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继承已有成果，不断创新，不断完善外国教育史学科
老一辈学者在外国教育史领域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为我们继续研究打下了基础。
新一代的外国教育史学者将沿着他们的足迹，继续探索，不断创新。
创新，是新世纪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的关键，惟有创新，外国教育史学科才能摆脱当前的危机，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创新绝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我们做大量扎实的工作。首先，我们要大力加强史料建设。研究历史，离不开史料；研究外国教育史，同样离不开史料。多年来，史料建设一直是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薄弱环节，它也是制约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的关键之一。解决了史料问题，外国教育史研究才可能生存发展。其次，由于外国教育史学科的特殊性，需要直接引入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必要的拿来主义是不可避免的。战后欧美教育史研究异常活跃，除了传统教育史学，还有以克雷明（.Cremin）为代表的“相互作用论”的教育史观，以卡次（M.Katz）为代表的激进派教育史思潮，可惜他们的代表作至今没有中译本，甚至一些优秀的传统教育史学著作，如巴茨的《教育文化史》、鲍文（J.BOwen）的《西洋教育史》也没有唤起我们翻译的兴趣。再次，我们要借鉴国外教育史研究的新方法，改变传统定性的描述方法。二战以来，教育史跨学科研究、比较研究、系统论与教育史的结合，对传统方法产生了根本变革，但我们过去在研究中很少吸收和借用。总之，尽管当代国外教育史研究异彩纷呈，方法更新，成果倍出，但我们仍固守传统的模式和方法。只有个别学者吸收了部分成果。没有新资料，没有新方法，固步自封，数十年甚至百年不变，外国教育史学科不陷入危机才怪呢？
（三）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实现外国教育史研究的本土化
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迟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国际交流，近年来我国教育史界很少举办国际性的研讨会，我们的学者也很少有机会赴国外参加国际性的教育史学术会议，我们几乎处在一种与世隔绝的状态。我们不知道当前国外教育史学者的研究动向，不知道国际教育史研究的最新发展。1982年，滕大春先生在《华东师大学报》发表了“战后美国教育史界的流派和论战”一文，近20年后，我们对国外教育史发展的了解仍停留在原来的水平，我们几乎没有获取任何新的信息。美国教育史界80年代、90年代有什么新变化，我们茫然不知。
其他国家的进展，我们所知更少。根本原因是我们太闭塞，交流太少。同样是研究外国教育，比较教育学比我们在国际交流上做了更多的努力，几乎每次会议均邀请国际学者参加，赴国外研修的学者也大大多于教育史界。外国教育史学科要摆脱目前的困境，重振旗鼓，必须首先打开国际交流的大门。
当然，学习外国，要立足中国，学习外国的目的是为我所用，中国特色的外国教育史学科要以中国为中心，其研究的内容要根据中国的需要有所偏重、取舍，为中国当代教育发展和改革服务。“现实性”、“洋为中用”应是我们坚持不懈的追求。千万不可一味追求西方的学术标准和指标，盲目模仿，失去我们自己的特色。“先借鉴、继超越”是值得充分肯定的策略。外国教育史虽然是研究外国的东西，但最终目标是既要国际化，又要本土化。
（四）建立重点研究基地，巩固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学术阵地
外国教育史学界以往已有很成功的合作经历，如《外国教育通史》《外国教育家评传》以及即将出版的《外国教育思想通史》，均是全国教育史学者合作研究的成果。这种合作研究能够弥补外国教育史学科力量的不足，发挥学术带头人的优势，共同提高学术水平，但这种合作还做得远远不够。从历史上看，我们已形成了几个颇具特色的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学术阵地，如北师大、华东师大、河北大学、杭州大学、华中师大、东北师大，其中河北大学、北师大已先后独立培养出十余名外国教育史专业的博士，取得了宝贵的经验，今后仍需重点扶持和巩固这些已有阵地。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试图网罗更多的人加入外国教育史研究队伍是颇为不易的。
在人员较少的情况下，我们更应提倡合作研究、学术交流、资源共享，避免或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劳动，集中人力物力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以发挥最大效益。研究外国教育史光靠英语是不够的，我们要注意吸收通晓其他语种的学者加入我们的队伍。
由于种种原因，迄今我国教育史学科没有自己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这是教育史界的悲哀。泱泱大国，五千年的文明，儒家文化发源地，竞没有自己的教育史刊物。我们即将迈人新千年，教育史杂志的公开发行莫非还要等上一千年吗？
（五）加强外国教育史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合作
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迟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存在严重的自我封闭现象，今后应加大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和合作，借鉴其他学科的新方法。
过去中国教育史和外国教育史虽属同一学会，但两门学科的交流极少，研究呈各自独立的局面，这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发展，如果我们能在中外教育史的结合上找出更多的研究课题，将会大大扩展外国教育史学科的研究范围，提高人们对外国教育史功能的认识。其实在欧美，教育史是不被分为本国教育史和外国教育史两个学科的。教育史家既通外国，也通本国，两者结合，才能相得益彰。一方面我们要加强中外教育史学者的沟通合作，另一方面我们要培养既能研究外国教育史，又能研究中国教育史的通才。
外国教育史学科还应加强和比较教育学科的合作，这两门学科原就是姊妹学科，许多学者既是教育史家又是比较教育学家，中外都有这样的大家。美国有的高校将教育史、比较教育和教育哲学三门学科组成一个学域，是很值得我们参考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及学科建设成绩喜人，比较教育学者在国际交流、扩大学科领域、探索研究方法上，都取得了较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外国教育史研究还要注意与历史学科的合作。教育史既是教育科学的分支学科，也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二战以来，西方史学发生了重大转折，如从传统的描述性历史转向分析性历史，从靠个人在文献故纸堆中爬梳资料的手工业方式改为引用自然科学研究的计量分析方法；新的史学流派如分析史学、比较史学、计量史学、心理史学、年鉴学派纷纷登台。史学研究的内容大大扩充了，史学研究的方法呈多样化趋势，这些都值得教育史学科借鉴，实际上有的史学方法已经被国外教育史学者所借用，如历史比较研究法和历史系统研究方法等等，并出现了一批重要的成果。
作为历史学科的一部分，教育史相对来说还是一门新的学科，它“是一门正在发展而不是已经完成的研究领域”。21世纪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振兴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我们中青年一代学者的肩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