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六七年间同时留住的多到六人，加上他自己的四个儿子（长子伯昭曾留学日本和美国，短期从政后退居上海，其余三人在上海就学），整整是十个人。那时他已经从虹口搬到民厚里。楼下的寝室都成了“学生宿舍”。开饭时一老十少满满地坐了一大圆桌。他老人家管教子弟甚严，期望他们也甚殷。他气象严肃，不苟言笑。我们对他十分恭敬，但偶然间也大胆和他开玩笑。例如有一天他的第三子仲乐（我们叫他六哥）因下午在外面朋友家里吃了点心，回家晚饭时食量大减。他老人家便说：“平常骂人不中用，说这是个饭桶。假如一个人连饭都不能吃，那岂不是比饭桶还不如吗？”我们肃然静听，心照不宣。过后伯昭（我们叫他四哥，“五哥”不到十岁早死了）提议：“我们明天晚饭，一齐大显身手。”果然，届时菜饭上桌，全体落座，他老人家举起筷子说：“吃Ⅱ巴。”这十名健将“手到口到”，不到十分钟桌上的菜如风卷残云，一扫而空。他忍住了笑’，把厨子叫来说：“菜不够吃，快添来吧。”民国七年夏天，我考取了清华学校，他十分高兴。听说我从上海到北京（后来改名北平）的路费还没着落（大伯父远在重庆），他立刻吩咐四哥去替我买好火车票，并给我一些零用钱。民国九年夏天我在清华毕业，回到上海，准备赴美。他明知学校发给每名毕业生五百银元的治装费，却另外给我百元，表示他对我的奖许。我上船的那天，他又亲到码头来送我。
不幸他在我回国的前两年病故。十五年秋初回到上海，我只能到他的墓前去“拜见”他了。
在嫡堂和从堂兄弟当中叔玉八哥（名蘧，二伯父的第三个儿子）给予我在学业上最大的指导和鼓励。民国四年五月间到上海就学的时候与他初次见面。他正在梵王渡圣约翰大学肄业，想叫我去投考圣约翰大学附属中学。他发现了我的英文程度太低，甚至英文字母都弄不清楚，便介绍我到在沪宁铁路局任职的一位宁波人黄先生家里补习。每天（星期日除外）清晨七点钟去受课一小时。这样补习了两个月，虽然“大有进步”，去投考时依旧“名落孙山”。他于是劝我去投考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中学，因为这所学校录取新生的水准较低，我居然考取了。民国七年夏天经他极力鼓励，我壮着胆去投考清华学校的三年级（他在民国五年先已考入清华），也居然被录取了。民国九年我在清华毕业。因为他在美国密苏里大学经济系毕业后进了那里的研究院同时任经济系的助教，我也决定去进密大，于是成了他的“同学”。一年之后，他转学哈佛，在那里也很得教授们的器重。因为他要援救一位陷身美国牢狱的好友，他毅然牺牲了攻读博士学位的计划，用全力去筹措一切（这位学法律的朋友出狱以后即行归国，颇能洁身自好，曾在江苏省某地方法院任职，总算没有辜负援救者的苦心）。叔玉回国后，先在天津南开大学任经济学教授。我十五年回国以后，承他向学校当局推荐，我也到了南开，与他“同事”了两年多。随后他应聘清华，成了系中的一位“名教授”。民国二十一年，又经他的推荐，我从燕京大学转到清华，与他再度“同事”。抗战期间他受任为江西中正大学校长，不避艰辛，任劳任怨，极力整顿校务，提高教学水准，因此引起一部份教职员的反对，酿成“学潮”，他失望之余，辞职而去。就任之前他曾坚邀我去长法学院。我自知没有行政的才干，一贯抱只教书，不预政的主张，未曾应允。现在回想，不免感到惭愧。离开南昌（中正大学所在地）之后不久，他被派到美国任联合国中国代表团的经济专家。
当我于1949年再度到美时，他已经在两年前因心脏病突发，在纽约逝世，“人天”隔绝，永无见面之日了。这一位热肠侠骨的学人，无论治学治事，都维持精谨严慎的态度，不肯丝毫游移含混。记得我初到密苏里大学的那年，每日课余，时常见面谈论。有一次我不留心，用了“大概”，“差不多”这一类的字样。他立刻正容规劝，要我从速抛弃这“中国人不长进的习气”。我虽然不曾完全扫除思想上或言词上模棱的毛病，他的规劝，却至今未忘，使我受益不少。
