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黄香久认同与立意离开黄香久是同步发生的。章永磷的“完整的人”的概念，是“灵与肉”的一致。“须眉男子”的要素是强烈的性爱激情与强烈的政治激情的统一。他被“阉割”时，这激情是同时失掉的。“还写什么论文？！……我不过是‘半个人’，是‘废’人，我已大大降低了对这种工作的兴趣。”他体现着弗洛伊德动力心理学的最高层次。他恢复了“伊德”这个人类“动力”来源，满足了人的原始本能欲望的同时，就要超越“快乐原则”，也超越“自我”，遵循“道德原则”，以实现“超自我”。他渴望“行动”，恢复了写作，并且要到“广阔的天地”去，到人多的地方去，要听到人民的声音，要把自己所想的告诉别人。他耳边总隐隐约约地听到远方有谁在呼唤。他超越“性饥渴”，经受着“献身”的饥渴——更高意义上的抢险活动中的更高意义的献身。小说将章永磷的“献身饥渴”置于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之中。丙辰清明前夕，章永磷感到“整个中国的空气在孕育着一场真正的人民的运动”。他将此看作国家和个人命运的转机，相信个人和国家只有经过这场人民运动才能开始新生。小说的政治激情和性爱激情同样令人战栗。
张贤亮在小说中写道：“政治的激情和情欲的冲动很相似，都是体内的内分泌。”小说贯穿着主人公一个又一个的政治和性爱方面的直觉，让主人公在这两个方面去体验，去感觉，去“自由选择”。
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新感觉”。
“主题先行”的创作过程，亦即把所有的丰富的感觉用来验证一个哲理：“女人永远得不到她所创造的男人！”加上系列小说结构的需要，作者让章永磷永远也不停留在某个女子身边。而黄香久有着乐观、开朗的性格，善良、纯真的心灵，坚韧、顽强的生命力。她像是马缨花从圣母天国降落到黄土高原，失去了“圣洁的光辉”，成为完全世俗的人。“她身上没有一点模糊的地方，无性别的地方，仿佛她呼出的气息都带有十足的女性，因而对男人有十足的诱惑力。”她真正地属于“西部世界”。她更具有黄土地般的“伤痕上的美”，给章永磷带来更多的“痛苦中的快乐”。“黄香久”与“黄土地”——
章永磷恍惚中将其幻化为同一意象：“你是这样的丑陋、恶劣，但又美丽得近乎神奇；我诅咒你，但我又爱你，你这魔鬼般的土地和魔鬼般的女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更加强烈地表现了张贤亮自《灵与肉》以来的个人体验小说的总主题：对其赖以生长的“土地”
的深情的感激，以及对于“土地”的超越，带着“土地”所养育的精神，投身于更加广阔的天地。它也更加鲜明地表现了张贤亮所崇尚的“男人的风格”的最主要特征——激情。
《习惯死亡》：意识形态的恶果
《习惯死亡》（1989）套用弗洛伊德“死的本能”的精神分析理论，以及雅斯贝尔斯“学习死亡”的存在主义哲学，让个人体验主人公不断地体验死亡。“死亡”代替“饥饿”成为小说的中心意象。然而，它已不具有“饥饿”的文化韵味和全民的宿命韵味，“死亡”是“政治”的恶果。
《习惯死亡》的个人体验主人公已不再处于“培养”阶段，而是一个自我无时无刻不意识到自己是作家的作家。《习惯死亡》不是写“过去”——五六十年代以及文化大革命——而是写“今天”，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习惯死亡》所表现的是作家对中国今天的种种“体验”，种种看法。小说中的“今天”，没有自《灵与肉》开始的实在的背景天幕以及全民性的处境，有的只是主人公——作家的感受。小说写道，在这里，“作家与妓女至少有一点相同：一方面受着生活的折磨，一方面又要强作笑颜，都是可怜虫。”这与《绿化树》结尾所描写的“1983年6月，我出席在首都北京召开的一次共和国重要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同国家和党的领导人共商国是”的心境、感受有了天壤之别。
同为主人公的作家，从1984年的《绿化树》到1989年的《习惯死亡》所发生的灾难性的变化的契机却是受批判。受批判是《习惯死亡》的主人公的处境，也透露了《习惯死亡》的创作契机。
