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福军心里装的是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他与农民孙少安相通，他是“干部世界”中的孙少安。他关心孙少安在1978年春节前所做的自发性改革尝试，春节刚过就向孙少安预报“转机”。他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大胆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积极推行土地承包制度，使他所领导的全省最贫困的地区走在了全省的前列。但偏偏针对他的告状信最多。而这场“倒田运动”的幕后人物则是苗凯“多年精心培养”的接自己班的人。这反映了“干部世界”问题的复杂、严重，特别是改革在这里遇到的重重阻力。田福军未被破格提拔，未成为耀眼的“新星”。那些政绩不佳、甚至不正派的干部也很少降职、免职，有的还照常提升。这反映了干部制度改革的迫切、艰巨。路遥总是在描写“平凡的世界”而不虚构“人工的天堂”。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不久，一直不被重用的田福军被提拔到全省最贫困地区的行署专员的重要岗位上。当地大多数人对此项任命感到满意，认为省委“有眼力”。在他经受被“倒阁”的困难之际，省委及时地肯定了他的工作。后来，他又被调任省委副书记兼省会所在地的市委书记这一正处于“危难”中的职务。他开始被委派一个又一个的重任。而在被重用的过程中，他与苗凯、冯世宽的地位都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在双水村也发生了。
“责任制”一实行，乡土政治家田福堂和革命的食客孙玉亭就开始被冷落。孙少安渐渐上升为双水村第一号“瞩目人物”时，田福堂之类的“风云人物”就有点逊色了。田福堂和孙玉亭离不开“大锅饭”，离不开“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农民有了经营自主权，他们便“日趋衰败”，像被抛弃了的孤儿。田福堂感到孙少安对他是一种真正的“威胁”。他挖空心思地让孙少安去有“钱”，而不让他有“权”。
但是，这个古老的村庄需要新一代领袖来领导它进入新时代，社会生活自然而然地把孙少安推到双水村负责人的位置上。
不论是孙少安，还是田福军，被肯定的都是“业绩”，在改革大业中做出的“业绩”。改革造就了他们，任用了他们，选拔了他们。
张锲的长篇小说《改革者》（1982）描写的主要情节就是选拔干部，主题就是把改革者选拔到重要领导岗位上。
《改革者》以省委书记陈春柱为视角，描写他察访c市，对该市市委内部围绕着改革而展开的矛盾斗争，对斗争双方的所作所为、是非功过做出评判，对该市领导班子调整问题向省委提出自己的明确意见。小说的结构体现了关于“干部”的主题。
《改革者》的情节围绕着在“十个大庆”口号的背景下，盲目上马的C城“七二五”重点工程应否下马的焦点问题，展开了双方的矛盾冲突。以市委书记魏振国为首的一方，上自省委下至基层，用同乡、同事、同学、亲戚、师徒、老上级、老部下等等关系编织起一张“无形的网”。对“七二五”工程，他们只知道按行政命令办事，讨领导的喜欢，而对于锐意改革的市委副书记徐枫则设置障碍、罗织罪名。
对于陈春柱来说，魏振国是他的老部下，曾跟随他出生人死，现在又成了他的侄女婿。徐枫也是陈春柱的老部下，1959年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批评陈春柱，由陈春柱主持定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由陈春柱亲自过问平了反。而本应下马的“七二五”工程就是陈春柱听了一些片面的汇报遥控指挥推上去的。在c市干部矛盾的双方中，他自然地“希望真理是在自己亲人的一方”。
陈春柱对于徐枫的评价经历了一个先抑后扬的过程。当他想找徐枫谈谈话，徐枫忙得脱不开身时，他不禁一阵火起，认为徐枫“实在过于狂妄”，甚至感到“难怪徐枫每到一处，都很难和周围搞好关系，也难怪二十多年来，几乎每一个政治运动徐枫都要受到冲击，成了一个“老运动员”！当徐枫在会议上就“七二五”工程对陈春柱做了未点名的严厉批评时，他俩的矛盾在形式上又酷似1959年了。
然而1959年的悲剧没有重演。陈春柱下来察访本身就是克服官僚主义的举动。察访过程中，他逐渐发现魏振国意志衰退，不思进取，并且被不少心术不正的人所包围，学会了一些政治伎俩，成了改革的障碍。侄女陈颖也同从前判若两人。他还发现亲自决定上马的“七二五”工程已成了c城发展的严重包袱。他很内疚，决心由自己加以纠正。而对于徐枫，他渐渐地为其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周密设想和大刀阔斧的举措心悦诚服，暗自叫好。他愿意倾听徐枫对他的批评。他为徐枫锐气不减当年而由衷地高兴。因而，当魏振国利用私情向他建议将其对手调走时，他却做出相反的决定，向省委建议彻底调整c市领导班子，调走魏振国，启用徐枫做c市第一把手。他确信只有徐枫才能挑起领导C市发展的重担。
