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胡一桂雖然宗朱，然於其他各家各派《詩》說也能兼收並蓄，以廣《詩》思。首先，胡一桂既尊朱熹，廢毛序，故於三家《詩》說頗為重視。宋代王應麟受朱熹啟發，作《詩考》一卷以網羅三家遺說，以便「讀《集傳》者……有考於斯」。胡一桂原來將王應麟《詩考》附錄於書後以備參考，但今所見胡書最早刻本已無附錄《詩考》，只是卷首還保留《韓魯齊三家詩考後序》及《詩考序》。不過，《詩考》的部分內容還是可以在此書的「纂疏」部分見到的。例如《衛風·木瓜》纂疏就引用《詩考》所錄「賈誼謂《木瓜》下報上也」之說，並據以推論：「《集傳》以為『疑亦男女相贈之辭』，未嘗以為實然之論矣。」其次，胡一桂雖遵從朱熹，為「廢序」一派，但於尊序派之說也多載錄備覽，或以彰其謬，或與《集傳》並存而不廢。如於《鄭風·有女同車》篇載呂祖謙從《毛序》所作的論說。胡一桂交代，之所以如此，是令讀者領略一下《毛序》及尊《毛序》者說《詩》是如何的「鍛鍊羅織」。而於《邶風·簡兮》則引呂祖謙說以「姑備一說」。再次，胡一桂於纂疏部分大量纂集嚴粲、謝枋得等人的詩說，往往能發《集傳》所未及，而其大旨皆歸於溫柔敦厚之詩教。如於《詩序辨說·碩人》纂疏錄嚴氏說曰：「此詩無一語及莊姜不見答之事，但言其族之貴，容貌之美，禮儀之備，又言齊地廣饒，士女佼好，以深寓其憫惜之意而已。惟『大夫夙退，無使君勞』二句微見其意，而辭亦深婉。風人之辭，大抵然也。然當時衛人知其事者，一讀其詩，便已默然悟矣。」頗能明詩篇辭章之溫柔敦厚。又如《邶風·凱風》纂疏引謝枋得說曰：「不怨母而責己，孝之至也。韓文公《琴操·文王羑里操》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蘇文忠公詔獄，寄詩其弟曰：『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闇自亡身。』皆從此詩变化來，見為子、為臣忠厚之至。」亦其例也。《詩經》研究有漢宋之別，其中之一點即在宋儒特別注意從「溫柔敦厚」之「詩教」的角度闡發《詩》篇大義。胡一桂的引證，就表明了這樣一點。總之，《詩集傳附錄纂疏》所引諸家之說，或豐富對詩篇辭章義理的理解，或顯明了宋人的學術取向，這都是胡一桂此書的價值。
第四，還有一點值得重視，即《詩集傳附錄纂疏》在文獻輯佚方面的價值。例如，胡書中保留了不少朱熹《詩集解》的內容。朱熹注釋《詩經》歷十餘年，《詩集解》是其注釋《詩經》的第一稿，後來由於對《詩集解》頗為不滿，朱熹不斷地對其進行修改。今日所見《詩集傳》當是朱熹晚年《詩》學研究的論斷。《詩集解》大約未有定本流傳，所以，現在我們一般衹能從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嚴粲《詩緝》等書中鉤沉。胡一桂所錄朱子《初解》雖也多有從呂氏、嚴氏書中抄錄者，但也有一些不見於呂氏、嚴氏之書，如《皇皇者華》首章纂疏：「朱子《初解》：『此詩君以戒夫使臣者，托於其自道之詩以發之，詩之忠厚如此。』」可知胡氏所引「朱子《初解》」或非全從呂氏或嚴氏之書中抄出，而是別有所傳。若想對朱熹《詩集解》進行輯佚，胡一桂此書不容忽視。再如，書中所引不少謝枋得的說法亦不見於清吳長元所輯謝氏《詩傳注疏》，如《常棣》首章纂疏：「疊山謝氏曰：『同根共幹，相依而不相離，如人之兄弟，出於同氣，以天屬者，不可解也，以常棣華鄂觀之，凡今之人相親相愛，生死可恃者，莫如兄弟矣。』」可補輯本《詩傳注疏》之缺。此外，我們在核對本書引文的過程中發現，胡書中所引曹粹中的說法，也有部分不見於近人張壽鏞所輯的曹粹中《放齋詩說》（《續修四庫全書》本）。相同的情況還有胡書中所引王安石的一些說法條目，也未見於今人邱漢生所輯校的《詩義鉤沉》（中華書局1982年）。此書在過去較為希見，所以重視輯佚的清人亦未能使用。也正因如此，本書在《詩經》亡佚著述的輯佚方面，還有其較高的價值。
當然，《詩集傳附錄纂疏》也有一些不足。如「纂疏」部分，胡一桂固然在纂集不同學者注釋的同時加進了不少自己的按語，但表達自己看法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情況是對前人之說尤其是尊序者之說的紹述與認同。創建性不足的短處，是很明顯的。另外，「纂疏」部分收錄的文獻量颇大，引文錯訛現象較為嚴重，顯示出著作者學風不够嚴謹。
總之，《詩集傳附錄纂疏》對朱熹《詩集傳》的注解，一方面不忘章句訓詁，一方面也在努力探求經傳在義理和情感方面的內涵，體現了元代前期《詩經》學的一些特點。雖係纂集著述，也有一定的思想性。在文獻輯佚方面也有較高價值。元代中後期的一些《詩經》學者如劉瑾、朱公遷等在他們的《詩經》學著述中都援引胡一桂的說法，又可見此書在當時的影響還是不小的。
