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方小燕：《广州方言句末语气词》，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
[98]邢向东对陕西晋语、神木话的语气词颇有研究，在《中国语文》等刊物上有多篇论文，后来集中体现在他的两部专著《神木方言研究》（中华书局，2004）和《陕北晋语语法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
[99]本节主要内容曾以《汉语语气词研究的当前课题》为题发表于《新亚论丛（九）》，香港，国际教科文出版社，2007。
[100]郭锡良：《先秦汉语语气词初探》，《古汉语研究》1988年创刊号、1989年第1期。
[101]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第257页。
[102]孙锡信：《近代汉语语气词》，北京，语文出版社，1999，第127页。
[103]陆俭明：《现代汉语里的疑问语气词》，《中国语文》1984年第5期。
[104]胡明扬：《北京话的语气助词和叹词》，《中国语文》1981年第5、6期。
[105]徐晶凝：《现代汉语话语情态研究》，北京，昆仑出版社，2008。
[106]孙锡信：《近代汉语语气词》，北京，语文出版社，1999，第20页。
[107]宋绍年：《〈马氏文通〉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103～104页。
[108]朱德熙：《自指和转指：汉语名词化标记“的、者、之、所”的语法功能和语义功能》，《方言》1983年第1期。
[109]梅祖麟：《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第543页。
[110]宋金兰：《汉藏语是非问句语法形式的历史演变》，《民族语文》1995年第1期。
第三节有关本书研究思路及语料选取的说明
一、有关思路、方法
研究汉语可以有三种视角：第一种是纯汉语的眼光，也就是局限于汉语，努力去发现汉语的语言事实和规律，找出汉语的个性；第二种是印欧语系（或其他语系）的眼光，也就是立足于汉语之外的某种语系，以他种语言的语言事实和规律来解释汉语；第三种是普通语言学的眼光，也就是立足于人类语言的共性及不同语言的类型差异，从功能、认知的角度来解释汉语事实。这三种眼光自然有高低、优劣之分。纯汉语的眼光，固然可以发现很多汉语所具有的语言事实及规律，但是只局限于汉语，往往会将一些语言共性误作汉语的个性，或者对某些语言事实的揭示和解释缺乏应有的深度；从某种语系比如纯印欧语系的眼光来看汉语，对汉语的研究往往会削足适履，所以早就被汉语学界所批判和摒弃；从普通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汉语，近年来随着认知语言学、语言类型学等的兴起，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重视。不同语言之间有共性也有个性，只有对别种语言知道越多，才能对所研究的语言有更深入的了解。从大量语言中抽象出来的语法规律往往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对汉语的研究自然也有所裨益。不过真正的普通语言学视角却非一般学者所能做到，根本原因在于学者不但需要具有深厚的语言学理论素养，同时还需要对不同语言有一定的了解。本人学养不够，自然不敢遑谈普通语言学的眼光，不过在当前语气词研究进展缓慢的大环境下，尽量借鉴某些有益的理论和方法，联系其他语言特别是汉藏语系一些语言来研究汉语语气词，却是本人的理论追求。当然，借鉴他族语还有一个语料的鉴别问题，比如中国境内有丰富的民族语言，吸收民族语言研究成果当然对汉语的语气词研究很有参考价值，但是境内民族语言的语气词研究并不充分，已有成果哪些可靠现在还缺乏足够的了解，所以我们的宗旨是慎重，必要时宁愿放弃某些可能有价值的资料。
以前的历时语气词研究，关注的主要是语气词的语气义，探讨语气词的形成时则往往着重寻找形式标志及确定产生时代，至于具体的演变途径及演变机制反而着力不够。近年来，随着语法化理论的发展，语气词的研究有了新气象，表现就是溯源热潮的兴起。比如上古汉语疑问句尾“为”字的研究，就很好地体现了这点。本书的重点是描写汉语语气词发展演变的过程、特点，并探求其间的规律和机制；在研究中，我们将尽量吸收语法化理论中有益的成果。对单个语气词，重在找出它产生的具体时期，寻找有效的形式标志，同时尽量处理好语法创新与语法演变的关系，探讨其间的具体机制、规律；一些语气词，在长期的使用中，语气义及使用的语境都有所变化，对它们的发展演变轨迹进行功能和动因解释也是我们的工作。对语气词系统，则主要从范畴的角度，考察它在不同时期的变迁。
