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远志
春天百花盛开，姹紫嫣红，她象征着美丽多姿；春天万物复苏，气象更新，她标志着欣欣向荣；春天把温暖的阳光普照大地，送进人们的心田，她意味着默默奉献。每当春天来临，每当想起春天，在我面前就浮现一位德高望重、学贯中西、诲人不倦的老前辈的身影，他就是季羡林老师。正是他，从1946年到1983年任我们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1983年后他依旧经常参加系举办的研讨会等重要活动，并作过许多热情的讲话。我是在1956年考入东语系学习的，1961年毕业留校任教。半个多世纪以来，季老对我们中青年教员和广大学生的鼓励和关怀，犹如春天般的温暖和美好，沁人心脾，令人难忘。
对“燕园春天”的赞美
在繁重的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活动之余，季老写了许多清丽优美、感人肺腑的散文。其中，写于1962年的《春满燕园》，是对燕园（即北京大学）老师认真教书与学生勤奋学习的生动描写。
一天晚上，季老见到一位老教师聚精会神伏案备课。翌晨，季老又走过校园。他写道：“这时候，……还看不到多少人走路，但从绿草湖畔，丁香丛中，杨柳树下，土山高头却传来一阵阵朗诵外语的声音。倾耳细听，俄语、英语、梵语、阿拉伯语等等，依稀可辨。在很多地方，我只是闻声而不见其人。但是仅仅从声音里也可以听出那种如饥如渴迫切吸收知识、学习技巧的灼热心情。这一群男女大孩子仿佛想把知识像清晨的空气和芬芳的花香那样一口气吸了下去。我走进大图书馆，又看到一群男女青年挤坐在里面，低头做数学或物理化学的习题，也都是全神贯注，鸦雀无声。”
季老感慨道：“年老的一代是那样，年轻的一代又是这样。还有比这更动人的情景吗？我心里陡然充满了说不出的喜悦。”虽然那已是春末夏初、花事渐衰的时节，但季老却写道：“我仿佛看到春天又回到园中：繁花满枝，一片锦绣。”作者兴奋和激动的心情，跃然纸上。
1962年我刚留校当助教不久，面对教学和科研的重任，忐忑不安。我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季老的《春满燕园》，爱不释手。季老一辈子孜孜矻矻，焚膏继晷，成果累累，桃李满天下。他是我们由衷敬佩的楷模。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发奋努力，做一棵茁壮成长的小草，为燕园增添一丝春色。光阴荏苒，如今我已在燕园任教整整45年。45年来，我一直珍藏着从报上剪下来的《春满燕园》。我还把她推荐给我的学生和儿女。因为季老所写的“春天”，决不囿于北京大学。正如季老在《春归燕园》一文（1979年1月1日）中所说，“这个春天不限于燕园，也不限于北京，不限于中国。它伸向四海，通向五洲，弥漫全球，辉映大千。”我想，季老追求的春天，显然是一个无限美好的世界。多少年来，这个崇高的理想一直鼓舞着千千万万人奋斗不息！
热情的鼓励
季老是东方学的巨擘。他一贯主张要加强中国与外国的文化交流。1998年拙稿《中国印度尼西亚文化交流》（近30万字）完成后，我非常希望季老能拨冗写几句话，为文化交流继续发表他的真知灼见，指导我的工作。但想到季老已是年近九旬，每日还是天未破晓就开始写作，加上访客盈门，求教者数不胜数，我不禁犹豫起来。后来我抱着一丝希望，冒昧把拙稿和信送上。没想到季老在百忙之中慨然应允，为拙稿写了近千字的序。
在序言中，季老写道：“近若干年以来，我屡次讲到我的一个看法：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是促进交流双方或多方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是解放生产力的有力的手段，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其意义极端重大。”
季老谈到研究文化交流史的有效途径。他说：“中国立国于东亚大陆，垂五千年，一直没有中断与周边国家，甚至周边以外距离遥远的国家的文化交流。研究这种交流的历史，有时候并不容易，必须把典籍记载，考古发掘工作结合起来，再辅之以对老百姓日常生活习惯和宗教习俗的细致观察，始克有成。”
谈到典籍记载，季老指出：“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实占有极其独特的地位。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历史的民族，我们史籍之多，之全，世界罕有其匹。我们的祖先不但详尽地记述了自己的历史事件，对周边国家的历史事件，也极其关心并加以记录，保存在我们的正史、杂史和野史中者，比比皆是。这些记载神话色彩不能说一点没有；但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实际的民族，我们的记载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因此是非常有用的。有一些亚洲国家，在写自己国家的历史时，也必须利用中国的史料。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中国对世界的贡献，除了众所周知的那几大发明之外，还应该加上中国的史籍。”
季老还写道，“中国同印度尼西亚都是亚洲大国，有历史悠久的文化交流的关系，交流的影响表现在许多方面。可惜对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不算太多。法国学者苏尔梦曾写过中国文学在印尼的影响，受到学者的欢迎。我们在这方面还必须进一步努力。”