《詩集傳附錄纂疏》又名《朱子詩傳纂集大成》，《四庫全書》没有收錄。此書著錄於《千頃堂書目》《經義考》《愛日精廬藏書志》《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等。本書流傳極少，朱彝尊《經義考》和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均作八卷，朱彝尊又將其稱為《纂疏附錄》，疑皆未見其書，是承襲《千頃堂書目》的訛誤。
《詩集傳附錄纂疏》現存元泰定四年建安劉君佐翠巖精舍刻本，現藏國家圖書館，《續修四庫全書》經部詩類影印此本，《中華再造善本》金元編經部亦以此本影印。復旦大學圖書館藏題名為《詩集傳附錄纂疏》的明抄本實為另一書。
本次整理以翠岩精舍刻本《詩集傳附錄纂疏》為底本，校以他書。他校法的使用是主要的。《詩集傳》部分用四部叢刊三編影印本《詩集傳》對校，又以此本為殘宋本[2]，故殘缺部分復以國家圖書館所藏宋刊明印本對校。《詩集傳》部分遇有異文，一般據宋本《詩集傳》改定，並出校記。若确認宋本有誤，則據他本改定，亦出校記[3]。「附錄」部分，主要以中華書局整理本《朱子語類》校對。「纂疏」部分所引諸家之說，能找到原書者儘量擇原書善本校對；原書散佚的，則參考他書所引相同引文加以校對。
如上所說，本書徵引了大量文獻，且所引文字與原文字句有出入者甚多，有的是中間省略，有的則前後順序顛倒，有的將注、疏合併引用，有的用自己的話總結原文大意，等等。本次整理核對書中引用文字，凡引述與原文大意不差者，一般不出校；凡所引與原意有異而文意可通者，則出校記著錄異文；凡引文字詞明顯錯誤或刪節太過以致文句不通者，則或出校記写出原文，或據原文適當改補，並出校記以說明之。
書中的避諱字、異體字、俗體字及常見的刊刻錯訛字，如「已」、「巳」與「己」，「穀」與「榖」等，一般迳改，不出校記。
版式上，本書《詩經》原文頂格起，排以宋體大字，朱熹《詩集傳》則低一格用宋體小字，胡一桂「附錄」、「纂疏」又低一格用楷體小字，以清眉目。
本次整理，得到了國家圖書館古籍館、復旦大學圖書館和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的幫助，校點初稿主要由熊瑞敏、曹繼華、吳嬌、邢毓南、徐逸超等完成，最後由李山校讀全書，改正了一些錯誤。此外，李曌宇、李劭凯、郭鵬等同學也付出了不少勞動，特於此謹致謝忱。限於學識和時間，我們的點校本難免有不足和錯誤之處，敬請讀者不吝指正。
熊瑞敏李山
二〇一三年五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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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劉毓慶《歷代詩經著述考》（中華書局2002年）著錄宋高頤撰《詩集傳解》三十卷，劉氏據其書名，疑「當為疏釋朱子《詩集傳》者」，又以「高氏略晚於朱子，其時詮釋《朱傳》之書尚未之見」而疑其與明初高頤所撰《詩集傳解》為同一書而誤分為二。今按：劉書著錄宋高頤《詩集傳解》本於朱彝尊《經義考》，朱氏又本於明柯喬遠《閩書》（今有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整理本）。然考《閩書》卷一百二十三載高頤所著為「《詩集傳》《解》各三十卷」，則朱氏所錄已誤，劉氏又襲其誤而生疑。而劉氏《歷代詩經著述考》又著錄宋戴亨撰《朱子詩傳辨正》（又名《朱子詩解》），或為疏釋《朱傳》者，然其書亦亡佚，其體例無由得知矣。故疑胡一桂《詩集傳附錄纂疏》或創此全錄《朱傳》而加以疏解之體例也。
[2]按：四部叢刊三編影印本朱熹《詩集傳》自卷十二《小雅·蓼莪》第三章朱傳「則無所恃」四字起，至卷十七《大雅·板》實非宋本，而係據他本補抄配齊。五十年代初，王重民先生從美國拍攝了現藏台北「中央圖書館」的宋刊明印本《詩集傳》膠卷回國，現藏於國家圖書館。本書對《詩集傳》部分的校對，以四部叢刊宋本部分對校，宋本殘缺部分以國圖膠卷對校，可以說是以完整的宋本《詩集傳》作為對校本。
[3]按，《詩集傳》部分的校勘還參考了趙長征點校的朱熹《詩集傳》（中華書局2011年）的校勘成果，謹致謝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