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我们的太宗文皇帝在最后一次北征的途中死去，从此大明王朝结束了一个扩张的年代，迎来了内敛而自省的年代。
无论永乐时代强势扩张的形势下掩盖着多少虚弱与孤寂，这都是一个给后世留下宝贵遗产的时代。迁都北京、重修万里长城都使得这个王朝能够更有效的应对来自北方的攻击，从而延续帝国的国祚；漕运的开通使得南北连贯起来，帝国更成为一个整体；郑和下西洋精神上的遗产远大于物质上的遗产。所幸的是明王朝的后世君主们继承了这些遗产，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帝国的平稳运转。
中国的文官们历经国初三朝才使得整个王朝开始向自己设计的体系上运转，洪熙皇帝虽然在位十个月，但他作为太子监国长达二十年。在永乐王朝还没有迁都北京的前十九年，朱棣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北京度过，而留在南京处理政事的就是朱高炽。迁都北方后，朱棣又出征在外，所以留守监国的仍然是后来的洪熙皇帝。对于皇储身份的洪熙皇帝来说，这二十年无疑是难熬的二十年，自己的父亲不喜欢自己，虽然自己被立为太子，但这个位置似乎从来没有稳当过，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拿去。自己的父亲无时无刻不在监视自己，自己一直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终是如此也经常换的父亲的无端指责与谩骂，自己不敢跟任何大臣亲近，亲近自己的大臣被父亲关进诏狱，自己也是眼睁睁的看着无能为力。现在父亲死了，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了。
朱高炽一旦登上大宝便开始大刀阔斧的对永乐时代的政策进行修正，反对朱棣北征的夏原吉被释放出来，跟自己走的近而受迁怒的黄淮、杨溥也被释放出来，这些人分别被委以重任，成为洪熙、宣德两朝的重臣；不仅如此，跟建文有牵连而被处理的官员全部被平反，他们的家属后代都从流放的边疆回到了南京，而且很多被授予官职。从这两件事情上我们迅速联想到一个人，那就是建文皇帝，的确，洪熙的作做所为跟他的哥哥建文如出一辙，但洪熙皇帝对朝政的大规模调整还在后面。
从元至正年间一直到永乐年间，中国的老百姓一直就处于奔命中。战争、修堤、迁徙、运输、伐木、营造、疏通都是伴随着百姓的事项，天下的百姓早已不堪重负，民力已经用到了极限，唐赛儿起义就是一个信号，如今永乐皇帝西去，上任的洪熙皇帝必然会中止这一切。的确洪熙皇帝继位伊始就下令停止各地太监的采购项目，所有在建和没上马的工程全部停止，取消郑和下西洋的一切事项，派出调查组前往各省调查减税和赈灾情况。但还没有等到各地调查组的反馈，洪熙皇帝就已经离去，虽然如此，但终是给宣德皇帝开了一个好头。
除了这些事情还有一件事情萦绕在洪熙皇帝的心头，那就是把都城迁回南京。在南方长大的朱高炽并不适应北方的气候和生活习惯，他更思念那个飘洒着雨丝的南方城市，那丝竹琴声、秦淮何畔、吴侬软语，我们的朱高炽似乎下定决定跟他的父亲决裂到底，如今连朱棣迁都北京这样的大事都要废除。
洪熙皇帝似乎隐藏很深，纵然对迁都北京如此不乐意，但在永乐朝他也从来没有表露出来。的确，二十年来朱高炽都是这样度过，没有人知道他内心的凄苦，大概只有他的儿子朱瞻基默默地陪着父亲承受着这一切。朱高炽几次大的危难靠的都是文臣以极其隐讳而坚决的面对朱棣的方式化解，这里虽然有文官支持的因果，但更为重要的是朱高炽的那种坚忍的性格，朱高炽深深的知道在这种微妙的时局下只能是以不变应万变，将自己深深的埋藏起来，一切都要等到自己登上皇位再说。政治需要的是等待，只有经过漫长的等待后才会开花结果。
我们的朱瞻基同学也跟他的父亲一样处于内心煎熬之中，他深深的知道如果父亲的皇位不保，那么自己也终将一无所获。父子俩终于熬过了那艰难的岁月，但此时的洪熙皇帝已经是深心具疲。
对于将首都迁回南京的事情朱高炽似乎势在必行，他将郑和派往南京任守备，将北京改为行在，派长子朱瞻基提前去南京打前站。明仁宗回都南京除了个人原因外，更为深层次的原因是从大明王朝的成本开支来考虑，的确迁都北京后大量的人力聚集北方，而粮食、物资都需要从南方转运，这些无疑加大了整个国家的财政开支，同时也跟明仁宗的行事方略不相符合。但明仁宗只是看到了局部，他没有从全局和更高的战略角度来考虑，回都南京虽然会减少行政开支，但无疑会削弱整个帝国的国防，如果当时真的回都南京成功，那么用不着等到崇祯十七年，明王朝就会出现跟南宋一样的局面。
