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本书是我经常翻阅的，尤其是在我意识到自己的职业身份或者产生身份认同困惑的时候，这就是德国近代哲人费希特的《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其中有关学者的使命一部分，让我常读常惑，常读常新。“使命”这个概念在现时代已然有些模糊，甚至过于严肃了，特别是当它与“学者”或“知识分子”的概念联系起来的时候更是如此。而“学者”或“知识分子”的称谓现在似乎也显得有些像现代商品的商标，有些媚俗和滑稽，这或许是所谓“知识经济”的时代特征？总之，眼下把“使命”、“学者”或“知识分子”联系起来谈，确乎有些难为情。原因在于：现代人已经把人或者任何人类阶层或群体的“使命”日常经验化、技术物质化了，而现代社会里的“学者”则已然深深地嵌入知识经济和知识权力的社会结构之中。这是我在近些年的职业生活经验中逐渐意识到的一个问题，也是一个让我经常陷入困惑以至于对自身的职业角色常常发生认同危机的精神问题。惟其经常，所以让我常常下意识地从书柜上取出费希特的这本书，尤其是它的前半部，翻阅时总会若有所思，思虑间又总是不禁感叹，然后便是一阵茫然。
《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是费希特的一部著名的系列演讲和一部哲学专题著述的合集，但评论家们对这两部作品的评价却判然有别，这提醒我注意到了它们所具有的不同社会背景，以及作者发表它们时所怀有的不同心态。评论家指出，这两部作品的差别是如此之大，以至使人们产生这样的印象：它们仿佛出自两个不同的作者。事实上，写作这两部作品的作者的确是两个不同的费希特：一个是就教于耶拿大学并为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拍案叫好的著名学者费希特教授；另一个则是被迫离开教席并受到普鲁士国王严峻警告而漂泊于社会的落魄学者费希特先生。如果按照现代德国著名学者曼海姆对“知识分子”的概念理解，后一个费希特应该更具有作为社会“知识分子”的文化特征和品格。曼海姆认为，“知识分子”具有两个最基本的文化特征和精神品格：一个是“自由漂浮”，即具有思想的自由或能够自由地思想，无拘无束；另一个是“非依附性”，即作为学者及其学术实践的独立性。作为大学教授的费希特实际上是体制化了的知识分子，或多或少受到某种或某些职业身份的约束；而被迫离职的费希特应当是有了“自由漂浮”和“非依附性”可能的知识分子；可两部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品格和精神气质却正好相反：前者洋溢着作者对学者使命的卓然独立的思考；而后者却充满着瞻前顾后的文辞修饰。这的确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
在现代社会的文化观念中，“学者”的概念已经是一个经过严格知识分化后所残存的文化身份概念，主要是指那些以学术的方式承诺并坚守着社会文化职责和精神追求的文人知识分子。这样说，并不是想把自然科学类的学者排除在现代知识分子的范畴之外，只要坚持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授的社会道义和文化批评立场，具有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不论其专业知识或技术特点如何，都应该属于现代社会知识分子的范畴。作为知识分子存在于社会生活世界的学者，体现其存在意义的主要方面不仅仅是他或她的知识产生方式或知识传授方式，而在于其运用知识的方式和目的（理想）。根据“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特有的原始意义，现代知识分子至少应该具备两个方面的基本文化素质：其一，用学术的方式承担公共社会责任，故有人（比如，哈贝马斯、萨义德、余英时、杜维明等）把现代“知识分子”称为“公共知识分子”；其二，用人文批判和文化反思的方式，观察、思考、评判和处理各种社会问题，具有某种超越现实既定经验的批判精神和人文道德姿态。由此观之，仅仅具有知识或者仅仅能够生产和传授知识并不等于具备了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品格。
“知识分子”的概念最早出现在十九世纪初期的俄罗斯，其时，彼得大帝出于变革社会、强化国家的政治需要，派遣了一批年轻的俄罗斯学子赴德、法等欧洲国家，学习欧洲大陆国家的现代化经验。
这批人才回国后，先后都参与俄罗斯的社会改革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他们被称之为“Intelligentsia（知识分子）。由此引申出来的一般概念意义便是：所谓“知识分子”，是指那些承担社会公共管理和社会改革责任的独特的知识群体。十九世纪末，法国发生“德雷福斯事件”①，以著名作家左拉为代表的法国知识学界，发起了对政府和军队的强烈批评，并将这一批评浪潮引向社会，对政府当局造成了强大的社会政治压力。由此一事件所引申出来的一般概念意义便是：所谓“知识分子”，是指那些敢于坚持真理、坚持社会正义、敢于对现存社会秩序的不合理性或非正义性提出尖锐批评的知识群体，他们所体现的最基本的社会态度，就是通过知识理性表达社会的正义道义，以人文价值理想表达对现存社会的价值批评和理性反省。
事实上，自近代以降，直到今天，这种社会批判精神也构成了法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的“知识分子”传统。在此意义上我们至少可以推出两个结论的论断：（1）“知识分子”本身乃是一个“现代性”的概念，“知识分子”的出现也是一个“现代性”的事件。因此，不能把它与比如说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概念简单等同起来，尽管其间有着相当复杂的联系甚至内涵重叠。（2）“知识分子”不仅要具备“妙手著文章”的知识才能，更重要的是要具备“铁肩担道义”的道德素质。如果我们把源于俄国十九世纪初期的“知识分子”概念与源于法国十九世纪末叶的“知识分子”概念综合起来考虑，那么就不难了解，现代性的“知识分子”概念所内含的基本意义，实际上有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是对社会公共事务的责任承担；另一方面则是对社会现存秩序的理性批判；两者的核心都在于社会责任或社会道义。