陈春柱经历的表面上的痛苦抉择、自我否定过程，实质上是一颗忧国忧民心灵的表现过程。这颗未被腐蚀的心灵战胜了一己私情，打破“关系网”，让“改革者”担负起领导改革的重担，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同步推行反腐败斗争和干部制度改革。
克服“浮躁”，走中国改革之路
改革既是社会心理、人的观念的变革，又是中华文化精神经受的一场“洗礼”。在转型期复杂的社会现实以及现代西方文化对中国的传统冲击面前，社会心理不免产生“浮躁”。贾平凹的《浮躁》（1987）
反映了这种心态，并且将其化为“商州州河”意象。“改革文学”以忧虑的眼光反映了改革大潮中社会心理上产生的“浮躁”，表现了克服“浮躁”，坚实地走有中国特色的改革之路的思想。“改革文学”和“改革”本身同样表现出深厚的民族文化根基。
高晓声（1928～1999）的短篇小说“陈奂生系‘’（1979—1982）
在从农村到城市较为宽阔的背景下，描绘农民在历史转折之后的心灵变化历程。《“漏斗户”主》（1979）描写陈奂生由常年负债户到足粮户的转折，新生活具体地来到了他的面前，心头的冰块一下子完全消融了，眼含热泪看着自己分得的成堆的粮食。《陈奂生上城》（1980）
描写陈奂生获得了温饱，用剩余的粮油做油绳上城里卖，赚到的钱甚为微薄，与城市消费存在巨大的差距，然而对于陈奂生，这是几十年来没有的转变。他格外地悠然，自足。《陈奂生转业》（1981）描写陈奂生被人利用不明不白地当了一次采购员，靠着与吴书记的一点交情为社办工厂买到了短缺原料，得到了一笔可观的奖金。这给陈奂生带来了困惑。他拿了钱，好一阵心里不踏实。他认定这笔“飞来横财”
不是他的劳动所得，而是损人利己。他经历的是“发财”和“良心”
二者之间如何协调的困惑。在《陈奂生包产》（1982）里，经历一段犹豫、痛苦，他终于找到了实现“发财”和“良心”之间协调一致的途径——“包产”。陈奂生在变革时期的种种社会现实面前没有失去劳动者的本分，依靠良心走出歧路，信心十足地走上劳动致富之路。整个“系列”表现了作家对农村刚刚展现的新生活热泪盈眶的赞美，对社会上方兴未艾的“陈奂生热”表现出较早的忧虑，对农民根深蒂固的“土地”思想给予了坚决的肯定。
《鲁班的子孙》描写小木匠黄秀川进城耍手艺，带回来一整套新技术的同时，也带回来另一套价值观，把贿赂当权者、盘剥乡亲当作发财手段，把自私、贪婪、冷酷、虚伪奉为经营原则，背弃了班门祖训和道德传统。反映了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物质生产发展与道德水准下降的不协调现象，表现了作家对此怀有的深刻忧虑。
在小说结局“明天的故事”里，老木匠黄志亮将古老的班门道德原则和现代技术、文明结合起来，使小木匠一手开办起来又毁掉了的木匠铺渐渐恢复了生机，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实现了更高层次的协调和平衡。这正是作家的社会理想所在，即“改革应该使我们的人民变得更善良、更文明，而不是相反”。
《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安成为“农民企业家”之后，在家里对长辈更加孝顺，对弟弟妹妹更加友爱；在村里对乡亲的义务感也更加强烈。朴素的家族观念和乡亲意识激励他投身改革，改革成功后他更为自觉地恪守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在整个《平凡的世界》里，伦理不是随着改革淡薄，而是随着改革加强。我们从中看到的是：这是一个有文化根基的“世界”，这里的人们依据这个根基去接受新事物，变革人生，变革社会，带着自己的文化同一个更大的“世界”相互融汇。
列夫·托尔斯泰对中国自上个世纪末叶开始的“维新变法”曾进言道：“改革就意味着成长、发展、完善，是不能不表示同情的。但是改革只是模仿，把一些形式（在欧洲和美洲的有识之士看来，都还完全站不住脚）输进中国，那是一个最大的和致命的错误。改革必须从一个民族的本质中生长出来，而且应该是一些新的、同其他民族完全不相像的形式。”托尔斯泰的“进言”和全部托尔斯泰主义，在其诞生的当时以及后来一大段时日，未被中国知识界广泛地理解，但是却同深深地植根于中国老百姓问的传统文化水乳交融。因此，罗曼·罗兰于1928年在论文《托尔斯泰与东方》中写道：“现在中国虽闹着政争与革命，但这不过在历史的永久性中兔起鹘落的一片段；托尔斯泰的主张和中国数千年来圣哲的教训既是一致的，那么怎见得中国人民不会一步步接近托尔斯泰的思想呢？”
中国的“改革文学”克服了本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和社会上的某些思潮对西方文化的盲目模仿，以及对民族文化的虚无。“改革文学”和改革本身同样具有鲜明的中国化特征，表现出深厚的文化根基。这是中国走向成熟、复兴的征兆。它正在验证托尔斯泰的另一个论断：“只有认识到在他们的制度里面什么东西是重要的，有意义的，并懂得如何去尊重这些东西的那样的民族才有前途——只有那样的民族才真正够得上称为有历史的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