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是现代大学的主要职能之一，也是衡量大学水平的重要尺度。从历史上看，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大学已历经八百多年的沧桑变迁，但科学研究成为大学的正式职能仅有一二百年。近代德国大学是世界上最早确立科学研究职能的大学，“为科学而生活”成为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德意志诸大学的理想目标。正是科学研究以及科研和教学的统一，使德国成为近代大学最发达的地方。其一流的大学，吸引了来自各国的成千上万名求学者，通过他们，德国大学思想传播到世界各地，尤其是科学研究原则，更是为各国大学所普遍接受。本文主要探讨科学研究职能在近代德国大学起源、确立、发展和传播的历史。
一、德国大学科学研究的起源和早期发展
长期以来，科学研究不属于大学的职能，大学的作用仅限于保存和传授已有的传统文化。无论是赫赫有名的牛桥大学（牛津、剑桥的简称），还是古老的巴黎大学，无一例外，德国大学同样如此。大学对新的科学持排斥的态度，大学教授不是科学家和发明家，不必从事科学研究，甚至许多科学家和发明家从未进过大学校门。就德国而言，经过1618～1648年三十年战争的破坏，大学不再处于进步的状态，被看成是过时的和逐渐衰亡的机构。德国著名科学家莱布尼兹甚至以自己侧身于这样的学校感到耻辱。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德国大学于18世纪率先进行了改革运动。
德国最早提倡现代科学和研究的大学是哈勒大学和稍后的哥廷根大学。哈勒大学创办于1694年，被称为“欧洲的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其主要特征：一是采纳现代哲学和现代科学，二是以思想自由和教学自由为基本原则。虔敬主义和理性主义者是哈勒现代化倾向的发起者和促进者。理性主义哲学家托马西乌斯（Christian Thmasits）是“哈勒大学的第一位教师”和新大学学术的奠基人，他废弃了中世纪大学传下来的经院主义课程，使哲学脱离神学而独立，他强调实际知识和现实生活，重视对生活有用的科学的运用，使大学更接近于现实生活；他最早采用德语教学，而不是用传统的拉丁语。虔敬派神学家弗兰克（A.H.Francke）在哈勒大学任教30多年，他的目标是培养具有虔敬信仰和实际生活所必需的智能的基督教徒，正是他突破了盛行的神学正统观念。启蒙哲学大师沃尔弗（ChristianWOlff）除1723年到1740年在马尔堡大学任教外，一生大部分时间任教于哈勒，主要讲授数学、物理学和哲学，他是创建以数学和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现代哲学体系的第一人。像托马西乌斯一样，沃尔弗用德语而不是用拉丁语讲课。他一生写了67本著作，影响十分深远。
正是以上三人的努力，哈勒大学成为学术自由的第一个发祥地，成为进行创造性科学研究的最早基地，成为18世纪德国境内最重要最有影响的大学之一。
哥廷根大学创办于1737年，它既是效仿哈勒大学的产物，又是哈勒大学的对手，甚至在许多方面超过了哈勒大学，因此有人认为哥廷根比哈勒更有资格享有欧洲“第一所现代大学”的头衔。德国教育史学者鲍尔生（Fricdrich Palalserl）说：“哥廷根大学不同于别校的优点，是该校使真正的科学研究受到大力的鼓励和支持，其中最主要的是它有经济充裕的设备和富丽的图书馆，还有专门从事自然科学和医学研究的研究所。”哥廷根大学的创办人闵希豪生（Cerlactl Adolf von MunchhaLtsen）曾在哈勒大学学习法学，长期担任汉诺威政府官员。他终生关心大学的发展，亲自创办了大学图书馆和科学学会。他大大削弱了神学家在大学的地位，反对宗教上无休止的争吵，重视任用教义上保持中立的神学教授，这实际上已显露学术自由的萌芽。他倡导自由的学术讨论和自由发表的风气，并重视那些著述丰富的学者，他用高薪和优良的条件吸引了许多第一流的学者来校任教。在短短的时间里，哥廷根大学获得了极大的声誉，成为中欧主要的学术和科学中心之一。虽然不足以证明闵希豪生对著述丰富的学者的偏爱导致了19世纪德国大学科学研究和出版的风气，但结果是鼓舞了发表著作的教师，他们的著作有助于世人对著作者所在机构的认识和重视。被誉为德国“国家法之父”的皮特（JohannSteplan Putter）在哥廷根的60年中，共写了126本书，其声望吸引了大批学生来哥廷根专修法律，其中包括后来普鲁士非凡的政治家哈登贝格（karl vOn Hardenlerg）和奥地利首相梅特涅（：MetteHtic）。