要使得承担社会公共责任和社会道义批判成为可能，最基本的条件当然是知识，但这不仅是指某些确定的专业化的知识，而且更重要的是关于人类和人类社会知识，后者需要充分的人文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作为基础。然而，知识仅仅是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基础性的条件或技术性资质，最为关键的条件是社会责任感和基于独立理性思考和普遍正义理想之上的社会文化批判。它首先是一种文化道德的批判，其次才是一种社会政治批判。这一点既是现代“知识分子”区别于一般知识专家和专业技术人才的基本特征，也是他们区别于职业革命家和职业政治家的基本特征。
回过头来解读费希特的《论学者的使命》，它由五篇演讲组成。
在这五篇演讲中，有三篇关于“使命”问题，从“自在的人的使命”，讲到“社会的人的使命”，最后讲到“学者的使命”。另外两篇，其一谈及“社会各阶层的差别”；其二论及法国思想家卢梭有关艺术与科学对人的幸福的影响之看法。乍看起来，这两篇与“学者使命”的主题关系不大。但实际上却是此一主题的深化和扩展性研究。通过对社会各阶层之差别的分析，费希特的目的并不是想提出自己对社会阶层化差别的政治哲学见解，而是为了揭橥学者作为一个特殊社会阶层是如何形成的，学者阶层又扮演着怎样特殊的社会角色，他们应当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或义务。所以，与其说费希特的分析目的是“社会阶层”，倒不如说是集中揭示处在社会各阶层之复杂社会关系中的学者阶层的特殊文化身份和文化使命。与之类似，费希特谈论卢梭有关艺术与科学对人的幸福之影响的主张，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费希特内心所想的是，如果我们把卢梭的这一主张转换为人文科学知识对人的幸福的影响之命题，立刻就可以发现，作为人文科学知识的精神生产者、优先占有者和教育传播者，学者或者知识分子所担负的使命与人的幸福这一伟大目标之间有着何等重要的关系！
在费希特看来，每一个人都具有自身的使命，仿佛天命在身，无法推卸。“自在的人”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然人”，是尚未赋予社会文化和历史理解的人。即使没有这些人类“自为”的特殊属性（如，所谓“社会本质”，人的文化、语言、艺术、宗教和道德特性，等等），“自在的人”也仍然负有其“人的使命”：如果把人类的自我完善看做是人的最高目标（每一种生物或生命都具有自我完善的目标，这是近现代生物进化论所证明了的生命事实？），那么，“无限地接近这个目标，就是他作为人的真正使命，而人既是理性的生物，又是有限的生物，既是感性的生物，又是自由的生物。如：果把完全的自相一致称为最高意义上的完善……那么完善就是人不能达到的最高目标；但无限完善是人的使命。人的生存目的，就在于道德的日益自我完善，就在于把自己周围的一切弄得合乎感性；如果从社会方面来看人，人的生存目的还在于把人的周围的一切弄得更合乎道德，从而使人本身日益幸福。”②自在之人的使命是追求人自身的无限完善；而社会之人的使命则是“把人的周围的一切弄得更合乎道德，从而使人本身日益幸福”。前者是人对自身的责任，后者是人对社会（“人的周围的一切”）和世界的责任。
那么，作为学者的人的使命又是什么呢？费希特把学者既看做是社会的一员，又看做是“特殊社会阶层的成员”。这意味着，学者既要承担自己作为社会成员的社会责任，更应承担作为“特殊社会阶层的成员”之特殊责任，而且后者还意味着学者承诺社会责任的方式具有其“特殊性”。“被体面地视为学者阶层”的使命“很可敬，很崇高”，因为学者是社会各阶层中最“有教养的”。在费希特看来，社会最重要的知识有三种，即“哲学的”、 “历史哲学的”和“纯粹历史的”。这三种知识必须结合起来，形成人类社会的基础知识系统，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学问”，而作为献身于这一学问并获得这一学问的知识者即是“学者”。由于这一学问或知识系统的特殊性所致，“学者阶层的真正使命”就在于：“高度注视人类一般的实际发展进程，并促进这种发展进程。”④换句话说，“学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因为他是学者，所以他比任何一个阶层都更能真正通过社会而存在，为社会而存在。因此，学者特别担负着这样一个职责：优先地、充分地发展他本身的社会才能、敏感性和传授技能。……他应当熟悉他自己的学科中那些在他之先已有的知识。……
他应当不断研究新东西，从而保持这种敏感性，并且要尽力防止那种对别人的意见和叙述方法完全闭塞的倾向，这种倾向是经常出现的，有时还出现在卓越的独立思想家那里。……传授技能总是学者所必须具备的，因为他掌握知识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社会。”⑨“学者现在应当把自己为社会而获得的知识，真正用于造福社会”。
如果说高度关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是学者的特殊使命，肯定是不确实的，因为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关注乃是每一个具有人类社会责任感的人都应当且可能做到的事情。学者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关注之不同于其他社会阶层，最根本的在于他们关注的方式。费，希特完全明白这一点，所以他特别指出，用学问的方式关注社会、服务于社会，乃是学者阶层履行其特殊使命的基本方式。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费希特具体指出了学者的学问方式，包括了解和传承“已有的知识”；创造新的知识；向社会传授自己所拥有的知识。
这就是说，费希特所谓的学者不仅是新知识的创造者，也是传统知识的传承者，还是知识的传授者。有鉴于此，他把学者称之为“人类的教师”或“人类的教养员”。教养别人首先需要有用以教养的知识资源，所以学者必须了解并传授人类已有的知识和文化；仅仅教授已有的知识似乎还不足以成为真正独立的学者，真正的学者必须是能够独立创造新知识的知识生产者，并出于为社会服务的目的向社会传授自己所掌握的知识。一句话，学者集知识的传承者、生产者和传授者三重角色于一身，不可或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