小说描写主人公以作家身份在美国逗留期间，当地的每一份报纸都登载一家通讯社发自北京的电讯。电讯对国内一家报纸上的批判他的小说的文章做了摘要，大致是说他的小说“暴露了社会主义阴暗面”。美国报纸还把对小说的批判和中国“最近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运作”联系起来，预示中国“将有另一次政治风暴”。
所谓“不准暴露社会主义阴暗面”的禁律，早已被气势磅礴的“伤痕文学”所打破。至于小说揭露的“他们叫我们的文学不要去写什么‘反右’和‘文革”’，中国文学界并无此种禁律。“伤痕文学”
几乎都是暴露“文革”的。暴露“反右”的作品也比比皆是。并且暴露“反右”和“文革”的作品获大奖者也不胜枚举。在“今天”找不到政治运动。《习惯死亡》大量罗织的是“过去”的“荒谬”和“伤痕”：饥饿，死亡，恐怖的“红海洋”，挑动群众斗群众，两报一刊，一打三反……早已为中国文学所超越了的“荒谬”和“伤痕”。《习惯死亡》丢弃了自“伤痕文学”以来的中国文学——包括作家本人自《灵与肉》以来的创作中所体现的多重思维，而采用了单一思维方法。
在“今天”，在经历着中国文学包括作家本人所呼唤、描写、歌颂的改革的“今天”，《习惯死亡》写“我从未想过谁应对中国人的饥饿和死亡负责，仿佛饥饿和死亡本来就是我们生活的内容”，写“中国不停的政治运动”，写主人公依据“过去”的荒谬，对于“今天”进行体验：他在1980年代末，“连死都不怕却怕部署得前后有序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写“过去”的荒谬所造成的“今天”的“伤痕”、“死亡”：因为政治运动的子弹早就射进了大脑，埋伏在“脑海深处”，“始终压迫着我的一根脑神经”，便在2000年——65岁时开枪自杀。
发生在“今天”的“死亡”不是政治运动的结果，而是小说处处体现的政治思维的结果。
《习惯死亡》创作中的单一政治思维，使以往作品中曾经有过的对“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前景”所做的思索，变成了对某种政治模式的追逐；使政治激情变成了政治运作；使对全局的发言变成政治调侃；使对理论的偏好变成对意识形态的热衷。《习惯死亡》在以建设为基调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写对于“不停的政治运动”的恐惧，搞起了政治——贵族政治，以至落于另一极端——与中国“今天”的社会进程甚不协调的极端，有悖于稳健主义传统的极端：过去你把眼睛朝向现在而现在你把眼睛朝向过去……你不只一次地幻想过这个奇异的国家应该倒退到什么时光重新开始才能在现在和其他国家齐头并进。
一九四九年？一九五六年？抑或是一九一一年还是更早一点？
索性倒退到戊戌变法时让我们中国人再干一遍！
等我们懂得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法定地要以我们领导人的智力水平为限，超出了他们的程度便是犯法已经太晚。若干年后我提笔叙述这段经历，而那时的读者读了却哈欠连天。他们说我描写风景的文笔还可以，为什么非要去写“主义”？小说里插进那么多理论实在倒胃口。他们不知道正是理论把我们折腾得死去活来，使我认为我的一生都白活了，活着还不如去死。
后来我经常以为我所看见的世界和我所追随的真理不一样并不是世界的现实脱离了我的知识而是我曾经吃错了药。
极端的政治思维使《习惯死亡》处处流露着“持不同政见者欲”，幻想着回国后受“政治迫害”，津津乐道于“政治避难”。
《习惯死亡》自始至终在对东西方文化进行比较，并且点出了所使用的方法：“你忽然想到，被众多学者所纷纷解析的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其实并不能从理性活动中得出结果，那必须纯然用感觉方能洞悉其中的微妙。”这就确立了主人公——逗留于“新大陆”的中国作家身份——进行这一比较的优越地位。主人公的“微妙”感觉是：“新大陆西岸湿润的夜风裹着一团用电子乐器中摩擦出来的火花炙热了你的面颊，你从这电子的节奏中听到了秋天金色的庄稼你以为土地又在召唤你去收割，这样的感觉你怎能用语言去表达？”“月亮虽不是美国的特别圆，但确实到处都有碧月的澄照”，旧金山的秋夜则“璀璨得完全是脱离了现实的谎言”。