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自私自利的人性论和道德论相联系，李贽还提出了早期市民社会的文艺论，即“童心说”。他认为，初生童子的童心是人的真实本心，是最符合人的真实情性的，真正的文艺就应该是这种童心的真实流露。“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可是，当人们长大以后，由于受假道学的熏染，各种所谓道德和教条从耳目而入，而人的童心也随之而失。其结果，大家皆以假人而言假语，皆事假事而文假文，构筑起一个害人的虚假世界，却又要以四书五经为凭藉。为此，他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坚决否定各种教条和偶象，要求恢复人人本具的童心，创造具有真情真性的真文艺。“荀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文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他说：“盖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是可以牵合矫强而致乎？故自然发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义，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唯矫强乃失之，故以自然之为美耳，又非于情性之外复有所谓自然而然也。故性格清彻者音调自然宣畅，性格舒徐者语调自然疏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有是格，便有是调，皆性情自然之谓也。莫不有情，莫不有性，而可以一律求之哉？”
李贽的所谓“异端”儒学，是心学自然发展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
心学的流变
王阳明三十四岁时，思想发生重大转折，决心摒弃释、老之学而返归圣门。这一年，他与陈献章的弟子湛若水一见如故，相与共倡心学。王阳明龙场悟道是在三年之后，而湛若水则早已接受了陈献章的心学思想，并对王阳明有所影响。王阳明始终视湛若水为最亲密的朋友，而后儒也公认湛若水与王阳明共同推进了心学思潮。
湛若水（1466～1560）字元明，广东增城人，因居增城的甘泉，故以甘泉为号。年轻时师事陈献章，并接受其传道于世人的重托。陈氏死后，湛若水独立讲学，足迹所至，必建书院以礼其师，对心学的传播做出了很大贡献。但由于他在许多方面表现出回归程朱的倾向，因而其影响不是很大。年四十而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历仕侍读、南京国子祭酒、南京吏部右侍郎、礼部右侍郎，及礼部、吏部、兵部尚书。晚年居家著述并讲学，有《格物通》和《甘泉文集》传世，享年九十五岁。
湛若水认为，圣人之学，皆是心学。所谓心者，非偏指腔子里方寸内与事为对者，无事而非心。他说：“心也者，包乎天地万物之外，而贯乎天地万物之中者也。天地无内外，心亦无内外，极言之耳矣。吾之所谓心者，体万物而不遗者也，故无内外。”心是无内外、无方所而又无所不在的本体，所以格物也就不在心外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格物就是致此心之物理。人心以天地万物为体，心体物不遗。认得心体广大，则物不能外。“故格物非在外也，格之致之，心又非在外也。”
与王阳明不同的是，湛若水尤其强调随处体认天理。他说：知行并进，学问思辨行，所以造道也。故读书、亲师友、酬应，随时随处体认天理而涵养之，无非造道之功。体认天理，而云“随处”，则动、静、心、事皆尽之矣。若云“随事”，恐有逐外之病也。孔子所谓“居处恭”，乃无事静坐时体认也；所谓“执事敬”、“与人忠”，乃有事动静一致时体认也。
“体认之功贯通动静隐显。”
具体说：“心与事应，然后天理见焉。天理非在外也。特因事之来，随感而应耳。故事物之来，体之者心也：心得中正，则天理矣。”天理不是个外在的对象，而是此心的中正状态，这又和朱熹有所不同。阳明以为，甘泉讲随处体认天理，有求理于外之嫌。甘泉解释说：“体认天理云者，兼知行合内外之言也。天理无内外也。吾兄疑仆随处体认天理之说有求于外。若然，不几于义外之说乎？求即无内外也。吾之所谓随处云者。