序中，季老还热情鼓励笔者。他说：“孔远志教授精通印尼语言，又曾在印尼留学数年，对印尼的方方面面有深入的感性认识。他对中国史籍也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像他这样具备众长的学者来写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文化交流，当然会得心应手。我相信，他这一部新著会受到中国、印度尼西亚，以及有关国家学者的欢迎的。”季老这些语重心长的话语完全是对笔者这样的后辈的鞭策，也是笔者今后努力的方向。1999年拙稿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后获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笔者按照季老的指点，对拙稿再次修改、补充，并与另两位学者合作将上述中文修订稿译成印尼文。2005年印尼文专著《中国印尼文化交流》已由印尼最著名的出版集团（Kelompok Gramedia）出版。这是继本人有关郑和下西洋的印尼文专著后又一部在雅加达出版的印尼文专著。我立即向季老汇报，衷心感谢他老人家对我的关心和鼓励。
亲切的教诲
内人杨康善也是东语系毕业后留校任教的。季老说，他熟悉她的外祖父马裕藻教授（1878~1945，曾任北大国文系主任16年）和母亲马珏（1910~1994，前北大政治系学生）。笔者的一儿一女都在燕园长大，他们也都在北大或北大分校学习过。女儿还是北大东语系毕业的。季老曾高兴地对我内人说：“你家四代都是北大人，可庆可贺！”
我们曾在季老居住的北京大学朗润园生活过十多年，都盼着有机会多聆听季老的教诲。1999年春节，在征得季老的同意后，我们一家四口上季老家拜年。由于前来相约拜年者络绎不绝，为了不影响季老的休息，季老的助理李玉洁老师规定我们的拜访不得超过半小时。过去几十年里，我本人拜访过季老家多次。这次见到他家的摆设还是那么简单，只是近年来增加了几个沙发，供接待客人用。好几间房间，不仅和过去一样都是满满的书柜，而且现在连地上和桌上也都堆着书。跨入季老的书房，仿佛坠入茫茫的书海，又宛如进入曲径通幽的书山。
季老接待我们，是那么和蔼亲切。当得悉我女儿正在北大东语系和经济中心读双学位时，他说，他熟悉北大经济中心的几位教授，他们是从外国留学归来。现在每半年在国内任教，半年在国外工作。季老说，这样，他们经常能把国际上最新的知识带回国内，传授给我们的学生。
当知道我女儿对数学很感兴趣时，季老说：“这很好。现在有许多新学科是跨学科的。文科的大学生应学一些理科的知识，理科的大学生则应学一些文科的知识。这样才有利于适应世界科技的迅猛发展。”
当听说我女儿在英语“托福”和“GRE”考试中成绩优秀，季老很高兴。他语重心长地说：“从今天的世界形势来看，外语中最重要的是英语，它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语。这种语言，我们必须熟练掌握，不但要能读，能译，而且要能说，能听，能写。今天写学术论文，如只用汉语，则不能出国门一步，不能同世界各国的同行交流。如不能听、说英语，则无法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情况就是如此咄咄逼人，我们不能不认真严肃地加以考虑。”
季老还应我们的要求，讲述了他学英语的经历。他说，那时候，正规的小学没有英语课。他是在晚上，也就是利用业余时间学英语的。当时只是学了一点语法和单词而已。在山东济南正谊中学学习时，课后参加一个古文学习班，晚上还要到尚实英文学社学英文，一直到10点才回家。这样的学习生活过了8年左右。虽然一天要学10多个小时，但他并不感到是个负担。
初中毕业后，在正谊念了半年高中，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由于在尚实英文学社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这时他的英文在班上是名列前茅的。1930年他来北平考大学。他报了北大和清华两所大学，结果都考上了。其中英文考试是将一首中国古诗译成英文。他选了清华，进了西洋系。外籍教授中，讲课都用英语，连中国教授也多半讲英语。课程以英国文学为主，课文都是英文的。
显然，季老的英语是有深厚的根基的。如今他精通多种外语，包括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季老的治学经验是十分丰富的。他的生动介绍和体会给了我们很多宝贵的启示。季老还应我们的请求，高兴地换上了他的“礼服”（中山装），与我们全家合影留念。至今，这张珍贵的照片一直放在我们家的玻璃书柜中。
为了不耽误季老的其他活动，我们依依不舍地向他告别，并衷心地祝贺他老人家春节愉快，万事如意。我们请他留步，他却坚持要亲自把我们送到门口。
在回家的路上，我们都十分激动。大家说，望九之年的季老，依然神采奕奕，和蔼可亲，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他的谆谆教诲，对我们两代人是巨大的激励。
季老总是精神焕发。季老“不老”！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想起了《春满燕园》那篇扣人心弦的散文。我们异口同声的回答是：季老心中有一个“永恒的春天”！
如今，我女儿已获得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她多次打电话要求我们代她向季爷爷问好，感谢他的指点和帮助。
今年是季羡林老师执教60周年暨95华诞。我和我的家人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衷心祝愿季老青春永驻，长寿再长寿！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