功能语言学强调交际、语用等因素对语法的影响、制约作用，作为主观性程度极高的语气词，它们发展演变的成因往往需要在话语规律层面上去寻找。主观化是历史语法学界提出的一个新术语，既是一个共时的概念，也是一个历时的概念，指的是语言为表现主观性而采用相应的结构形式或经历相应的演变过程。主观化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语义——语用的演变，即意义变得越来越依赖于说话人对命题内容的主观信念和态度。我们将尝试借鉴国内外有关主观化的理论，探讨汉语语气词在形成中的主观性特点，以及主观性在语气词发展演变中的制约作用。
在鉴定语气词语气义的时候，我们将尽力排除掉句子的句式义，并尽力去寻找某些形式标志。
顺便说几句有关研究中注重描写还是解释的话，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中国的语言研究以前侧重描写，现在大家都提倡解释，但是现有的研究哪些是描写哪些是解释恐怕很难分清，这主要在于如何理解描写与解释。在描写的基础上进行解释，这是语言研究的必然道路；不过如果将研究道路看作是一个螺旋式发展的过程，那么描写和解释就都是相对的，一个低层次的解释往往是后一个高层次解释的基础，即低层次的解释同样可以看作是为高层次解释而作的描写。从已有成果来看，汉语史上差不多每一个语气词都已有所涉及，但是研究上的涉及不等于研究的透彻，一些语气词的产生、发展、演变现在还不是十分清楚，从这个层面来说，对语气词的发展演变进行描写是必不可少的。同样，我们也将尽力对已有语言现象进行解释，揭示其间的机制和规律。
二、时段划分及语料的选取、标注
先秦至唐五代，时间跨度极长，文献资料十分丰富。对历史语言研究来说，丰富的、具有连续性的语言文献资料是极大的便利条件。但是，从甲骨卜辞到晚唐五代，历时两千余年，已有的语料不但体裁多样，而且某些语料地域性很强（即有方言跟通语的区别问题），再加上撰作者的个人风格，这样，已有语料就十分庞杂。对历史语言如何分期以及选取语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对我们的论文也有很大影响，弄得好就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否则就会陷入材料的迷宫。
分期时，我们主要依据目前学界较通行的观点将先秦至晚唐五代分为三个时期，具体为：先秦至西汉、东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这样分期又充分考虑到了语气词的发展特点：春秋是语气词的发生期，战国末至西汉，上古汉语的语气词系统得以发展成熟；东汉魏晋南北朝是语气词继承和发展的阶段，继承指这一时期语气词直承上古汉语中的文言语气词，发展主要指在佛经等文献中语气词有了很多变化，同时辐射到中土文献；唐五代则是中古向近代汉语发展的过渡期，语气词自然也有诸多新的特点。对这三个时期的语气词考察也就构成本书的主体（第二章至第四章）。
关于语料的选取，我们的做法是：在考察单个语气词的衍生及发展演变时，涉及的语料基本包括各时期较有代表性的经史子集等文献，这样做的目的是不局限于某些语料，而以语言事实为主，不让语料的限制成为我们研究的桎梏；在描写语气词系统时，我们先在先秦至唐五代这一历史长河中截取了三个时期（战国末至汉初、南北朝、晚唐五代），然后在各个时期各选取一定的具有代表性的语料，这样做的目的既在于方便考察，又使语气词系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至于描写各时段语气词系统时所选取的具体语料，我们在该节都有一个简单说明。
在对各语气词进行考察时，我们的关注点及考察角度可能并不完全一致，因而在结构上本书略有一点散。这一方面源于不同语气词在文献中的表现不一，另一方面，我们的工作是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而各语气词的已有研究在深度、广度上并不相等，这样就造成我们对各语气词的考察角度、重点也不完全相同。我们的原则是：尽量借鉴已有研究成果，以解决问题为主旨，或阐发、或补充、或归纳总结，而不强求本书结构的整齐划一。
关于语料出处的标注问题，本书涉及语料时间跨度较长，上至甲骨卜辞、下至元曲、明代小说，且比较庞杂，既有出土文献，也有传世文献，甚至还有少量的域外文献（如《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等。传世文献中既有诗词曲赋、史书、笔记、文集，也有不少佛教译经。因而本书语料的标注采取一种趋简性原则。具体如下：①诸子、史书如《论语》《史记》《战国策》等一般只直接标出书名及具体章节，例如《论语·述而》《史记·项羽本纪》等。②诗词曲赋一般标出作者，如果作者为人们所熟知，则不标朝代，如杜甫《奉汉中王手札》、关汉卿《窦娥冤》等；如果作者不为人们所熟知，则加标朝代，如唐·刘商《登相国寺阁》等。③笔记小说、文集一般都标出朝代、作者，有章节、卷数的标出章节、卷数。④佛教译经一般标出译者及所处时代，有章节的也标出章节。⑤出土文献一般加标“马王堆汉墓帛书”等字眼。⑥转引的语料，都以原作者所标出处为准。