于是，主人公“蓦然悟到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再不可能是其他模样”；而主人公的视线一旦转到中国，则是一派破败景象，钢城B市的“光秃的树枝”“与地狱里撒旦的头发相同”，首都北京也笼罩在“被污染的阳光”下。作品常常将两方并列起来进行比较：“美国人要发泄他们过剩的精力中国人要排遣我们过多的郁闷”；在美国，连狗都可以名为“自由”，可是，“这个字眼在我们那里……直到今天还不能大声地喊”。因此，女主人公“只有嫁给一个美国人才能摆脱压在中国人心理上的阴影”。
与所有的“西方文化中心论”者一样，《习惯死亡》也对中华传统文化持“虚无”立场，将对中国文化的否定追溯到“根”。当主人公进了中国驻外领事馆时，作品写道：“中国人进了中国人自己的机关即刻会冷得发抖。那会客室里摆设的假古董炫耀着中华文化，他战栗地感到虚假比真实更持久，更伟大。”主人公端详汉代造型艺术“马踏飞燕”，“渐渐悟到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想把一切矫健之物压在自己下面以证明自己伟大。于是他终于心安理得地匍匐着”。他欣赏情妇对“龙”的贬斥：“你说你一听见我们是什么‘龙的传人’满身都会起鸡皮疙瘩，‘龙是一条毛毛虫，好可怕！”’他烦忧于自己“不过是一个天外的游魂只偶然坠落在一块名叫中国的土地上，然而这个奇异的国度在你的肉身上盖上了它黄色的印记以后，你便怎么也刷剥不掉”，以往作品的民族自豪感一扫而光。“黄土高原”的作家成了所谓的“蓝黄文化”论者。《习惯死亡》处处散发着后殖民地气味。在贯穿于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东西方文化大论争中，《习惯死亡》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民族复兴的关头对中华文化，对中华民族，对中国发出贬斥和指控。以往的“西部幽默”变成了尖刻的嘲讽；个人体验变成了个人泄恨；丰富的直觉变成了直觉的匮乏，长篇小说成了贴给中国的一张长篇“政治大字报”。《习惯死亡》的主人公对于生为中国人发出悲哀的绝叫，向着西方“乐土”发出虔诚的膜拜。
《习惯死亡》的政治思维，极端到将作为文化的“爱国主义”当成政治宣传而给以嘲讽。因此，《习惯死亡》自然而然地将《牧马人》电影故事《灵与肉》用“事实的记录”予以“修正”、推翻。《习惯死亡》就是对于《灵与肉》的推翻。
《习惯死亡》将国内报纸对主人公小说的批判写为一场“虚惊”，原来是那家美国通讯社记者开了一个“政治玩笑”。但是，如作品所写“惊吓却是实实在在的”，《习惯死亡》给《习惯死亡》里那家美国通讯社关于中国“将有另一次政治风暴”的预言提供的依据也是实实在在的。《习惯死亡》是在写中国就是“反右”，中国永远是“文化大革命”。《习惯死亡》的“潜读者”是西方。
在《习惯死亡》之前张贤亮的作品描写对于“反右”等荒谬事物的抗争，超越“肉”而走向“灵”，超越“伤痕”而获得“新生”；《习惯死亡》则是以堕落来表现超越。小说套用了米兰·昆德拉的“政治加女人”小说模式，写主人公以一种变态心理疯狂地渔猎女色，其动因不在情欲，而在于政治，在于中国现实政治的压抑。因此，主人公越是渔猎女色就越是反对现实政治，越反对现实政治就越渔猎女色。
政治思维极端到给“堕落”改变褒贬色彩的程度：“用堕落来表现超越”，“用堕落来表现你的抗议”，尽情地表现男主人公“放浪形骸的疯狂”，并将此照例地与全局联系起来，但是却回到了“环境决定论”。
当男主人公向一位“中国现代派”女诗人在国外谈了自己嫖妓心理时，女诗人激动地说：“我能理解你，我们不是被多少年钳制我们的混乱的道德体系所挽救，而是被它所折磨。我甚至这样想：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大的修道院，只有中国变成一个大妓院时，中国才能进步！”小说描写几十年的“钳制”使男主人公丧失了“堕落的能力”。
这里不再疏导“右派情结”，而是将其写成“病灶”，在表演具有政治意义的“堕落”之上表演具有政治意义的“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