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把创作手稿交给他们的时候，我的心里并不是十分自信，还说：“会不会线索太乱了呢？”有亲身经历的事情，也有理论，还有忠告。而他只是说：“这很好，否则就太单调了。”他读过这本书以后对我说：“科斯托拉尼先生，这本书太棒了！肯定会轰动的！”我在电视里接受了一个关于出版这本书的采访，在法国产生了很大的轰动效应。我的一位很有影响的朋友阿尔伯特·汉认识德国的一位高沃兹出版社的出版商，谈起我的书，使他对我的书也有了兴趣。讲好，让我把主要内容翻译成德语；后来这本书还用德语之外的7种语言出版了，包括日语。
阿尔伯特·汉是我终生的好友，我是通过我在股票交易厅的老朋友弗利登什，在纽约和他认识的。在我们这一群人中，他被称为“股票场上的友谊大使”。我和弗利登什后来在纽约合伙开了一家金融贸易公司。
阿尔伯特·汉是来自瑞士的难民，尽管他和我一样也受了其他教育的洗礼，但是希特勒仍然认为他是犹太人；他的夫人是雅利安人，是一位伯爵夫人。尽管在瑞士他没有受到什么威胁，但他仍然感到与德国为邻还是不安全，所以就逃到美国成了难民。跟他相比我是个穷人。他来美国的时候带了100万美元，其中的大部分是继承的遗产。因为他的曾祖父是德国一家证券银行的创始人。在罗斯柴尔德制定政策之前，阿尔伯特·汉的全家继承了遗产。他们属于所谓的法兰克福犹太人。遗憾的是现在那个地方已经没有什么犹太人了，阿尔伯特·汉的父亲那个时候就给自己买了瑞士居民的身份，所以他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瑞士人。
我的那本书《这就是股票》在德国确实很畅销。原因在于，在此之前在德国还从来没有过类似的书。就是到了今天也还是没有什么人愿意做股票经纪人。那个时候股票经纪在德国就更是新鲜事物。我的这本书的确是开了先河。现在德国关于股票的书还是不太多。在慕尼黑的胡根杜拜尔书店书架上的书琳琅满目，我的书在那里一直销得很好。这或许是因为这家书店本身很有竞争力，或许因为我是唯一家喻户晓的股票作家。
在我的这本书在西德畅销起来以后，我就开始了我在德国的活动。我发现这里的股票客户存在着一种巨大的需求：辅导讲座。第一本书以后我写的第二本书就是：《金钱：最大的冒险》。我第一本书的巨大成功给我创造了机会，使我认识了《资本》杂志的编辑们。有一天，我给考那留斯·保曼打电话，他是刚刚创刊的经济杂志《资本》的自由撰稿人。他问我是否有兴趣为《资本》的一个栏目写稿；他的话在无意间触动了我最敏感的那根神经，因为给杂志报纸当自由撰稿人一直是我最大的愿望。我零星的写过一些这样的文章，但是成为一个大栏目的固定的撰稿人确实也是我心中的梦想。考那留斯·保曼领我一起去拜见《资本》杂志的创刊人，阿道夫·泰奥巴特。编辑部坐落在奥友盘那大街上，这个大楼现在也还在那儿，只是比原来大了一些。开始的时候我做一个栏目的收入是200马克。
到现在已经是快3年了，我心里最大的愿望就是在2000年的1月份的刊物上还在为这个栏目写文章。
到现在为止只有两次没有给这个栏目写，一次是我在国外感染了重感冒；另外一次是一个编辑的意思，不让发表我的文章，因为我在文章中猛烈地攻击了IOS，那个编辑认为人们会喜欢伯尔尼·考恩菲尔德，人们肯定不愿意听到关于他的大不敬之词。但是后来我给那一期的文章还是发表了，而且还有很多文章都是反对IOS的。通过我自身的股票交易经验和自己亲身的生活经历，我觉得那份伯尔尼·考恩菲尔德的政治报纸是极其荒谬的。一次，伯尔尼．考恩菲尔德的一个同事亨利·布尔建议我到伯尔尼·考恩菲尔德资助的IOS资金委员会去求职；我一开始就可以有1000万美元的资金可以调配。当然，首先是我必须能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市场份额。我的问题是，如果已经有了10个交易员，每个人都想做10000股IBM的短线投资；并且我也要买入的话，你们公司该如何阻止同其他的交易员的买卖呢？对于我提出的问题他们认为完全不在话下，他们只关注：最后每个人必须创造出多少利润。当时我还是善意地拒绝了这个工作，但是无论如何，我同布尔的这次谈话还是对我大有裨益的。后来我确切地了解到，这是一个阴险狡诈的花招，最后结局悲惨，草草收场。