随心随意随身随家随国随天下，盖随其所寂所感时耳，一耳。寂则廓然大公，感则物来顺应。所寂所感不同，而皆不离吾心中正之本体。本体即实体也，天理也，至善也，物也，而谓求之于外。可乎？致知云者，盖知此实体也，天理也，至善也，物也，乃吾之良知良能也，不假外求也。但人为习气所蔽。故生而蒙，长而不学则愚。故学问思辨行诸训，所以破愚，去其蔽，警发其良知良能者耳，非有加也。”可见他虽然对理学有所吸收利用，但所走的仍然是心学的路子。
在具体的修养方法上，湛若水对师门有所背离，而仍走程朱的路子。
陈献章尤其强调于静中养出端倪，湛若水却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如车两轮。谓有二者，非知程学者也。”他的许多话显然是针对其师门说的：“若不察见天理，随他人关人定，三年九年，与天理何干？静坐久隐然见吾心之体者，盖为初学言之。其实何有动静之间？心熟后，虽终日酬酢万变，朝廷百官万事，金革百万之兵，造次颠沛，而吾心之本体澄然无一物，何往而不呈露邪？”他还强调：古人论学，未有以静言者。
以静为言者，皆禅也。故孔门之教，皆欲事上求仁。动静著力，何者？静不可以致力，才致力即已非静矣。若《论语》日“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中庸》“戒慎恐惧”、“慎独”，皆动以致其用力之方也。故善学者，必合动静于一敬。敬立则动静浑沦矣，此合内外之道也。
与程朱不同的是，在具体持敬和体认时，湛若水又强调了孟子所谓“勿忘勿助”，这又表现了他归依心学的倾向。他说：“‘勿忘勿助’，敬之谓也。勿忘勿助之间乃是一。今云心在于是不改，谓之勿忘则可矣。恐不能不滞于此事，则不能不助也，可谓之敬乎？勿忘勿助，只是说一个敬字。忘、助皆非心之本体，此是心学最精处，不容一毫人力，故先师又发出自然之说，至矣。”这显然是对理学弊端的一种纠正。
湛若水继承了南宋以来调和朱陆的传统，企图各取其长而去其弊。显得很稳健。
阳明生前虽然政绩显赫，却也始终讲学不辍，一时弟子云集，门墙极盛。王阳明去世后，各方弟子创立书院七十余所，到处举办讲学会，宣传乃师之学，一时有“王学遍天下”之称。王门弟子宣传阳明心学，可谓不遗余力。
王阳明的心腹大弟子钱德洪离官下野三十年，几乎无日不讲学，江、浙、宣、歙、楚、广皆辟有讲舍。王艮于阳明在世时就自带两个仆人，坐一辆摹仿孔子周游列国时所乘之车的样子制成的小蒲车，四处聚众宣讲，吸引了许多不同阶层的听众。他一路进京，聚观如堵，整个京师为之轰动。阳明去世后，他更是四方交接，广招门徒，遂开泰州一脉。与王艮齐名的还有王畿，他在北京、南京及吴、楚、闽、越、浙等地广辟讲舍，讲学达四十余年，以王学正宗自居，发展出一套极其精细的心学理论，形成影响巨大的浙中学派。
阳明学派首先以讲会的形式扩散，如泾县水西会、宁国同善会、江阴君山会等。后来便在各地讲会的基础上形成不同学派。如按地域分，则有七派，即浙中学派、江右学派、南中学派、楚中学派、北方学派、粤闽学派和泰州学派。若按学术思想分，则除了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和以王畿为代表的浙中学派外，还有一个江右学派。
王学在学术上的分化主要表现为对“致良知”的不同理解。王艮提出“百姓日用即道”，认为道只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后来罗汝芳提出“赤子良心当下即是”，再后来李贽又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命题，这些统称为“良知日用”派。王畿认为良知当下现成，一悟本体即是工夫，因而主张在混沌立根，自称“先天之学”，这一派称为“良知现成”
派。此外，江右学派中又有两类，聂豹、罗洪先等人以为心体虽无动静，但只有静才能存心，主张以修静为人德工夫，称为“良知归寂”派。另一派则反对王畿倡导的良知现成说，尤其强调修养工夫，以欧阳德、邹守益和钱洪德为代表。邹守益认为，良知虽清灵精明，却须戒慎恐惧才能证得，而钱洪德则尤其强调在事上修练。这一派称为“良知修证派”。归寂派和修证派都强调存理灭欲的工夫，统称江右学派。这样，从学术思想的分野看，王门后学实际上只有三大派，即泰州派、浙中派和江右派。
关于王学三派的地位和性质，黄宗羲有一段颇为经典的论述。他说：“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
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取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挤阳明为禅矣。