嫡堂兄弟八人当中我和七叔的长子公远、次子公逊相处最熟。民国六年夏末，公远从四川崇庆到上海考进青年会中学，与我同学两年。十五年八月我由美回国的时候，他已结婚，在上海教书。那时二伯父已经去世，他的四个儿子也“各奔前程”，不在上海。公远见我没有住处便留我在他的寓所暂住，并且介绍我在江亢虎所办的南方大学和一个殷姓所办的国民大学两处担任几门课程，藉以维持生活。次年二月经叔玉八哥介绍到天津南开大学去任教，才与公远分手，离开了上海。二十六年避日寇入川，在重庆再与公远见面。随后我们两家先后都到了成都，见面的机会更多。他天分甚高，但没有恒心，不肯切实用工夫。在圣约翰大学毕业之后，他自费“留学”美国。其结果等于在新大陆“观光”了一次。他妙想天开，在美国芝加哥某“函授大学”注册，缴了几百美金的“学费”，不久之后居然“毕业”，得着了“法学博士”的凭照。这种取巧的作风，后来变本加厉。抗战期间他在离成都西郊有名的青羊宫不远的乡间盖了几间茅屋，自称精通。“华阳派？的道教，有广大的神通。若干川军中下级将领信以为真，争先恐后，请他“讲道”或卜问吉凶。据他自己告诉我，有一天某某几位退职将领约他同去游山，并请求他表演“水遁”、“土遁”。他让他们先走。等这几位先生走到约定的地点时，他已经含着微笑坐在一个亭子里了。他们“五体投地”，心悦诚服。殊不知“萧神仙”先期安排好了一乘滑竿，雇妥了几名捷足的佚子，隐藏在出发点附近的树林当中。等到这几位将领走后，他坐上滑竿，经捷路迅速前去。无知的军人竟被他愚弄了。那时在国立四川大学任心理学教授兼教务长的叶石荪（D123）震于“神仙”之名，拉我陪他前去，卜问时局的大势。公远说：“就卦象来看共产党必须失败，国民政府安如磐石。”叶公为之默然许久。我后来才知道，此君已作了“同路人”，因此听了公远的话为之不快，或竟吃惊。至于公远所说，是就卦论卦，或想迎合国立大学教务长的心理，我不便追问，也无从推断。如果是前者，“神仙”的卦何其不灵？如果是后者，“神仙”何其缺乏“知人之明”？我追记这些事，不是谴责公远，而是惋惜他“聪明反被聪明误”，辜负了他所禀赋的天资。在我们中学同学期间我曾屡次劝他，希望他能善继七叔精诚笃实的作风。他承认他的错误，但究竟不能改变。
公逊是我第二次入川到重庆时才见面的。他在上海大夏大学毕业后，在某私立中学教课。“七七事变”之后回到四川，蛰居重庆效外山中。他的天资也高，不亚于乃兄。但禀性孤介，落落寡合，更不赞成乃兄的“妖言惑众”。二十六年秋天他接受我的建议同我去到成都，在由沪迁川的私立光华大学附属中学任教员兼斋务主任。他对文学颇有修养，口才也好，因此颇得学生的欢心。他管理“斋务”也很尽心。学生有违犯校章的他必反复开导，并不是“照章处罚”便算了事。他在十五岁的那年，由七婶作主为他完婚，娶了一位比他大几岁的崇庆州某家小姐，不幸两人性情不合，终归决裂，公逊因此郁郁寡欢。‘他得暇时必来看我，谈诗论文。我也乘机为他排解。三十六年夏末我应聘国立政治大学，离开成都去到南京。他来送别，相对黯然，彼此都意识到此后再没有见面的机会（听说他在1951年以后不久“因病”去世了）。
一个人的性格和习惯一部分（甚至大部分）是在家庭生活当中养成的。上面提到的尊长和弟兄在不同时间，不同环境，不同方式之下，直接地或间接地，有意地或无意地，给予我几十年的“家庭教育”，奠定了我伺学及为人的基础。
五四运动的健将曾经对中国旧式家庭极力攻击，不留余地。传统家庭诚然有缺点，但我幸运得很，生长在一个比较健全的旧式家庭里面。其中虽有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父母双亡的我却得着“择善而从”的机会。因此我觉得“新文化”的攻击旧家庭有点过于偏激。人类的社会组织本来没有一个是至善尽美的，或者也没有一个是至丑极恶的。“新家庭”不尽是天堂，旧家庭也不纯是地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