大学哲学院与其他三个学院（神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争取平等地位的斗争始于哥廷根。在此之前，哲学院在欧洲大学一直行使着预备职能。闵希豪生通过增加哲学学科的份量表明自己对哲学院的重视，他尤其看重历史、语言和数学学科。实际上，哥廷根大学哲学院的课程在1760年代时已远远超出纯粹的初级预备目的的范围。
哥廷根大学建立了大量优良的物质条件，包括装备优良的科学实验室、天文台、解剖示范室、植物园、古物博物馆、医院等，其图书馆是当时欧洲最好的。如此优越的条件，使学生进行了更多的独立阅读，更使教授进行了较多的有独创性的研究。格斯纳（J.M.esller）；芷哥廷根举办了德国大学第一个习明纳（Serf-inar）学习明纳。海涅（C.G.I seytle）的语言学习明纳培养了许多古典学者。教授们大量发表研究成果，其中有些成果获得了全欧洲的赞扬。 哈勒和哥廷根大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到18世纪末，几乎所有德国大学都按照哈勒和哥廷根的模式进行了改革。学术自由、注重科学研究等现代大学所具有的特征都已现端倪。然而从整体上看，德国大学仍远离时代的要求，科学研究充其量只是大学的副业而已，并非对每个教授的要求，更非大学的正式职能，大部分大学仍处在衰退之中。真正使德国大学焕发勃勃生机的改革完成于19世纪。
二、科学研究职能在德国大学的确立
18世纪末19世纪初，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冲击着德意志这块古老和封建的土地，一些开明的统治者意识到变革的必要性，开始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方面酝酿改革。最初的改革是缓慢的、效率低的，直到1806年普鲁士在耶拿战役大败于法国后，迅速而全面的改革才在施泰因（H.F.K.Stein）等人的领导下得以实施。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相信：普鲁士必须用精神力量来补偿物质上的损失。于是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被当作重要的精神力量得以重建。重建的指导思想是新人文主义，孕育的最大成果是柏林大学。
在18世纪末的大学危机中，出现了三种对大学改革的主张。第一种主张以许多大学教授为代表，墨守古老的和保守的思想，认为教育目的是通过运用传统的教学方法来传递具有正确信仰的知识。这种观点常常在大学神学院拥有市场，因为采用偏重实际的方法威胁神学在大学的首要地位。第二种主张以源于启蒙运动的功利主义思想为代表，用一种实际的方式解释教育目的，极力强调以对职业、邦和教会有用的技能训练青年。
功利主义的主要倡导者是邦政府官员、大学法学院和医学院。第三种主张以新人文主义思想为代表，用一种更主观的方式解释教育目的，认为教育目的是帮助发展和实现个人全部的潜力，强调语言学、古典学科、历史、自然科学和哲学。
显然，第一种主张是守旧的，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遂遭到后两种主张的反对。但由于在教育目的上的不同见解，新人文主义和功利主义有关大学改革的：疗法是大相径庭的，在实践中分别对德国各邦大学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然而最终新人文主义取得了支配地位。