然龙溪之后，力量无过于龙溪者，又得江右之救正，故不致十分决裂。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农山、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黄宗羲站在王学正统的立场上评价三派，肯定江右学派而否定泰州学派和浙中学派，显然是忽略了王门左派思想革新的历史价值及浙中学派对心学的解构作用。
学术思想贵在创新。中国历史在明末已进入社会转型时期，泰州学派沿着阳明心学的思路发展，合乎逻辑地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的新命题，反映了正在兴起的市民阶层的普遍要求，无疑是时代的主旋律。至于何心隐和李贽，其思想更具有启蒙性质，是很了不起的。黄宗羲把浙中学派贬之为禅，也是不恰当的。以唯物史观看，禅对中国历史的进步是个积极的因素。汉唐统治者以经学为统治工具，严重束缚了儒生的思想，实际上使儒家的哲学思维趋于枯竭。道教与佛教以其出世避世的宗教性质，可以逃脱统治者的控制，反而有利于自由思想的滋生和发展，这一点最集中地表现在禅宗之中。禅宗把外在的偶像移入主体心中，强调信徒不必拘泥于经书，只要一念灵觉，即可超凡人圣，顿悟成佛。所以他们打破一切偶像与教条，吹起了中世纪思想解放的第一股清风。正是禅宗解放了宋儒的思想，使他们一反汉唐诸儒只求作贤人的习惯，要求直接学做圣人的。浙中学派以儒家身份而表现禅宗精神，正是其可贵之处。而所谓‘救正’浙中心学的江右学派，它在学术思想上既缺乏必要的创新，又重炒理学家“戒慎恐惧”那一套束缚人心的东西，才是真正落后的“王学末流”。
阳明晚年，曾与王畿和钱洪德两位高足有过一次著名的“天泉证道”，讨论“四句教”问题。王畿认为：四句教“恐未是究竟话头，若说心体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的意，知亦是无善无恶的知，物亦是无善无恶的物矣。若说意有善恶，毕竟心体还有善恶在。”这实际上是一种“四无”说。钱洪德则认为：“心体是天命之性，原是无善无恶的。但人有习心，意念上见有善恶也，格、致、诚、正、修，此正是复那性体功夫。若原无善恶，功夫亦不消说矣。”当天晚上，二人依坐天泉桥，请乃师裁判。王阳明说：“我今将行，正要你们来讲破此意。二君之见正好相资为用，不可各执一边。
我这里接人原有此二种：利根之人直从本源上悟入，人心本体原是明莹无滞的，原是个未发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功夫，人己内外一齐俱透了。其次不免有习心在，本体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落实为善去恶，工夫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本体亦明净了。汝中之见，是我这里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见，是我这里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为用，则中人上下皆可引入于道。”最后，他尤其强调：“已后与朋友讲学，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只依我这话头，随人指点，自没病痛，此原是彻上彻下功夫。”
有趣的是，王龙溪正是那“世亦罕见”的“利根之人”，唯其如此，他才能提出“四无”说。
王畿（1498～1583）字汝中，号龙溪，浙江山阴人。天生利根，少年时代放荡不羁，每见方巾中衣往来之讲学者，窃骂之。因而虽为阳明同宗人，却不肯前往受学。想当年孔子为了收揽子路，只是“设礼容稍诱之”，子路即儒服委质请为弟子。阳明为了龙溪，却着实费了一番工夫。于时王龙溪妙年任侠，日日在酒肆博场中，阳明丞欲一会，不来也。阳明令门弟子六博投壶，歌呼饮酒，久之，密遣一弟子瞰龙溪所至酒家与共赌，龙溪笑日：“腐儒亦能博乎？”日：“吾师门下日日如此！”龙溪乃惊，求见阳明，一睹眉宇，便称弟子矣。龙溪从学后，阳明专门为治静室，令居逾年，遂悟虚灵寂感通一无二之旨，受到特别赏识。龙溪进门虽晚，却特立拔群，很快成为阳明讲学的主要助手。嘉靖五年赴考，通过了会试，因见主政者不喜心学，遂不廷试而归。两年后又赴廷试，忽闻乃师去世，即往奔丧，再次弃考。直到嘉靖十一年方中进士，而在仕仅两年，便将全部精力投入讲学传道之中。他会讲数百人，讲舍遍于吴楚闽越，而江浙尤盛，年至八十犹不废出游，遂开浙中一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