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再次回到巴黎的时候，他跟我的朋友们讲起我的这句话，朋友们都大笑起来。后来，我自己也经常拿这句话开玩笑。甚至在电台里也对此有过报道，说是一群来自巴黎的难民如何如何。
因为空前的拥挤，这次旅程持续了好几：天；在维希的阿尔伯特一号旅馆我下了车。可以看得出，德国人在巴黎是混不下去的。维希也很快就会被占领的，我想离开继续前进；但是我的朋友麦茨格不想再和我一起走了，因为他不是犹太人，没有什么好害怕的；而且在维希也有了股票交易所，他有事可做了。我把车留给了他，又租了一辆带司机的车。我向旅馆门卫咨询，答复也如人所料：“弄一辆车？不可能。”这个游戏就又演出了一次，他问我能出多少钱，最后我就如愿以偿地弄到了车。当我离开这家饭店去和我韵新司机见面的时候，那个门卫走向阿得列恩·波奎尔——他也是从巴黎开车来维希的，也住在阿尔伯特一号旅馆；我就是通过他才在这家旅馆住下的——门卫问他：“阿得列恩·波奎尔先生，科斯托拉尼先生是不是那个正在搜捕的骗子？”“为什么？”阿得列恩·波奎尔问道。“他那么急迫地要离开这里，实在让人怀疑。”门卫说。阿得列恩·波奎尔大笑起来，然后安慰着给他解释清了。
我做好了准备，第二天就起程继续向巴利兹的方向驶去；自然了，这一段旅程也花费了好几天时间。这个地方受战争的影响还比较小，距离前线很远。我在收音机里听到了贝当元帅的演讲，他宣布同德国联合建立一条防线，德国军队不能逾越；防线后面的法国人是自由的。
（记者插言：然后，您又是如何从巴利兹去了美国的呢？）
我清楚地记得，在过去的岁月里，希特勒的许诺意味着什么，我因此不再相信所谓的和平。我断然决定，去美国。
在巴利兹，我遇到了一对友善的来自布达佩斯的夫妇。男的叫拉斯·保罗斯，是布达佩斯最大的一家报纸的总编辑；他的夫人是布达佩斯股票市场上最大的卖空投机家古斯塔夫·霍夫曼斯的女儿。因为保罗斯夫妇也打算从欧洲去美国，所以我们商定：一同从西班牙继续前行，开往美国。
那10万法郎还装在我口袋里。因为我总觉得法郎肯定要彻底贬值，所以我想尽早把它花出去。我走在巴利兹优美的街道上，恰巧路过赫尔梅斯的商店。店铺的主人就是赫尔梅斯先生。他亲自为我服务。他是从巴黎坐飞机逃到巴利兹来的。我把法郎给他，想买一些质量好的公文包和游泳时用的东西。这些东西之中的大多数今天已不存在了，这些皮包已有45年历史，锁上不用了，那个银色的男式公文包我从来没使用过，现在，赫尔梅斯先生要出价5万法郎买回去，为的是放在一些博物馆里展览。
采购完毕，我们上路接着前进；我有西班牙签证，保罗斯夫妇也有。人们要是想离开法国的话，还需要一个离境签证；离境签证必须在巴欧耐省省长那里申请。当我先在屋子等着的时候，进来了一个又高又壮又丑的人；我立刻就认出了他，他就是参议院议员巴龙·莫瑞斯·罗斯柴尔德先生，是在巴黎的上届家族同乡会主席的亲戚。他声音沙哑地说：“我要跟省长大人讲话。”办事人员问他是哪一位。“参议院议员巴龙·莫瑞斯·罗斯柴尔德先生。”
他回答说。“您请坐。”那个办事员用生硬的口气说。这让我感到很震惊，参议院议员罗斯柴尔德先生尽管让人觉着不怎么和善，但是别人就这么对待一位议员也有些出格了。反排外主义已经从巴黎蔓延到了巴利兹，这里的人们将会如何对待我呢？
幸运的是我的恐惧很快就被消除了。不一会儿那个办事员就回来了，说：“尊敬的议员先生，您能否再等一分钟？省长先生很快就会见您。”这样，对于我来说事情就顺理成章了。
罗斯柴尔德先生离开了。后来的经历就不像在这里这么顺利了，他也和我一样要去穿越西班牙到百慕大群岛着陆。一到那儿他就去了美国领事馆，申请签证；人家打开窗口，他交上了自己的护照。领事打开他的护照的时候，发现里面夹着两张一百美元的钞票；这样一来，领事的答复很直接了：“巴龙先生，我不能给您签证；而且您也绝对不能再得到签证了。”罗斯柴尔德先生不知道，美国领事是不能接受贿赂的。在美国，人们能拿钱买到法官和政客的职位，但是领事却是个例外，因为他是联邦政府的雇员，不是州政府的雇员。罗斯柴尔德先生只能转而去了加拿大，因为他再也得不到美国签证了。可是这未必是坏事，50年代初去世的时候，他公开的个人遗产是2．77亿镑，实际价值超过10亿马克；他儿子爱德蒙德·罗斯柴尔德先生是最大的受益者，由此成了特权阶级的一员。经过多次婚姻以后，他的财产被分割得越来越少了。我等的时间比罗斯柴尔德先生等得时间长，然后我得到了我的离境签证，保罗斯夫妇也得到了。我们又一同上路，开往圣塞巴斯地安。这里的生活远离战火、没有硝烟，我把剩下的钱装进护照包里，为的是在离开西班牙的时候还随身携带；这是我的原则。
在圣塞巴斯地安，我每天都出去转一转；发现有一种游戏——我觉着德国人肯定也知道这个游戏——人们可以把赌注放在各个不同的参赛队伍上，不是非得自己玩。我也顺便看了看斗牛以消磨我的时光。