新人文主义崇尚古希腊文化，要求在德国思想中复兴古希腊的理想，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温克尔曼（Johaz，nWinckehnann）、席勒、赫尔德和歌德等。而将新人文主义的理想贯穿到大学改革中，是由洪堡（Wilheln，ⅥnHumboldt）等人完成的。新人文主义领导了19世纪初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德国大学改革运动，正是这场运动最终确立了科学研究在大学的重要地位。
施莱尔马赫（F.Sdaleiemacler）、费希特（J.j.Fichte）和洪堡三人是创办柏林大学的先驱和功臣，前二人被誉为柏林大学精神的缔造者，而担任普鲁士内务部教育厅厅长的洪堡，则是柏林大学的实际创办人。
施莱尔马赫曾受业于新人文主义的先驱沃尔夫（F.A.wolf）门下，1804年担任了哈勒大学神学教授。
耶拿战役失利后，在柏林参加创办新大学的讨论，成为柏林大学思想的先驱。1808年，施莱尔马赫在《关于德国式大学的断想。附：论将要建立的大学》一文中，阐明了自己的大学思想。首先，他要求大学完全独立于国家。其次，他认为哲学院是大学的核心，这是因为大学的所有成员，不论他是哪个学院的，都必须把根扎在哲学院。再次，他主张思想自由和思想独立，要求大学必须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使他们独立地深入到科学当中去。为此，大学需有一种精神上完全自由的气氛，科学要从对任何一种外来权威的屈从状态中解放出来。上述思想对洪堡建立柏林大学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新大学开办后，施莱尔马赫被聘为神学教授和第一任神学院院长，这使他有机会进一步实施自己的大学理想。
费希特曾在耶拿、莱比锡、维滕堡大学学习，1794年被聘为耶拿大学教授，后被指控为无神论者，失去教职并移居柏林。1806年受聘于埃尔兰根大学，讲授知识学和逻辑学，并开始对大学组织问题进行思考，撰写了《关于埃尔兰根大学的内部组织的一些想法》一文。
他主张大学应该是“一个科学地运用理智的艺术学校”。
他对传统的让听众在其中完全持消极态度的教学实践提出批评，要求“把阐述的、解释的内容转变到生动的、活泼的认识中去”。几年前，著名哲学家康德曾主张大学较高级的学院是用来进行职业教育的，即是用来培养牧师、医生和律师的。只有低一级的哲学院才是进行与任何社会实用目的无关的“自由的科学反思”的场所。
费希特不以为然，他将对“自由的科学反思”的要求提高到大学课程的一切专业之上。费希特的文章被呈送给普鲁士首相哈登贝格，后者又转给柏林首席财政枢密顾问阿尔滕施泰因（Karl Altenstein），受到高度重视。不久，普鲁政府决定建立一所旨在扩大和介绍科学认识而不是旨在进行职业教育的新型大学，这就是柏林大学。无疑，柏林大学吸取了费希特的思想。当柏林大学于1810年开学时，费希特担任了哲学院院长，不久当选为第一任校长。
洪堡毕业于哥廷根大学，后又结识歌德和席勒等人，深受新人文主义思想的熏陶。1809年，他担任普鲁士内务部教育厅厅长，在为期仅16个月的任职中，终于将柏林大学的新理想付诸实施。他不仅参与筹办了这所新大学，更根据新人文主义思想，确立了新大学的主旨和方向。
洪堡大学思想的核心一是学术自由，二是教学与研究的统一。他反对传统大学将传授知识作为主要职能的做法，主张大学的主要任务是追求真理，科学研究是第一位的。在教育史上，洪堡是提出大学教育应当与科研相结合的第一人。他认为只有教师在创造性活动中取得的研究成果，才能作为知识加以传授，只有这种教学才真正够称大学水平。洪堡反对大学传授实用的专门化的知识，而要求传授不含任何目的的所谓“纯粹科学”，这种思想支配了德国大学达数十年甚至百年之久。
柏林大学一开办，即体现了与传统大学不同的新风新貌，尊重自由的学术研究成为柏林大学的精神主旨，洪堡提出的“为科学而生活”成为柏林大学的新校风。
大学教师应该在他们从事的领域具有专长并具有向听众传递自己的知识的能力，这是各地大学早已达到共识的起码要求，大学教师常常被视为有学问的博学之士。启蒙时代哥廷根大学改革家闵希豪生提出了第二种要求，即至少某些教授应该是能够发表著作的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