道理，用材料说话。他不仅利用旧材料，还不断发掘新材料，充实自己的论点。
重视考证的另一个典范例子是糖史研究。早在1978年，季先生撰写的《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前言中，就已经提出中印两国在制糖上互相交流的过程。1981年，季先生考释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这张残卷记载了中国工匠制造砂糖和煞割令（即Sarkara，梵语中的“糖”字）的方法，需要考释的问题涉及甘蔗的种类、糖的种类、砂糖和煞割令的区别等等。这激起季先生全面深入研究糖史的兴趣。此后，他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最终于1996年完成了一部近80万字的皇皇巨著《糖史》，前后历时10多年。从《糖史》中，我们看到书中的大量引证取自中国古代正史、农书、医书、科技书、地理书、游记、方志、类书、笔记、杂著、诗文集以及外国人的游记和著作，举凡与糖史有关的材料，几乎网罗殆尽。面对这部巨著，再想到它是季先生在耄耋之年独立完成的，任何人都会肃然起敬。
三、追求“彻底性”
许多学术问题不是靠一两篇论文就能彻底解决，而是需要不断发掘新材料，加以验证、修订、充实和完善。以“彻底解决”为理想目标，对有些学术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势必会终生抓住不放。
早在1947年，季先生的《浮屠与佛》纠正长期以来认为佛是梵语Buddha（佛陀）一词的音译略称的错误看法，指出佛的译音源自吐火罗语。然而，汉语和吐火罗语的“佛”字固然都是单音节，但“佛”字的汉语古音是浊音，吐火罗语却是清音。这个问题一直留存在季先生的心中。直至1989年，也就是事过40多年后，季先生又利用新发现的材料，写了《再谈浮屠和佛》修正了佛的译音源自吐火罗语的看法，而确认源自中亚新疆小国的语言，如回鹘文“佛”的发音就是浊音。这样，中国古代将Buddha（佛陀）译为佛的缘由也就得到了满意的解释。
关于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和东北方言的语法特点也是季先生一生抓住不放的学术问题。除了40年代在德国发表的几篇论文外，回国后继续发表的论文有1958年的《再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4年的《三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和《中世印度雅利安语言二题》、1988年的《论梵文本〈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1990年的《新疆古代民族语言中语尾am>；u的现象》等。
中印文化交流史也是贯穿季先生学术生涯的研究课题。糖史研究是如此，对中国纸和造纸法以及蚕丝传入印度问题的研究也是如此。季先生于1954年写了《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1955年写了《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1957年又写了《中国纸和造纸法最初是否由海路传入到印度去的？》。“文化大革命”之后，季先生继续关注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进展状况，又写了《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问题的补遗》（1979）和《对“丝”、“纸”两篇文章的补正》等。
以上对于季先生治学精神的认识，只是我长期追随季先生从事印度学研究，亲身感受较深的三点，主要偏重于治学思想和方法。其实，我们还可以从天才和勤奋、考证和义理以及文化理念等视角总结季先生的治学精神，对于21世纪中国东方学的发展和学术整体水平的提高具有无可估量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