一次我和在那儿结识的一个朋友一起出去，正好路过一个街头咖啡馆。和我一起出来的朋友示意我看坐在临街的咖啡馆的阳台上的一个又胖又丑的人，我问我的朋友：“那是谁？”他告诉我他叫霍拉斯·菲那利，是巴黎巴斯银行的行长。在德国，赫尔曼·约瑟夫作过这个职位。他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在巴黎是权倾一时的显贵。他有权任命法国银行的新行长，甚至可以影响政府的工作。
这个巴黎巴斯银行是最大的贸易银行，不是分支机构的保险银行，而是一个单纯的贸易银行，由犹太人的金融大腕们左右。除此之外，还有天主教徒支持的莱奥奈斯储蓄银行和新教教徒支持的巴黎联合银行，而菲那利的声誉是独一无二二的。有人说，菲那利是法国最聪明的人。他的父母亲从维也纳的一个叔叔霍拉斯·兰岛那儿得到了一大笔财产，那位叔叔是罗斯柴尔德银行的一位合伙人。在他们接受财产之后，菲那利夫妇去巴黎拜谒了母亲的出生地，这位母亲是个标致的美人儿，她在那儿开了一个文化沙龙。霍拉斯·菲那利是在那些文化精英们的熏陶中长大的。他本人后来也成了大文学家，同时还是一位美妙绝伦的小提琴演奏家。
他开始就把巴黎巴斯银行的经营目标定位成重量级的银行，后来果真如此。1946年他去世了，身后留下1亿美元的家产和一个藏书价值200万镑的图书馆。
后来我与之相识，还引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
1938年我在巴黎收到一封英文信，信是这么开的头：“亲爱的科斯托拉尼先生，我是一个美国黑人女孩。”她说她来自维也纳，我的朋友考夫曼把我的地址给了她。她想来巴黎，并请我给她提供些方便，帮一帮忙，领她转一转市里。我与她通了电话，她叫卡门·B。我们约好见一面。
按约定的时间我到她住的阿穆巴萨都宾馆接上她。她的所作所为深深地吸引了我。我的计划是领她去巴黎最有名的克里玛利亚饭店转转。我在宾馆大堂等她，突然一位穿着一身黑衣服的女士从楼梯上下来，向我走来。她就是我正在等的人。她非常漂亮，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更没有想到，她的“黑”让人感到特别惬意，黑头发，黑衣黑裤，她追求的就是这种气质，后来我明白这一点，其实，我早就该明白的。不过，当时在上层社会，黑色的确不是流行色，所以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
我取消了晚上的计划，因为我不能和她一起去克里玛利亚饭店，时机还不怎么成熟。我们一起去了别的地方，我领她在整个巴黎兜了一圈，我们玩得非常开心，直到她离开巴黎去了伦敦。我把她介绍给我在伦敦的哥哥，让他在那儿照顾她。我的哥哥埃梅里希也和我一样，一见到她感到特别惊喜。
打那以后我就见不到她了。有一天，我和几个朋友坐在我在纽约的居室里聊天，其中一个是我年轻时的朋友约利·歌林瓦尔德，他告诉我：“安德烈，我认识一位非常漂亮的黑人女孩，她是维也纳人。”我问他，她是不是叫卡门·B。我的朋友不知道我的故事，也不知道她的名字。他自顾自地讲着他的故事。这个黑姑娘是我唯一的偶然相识的老熟人。我跟她通了电话，我们约好再见一见面。我和一个白人女性朋友合住在麦迪逊大街的一间很大的房子里。我和她随后又见了几次。几个月后，她又给我打电话，当时我们也好长时间不见面了。她说：“喂！安德烈，你好吗？我想让你见一见我的男朋友，他也是匈牙利人，巴黎的银行家，现在以难民身份居住在纽约。”“他叫什么？”我问。她回答：“霍拉斯·菲那利。”
就这样我认识了这位大银行家。
我在圣塞巴斯地安逗留了几周之后，又开始我的行程，向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进军，我父亲的一个好朋友住在那儿，他就是卡罗斯·索里亚博士。他和无线电发报创始人格拉夫·阿考一起工作。我在巴黎认识的德国著名侦探小说家富兰克·阿瑙是我们共同的朋友，我们彼此都相识。这位侦探小说家有口皆碑的作品是《伪告者的伪造者》。他在铁路上与索里亚相识，并给他提供了一个很可靠的联系人，离开希特勒统治的德国，来到了西班牙，还弄到了西班牙护照，有了留在西班牙的合法身份。我和索里亚的关系是通过我父亲建立的，我们之间的友谊也发展得很牢固，他年长我许多，我们之间的友谊就如同忘年交。是什么把他和我联系在一起了呢？是什么使我一生中结识了这么多朋友呢？是对音乐的爱好。我俩都是瓦格纳的发烧友、崇拜者。好几个周末我都是到索里亚在马德里的别墅去作客，当时他在西门子供职。西门子为了招他进公司工作，专门给他开设了一个新职位。后来，他和他的儿子们一样去了美国，在美国我们又常常联系。
在我离开马德里时索里亚帮了我很大忙。他开车带我去了威高市。我从那儿乘坐大型客船去了美国。我去美国是作了充足的心理准备，我要在那里好好玩一玩，舒舒服服地休个假，我申请的是旅游签证。居留签证是不可能得到的。人们相信我，因为我是有产阶级，而且，我不是犹太难民，因为当时德国还没有攻占匈牙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