在我同IOS的打交道的过程中，认识了一个后来维持了多年的友谊的朋友海勒。我们是在一次巴伐利亚区的地产抵押银行组织的聚会上认识的。经济部的一位部长谈到了当时最新的关于外国人投资的法律条款，并且强调了福利基金会的重要性；他认为福利基金非常重要，对老百姓来说就像交通工具。他把一种基金和一个公共汽车作比较。那个时候大家都坐公共汽车，没有私人轿车。我问那个部长这些设想的可操作性在哪里？是不是外国的公共汽车司机们连驾驶执照都不需要了呢？
聚会活动后，海勒跟我聊天，把我的想法具体化了。科斯托拉尼先生的股票培训班也就应运而生了。这个建议非常好，我们毫不犹豫地把计划变成了实际的行动。从那时到现在，参加我个人的股票培训班的人已经有将近两万人了；除此之外，我还与海勒合伙创办一个公司，主要业务是菲度卡银行保障金的管理工作。到现在为止，经我们手的基金和保障金的总数已经达到了2.7亿马克。
我的大量的活动当然有助于增加我的知名度。我的知名度越来越大，所以我经常可以接到一些邀请，去电视上做一些访谈节目。在海德女士主持的每晚夜话的访谈节目里我表现的据说很不错，带来了点轰动效应。对我来说这就是很大的成功了，后来的许多报纸上也是这样认为的。我在电视上说的如果不是什么真知灼见的话，也都是肺腑之言，尽管观点有些保守。一开始那位女士的词锋就很尖锐，马上就说到了利丽·达瓦斯。利丽·达瓦斯是当时匈牙利的一个电影明星，后来又成了德国的电影明星。她是马克思·瑞恩哈特公司的大牌，是我的朋友法荣斯·莫奈的最后一位夫人。我是通过我的这位朋友和她相识的。
一次她到巴黎来，我们约了晚上见面。吃过晚饭以后她对我说：“现在，安德烈·科斯托拉尼先生，我要和你告别了。我得花点时间把臼己打扮得更鲜亮一点，到外面的林荫大路上走走，看看人们对我的态度如何。否则女人们就白白地把自己打扮得这么漂亮了。”这样，因为我对这位当红明星谦恭不足，我就被打上了男性沙文主义者的烙印。当我晚上回到宾馆的房间里的时候，我接到一个妇女联合会的一则消息，其中的大部分我记不清了，意思是她们为明星的愚蠢行为感到遗憾，从此我的名气也就更大了。
随后不久我又出了一本书，大众口味，通俗易懂，由思瓦尔德出版社出版。我坚持，新版书应该用硬皮封面。后来，我又出版了一本袖珍版。紧接着，在思瓦尔德出版社又出版了一本叫《金钱和股票编织的美妙世界》，还有一本我的心得体会集，名叫《科斯托拉尼的笔记本》。
接下来的一切进展顺利，就是同贵社—— 经济出版社合作的6本书。同经济出版社的第一次联系非常有意思。一天，总编先生给我打电话，问我是否有兴趣给经济出版社写本书，我说：“或许可以的，但我必须再详细谈一谈。
我反正下一周要去杜塞尔多夫，届时我们可以见一面。我们约定在希尔顿的大厅见面。他邀请我在宾馆的饭店里共进午餐。进餐期间，一位非常幽雅而友善的先生坐到我们的餐桌边，他也是在那里吃饭的。他问我：“您就是那位科斯托拉尼先生吗？”我说：“是的。”“我非常感激您，祝贺您写了那本《金钱与股票编织的美妙世界》，这本书令我着迷，让我受益匪浅。”坐在我对面的总编先生自然也把这些话听得真真切切。如果这次吃饭是我付账的话，我肯定会替这位先生买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