洪熙一朝我们看起来都是对前朝政策上的调整，但有两件事情值得我们的关注。那就是派郑和任南京守备，还有李时勉事件。虽然洪熙一朝只有短短十个月，但这三个事件向我们揭露了洪熙朝一些潜在的东西，皇帝与文官的关系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融洽。
洪熙皇帝跟建文皇帝是不一样，他不像建文皇帝那么单纯，二十年的隐忍表明他是一个坚定、复杂的人，他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没有人能够影响到他。当我们打开《仁宗实录》时会看到他对于武官、勋贵、宦官的重用，在用人方面他似乎依然延续着永乐时代的主线，文官与皇帝之间的关系似乎也开始微妙起来，终于在李时勉身上爆发出来。
李时勉是御史，属于言官体系，李对问题的看法通常比较偏颇，这又是一个好冲动的人，曾因为反对迁都北京在永乐朝就受到了处理。到了洪熙朝虽然被释放出来重新授予官职，但他对皇帝重用宦官表示了明显的不满，而且对皇帝的个人生活也表示了浓厚的兴趣，皇帝对于这个人表示出了比他父亲还要大的愤怒，对于他的处罚也比永乐皇帝为甚。
李时勉的行为虽然只是一个个案，但他显然代表了当时一部分文官的看法，这些文官已经对皇帝的私生活表示出了兴趣，通观正德和万历朝，我们会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不仅如此，李时勉对于皇帝任用宦官表示出了异议，这更说明文官想把一切都纳入自己的模式。虽然洪熙皇帝在处罚完了李时勉就突然死去，但我们可以预见的是如果皇帝不死，他跟文官之间的矛盾有扩大化的趋势，届时大明王朝的政治模式向何处运转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无论是洪熙、宣德，还是朱家的后世子孙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那就是对于文官这个团体不能赋予太多的信任，既要提高他们的地位来使他们更好的为帝国服务——毕竟历史的惯性最终需要赋予他们更多的责任，但也要对他们保持压制以使朝政取得平衡。
对于洪熙皇帝移都南京，文官和勋贵的态度如何历史并没有明确表明，史书上对于这个问题既然没有记载，那么就说明移都南京一事并没有遇到太大阻力，抑或还没有展开洪熙皇帝就已经离去。
洪熙元年皇帝的死给历史留下一个谜团，史书并没有明确记载原因，只能依靠后人推测。洪熙皇帝身体肥胖，喜静不喜动，大概患有心血管内疾病，加上长期抑郁，我们可以预见的是洪熙皇帝很早就患有慢性病，洪熙元年李时勉上书责难导致了皇帝动怒，或许血压急剧升高导致脑溢血也不是没有可能。
洪熙皇帝隐忍了这么多年，到了终于实现自己理想的时候了，的确永乐皇帝一死他就把这些想法付诸实施，他等待的太久了，他希望能给人们树立一个仁德之君的形象。但李时勉的上书无疑击碎了他的这种想法，无论他做的再好，也不能令所有人满意。李时勉的上书是对洪熙皇帝的一次试探，是对洪熙之治的一次压力测试，皇帝顶住了，他发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火，几十年的怒气、怨气终于在这一刻爆发了，但是他却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大明王朝皇帝与文官的斗争或许在这一刻才真正开始。从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出明仁宗的另一面，他实际上是个气量狭小的君主。
历史划进洪熙年，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中国的文官们不需要像过去那样遮遮掩掩，但失去压制的文官集团与皇权之间的矛盾也越发显性，帝国表面的平静下实际上暗流汹涌，宣德朝以后这一矛盾开始爆发出来。洪熙之治虽然只有十个月，但它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停办大的工程和对外征战，从此帝国进入了修养生息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